访谈︱李维明：国博对司母戊鼎的改名“只是更名，不是正名”

【编者按】2010-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将馆藏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引起社会对这件商代最大青铜鼎的关注和讨论，这尊国宝究竟该如何命名，至今仍有争议。国博研究馆员李维明历时四年多时间对这件馆藏大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澎湃新闻请他谈谈对大鼎出土故事和大鼎更名性质的认识。

李维明与司母戊鼎

澎湃新闻：司母戊鼎的出土有怎样的故事？

李维明：这段故事发生在河南安阳殷墟。殷墟是商代“盘庚迁殷”的首都，《史记》中就有殷虚的记载。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发现商代宫殿基址、王陵大墓、甲骨窖藏坑、祭祀坑等重要遗迹，获得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白陶等遗物，使殷墟扬名海内外。1937年下半年，侵华日军占领安阳，对殷墟实施盗掘，劫掠文物。

有关大鼎出土情况最早主要见于1946年《中央日报》、《申报》报道。传说出土时间为1939年，由武官村农民挖出，因挖掘不慎，双耳俱损，一耳遗失于土中。伪县长杨隆准的日本顾问井东三郎获悉消息后，责成宪兵队立案侦获，拘捕部分当事人刑讯追索。安阳飞机场警备队长黑田荣次采用怀柔手段，欲用千万元伪币购买及安排任伪职予以利诱，但终未得逞。据传当时部分当事人用一个小的文物（何物不详）瞒过了日伪，而大鼎被重新埋藏地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军在这一带对峙，安阳成为战区。1946年7月，安阳县府姚县长获知大鼎埋藏地点，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挖出大鼎，用大马车运至县古物保存文员会，陈放在大殿中展示，最初称它为“炉”，后称“鼎”，时代推断为周或殷。同年10月31日，为了时任国民党主席蒋介石60寿辰，安阳县参议会拟修建“中正亭”，将此鼎永留县。未料10月26日下午三时，驻安阳军事当局总司令王仲廉派员接收该鼎，作为祝寿礼品运往南京，交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

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大鼎

50年代以来，一些书刊陆续刊出文章，不同程度地介绍大鼎的出土情况，补充了一些细节，如先后有20至40余人参与挖掘，区公所曾用两个排的兵力保护挖掘现场，古董商以20万银元唆使村民分解大鼎，日伪闻讯数次搜查等。但由于大鼎出土时遭遇战乱与盗掘的历史背景，致其出土事迹失于时录，今天所见相关报道均为追记，详实程度不一，使这段故事扑朔迷离，留存诸多待解之谜。

澎湃新闻：司母戊鼎当初是由谁命名的？能否知道古人如何称呼该鼎？

李维明：对于这件大鼎的铭文释读始于1946年。7月大鼎收归国有后，10月上旬《申报》特派员邵慎之（是年28岁）到安阳作实地采访，在10月27日的报道中将大鼎铭文释为 “后妻戊”、“后戊妻”或“妻戊”。受器人为戊太太，铸器人为丈夫（商王大戊）。邵氏将铭文最上一字首次释“后”，以及铭文释读提出的三字方案和两字方案，对以后学界有关大鼎铭文释读探讨具有重要影响。

早年赴法留学的文学博士，专门研究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的学者张凤（是年59岁），在阅读《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有关大鼎报道和邵氏文章后，于11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认为应从形式上将它命名为“方鼎”，由于“方鼎”的名称仍嫌广泛，最好再能冠上铭文加以限制。

1946年11月17日，《中央日报》刊出张凤考释大鼎铭文的文章

张凤认为上一字释“司”，象耜形（锄头），也象织机上放纱的叉形，象征治理意义，代表职司；右下字，释“每”，因字通借作“母”；左下字，像一把长柄大斧，赞同邵氏说法，释为“戊”。因此他主张这件大鼎该叫做“司母戊方鼎”，意为当时某人替他母亲戊造的一件祭器。该文发表日期晚于邵氏文章21天，学术意义在于对大鼎铭文提出了“司母戊”这一新的释读方案。大鼎收藏单位中央博物院采用了“司母戊”这个释读方案，之后收藏大鼎的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2010年之前）相继沿用这一称名。

就文字音韵学研究而言，虽然音韵学家已经就以北京话为代表的今音查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周秦两汉时期汉语语音系统）韵部、声纽、声调取得了拟音成果，但对于更早的商代语音系统是否适用，无从验证。所以不能确切知道商朝人如何称呼该鼎。

澎湃新闻：司母戊鼎是国博的镇馆之宝，它为何如此重要？

李维明：以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价值为标准，可将文物区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两类。中国古代青铜器多属珍贵文物，其中作为一级文物的青铜器应当具有造型、纹饰精美，能代表一个时期工艺铸造技术水平，有确切出土地点可以作为断代标准，铭文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历史人物或书法艺术，在工艺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等特点。这件商代大鼎属青铜重器，被定为一级文物，有着极高的文物价值。

20世纪90年代，大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

从历史价值看，大鼎自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作为“中国通史陈列”展示商王朝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物。

考古发现，商代大型方鼎居当时青铜鼎之首，具有很高的等级，当属王室使用重器，多见于商代都城。如商代早期都城亳（今河南省郑州商城）出土8件方鼎，商代晚期都城殷（今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不少于21件长方形鼎。

这尊大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显示其用作祭祀一位周祭排序在戊日的先妣（多认为是作器者的母亲），参照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可知，受器人应为商王所奭妣戊，作器者为一代商王，从而决定大鼎体征规格属王室重器。因此，大鼎对于解读商代晚期特定文化遗存的时代、等级制度、周祭制度、宗教意识、历史人物（商王及配偶）等问题可以提供重要的参照和线索。

从科学价值看，大鼎体量居商代青铜鼎之首。制作这样宏大体量的铸件，其工序流程涵盖当时铸工的各个方面，即设计、模型、备料、铸型、制范、合金配料、熔铜浇铸、修治等，是了解当时铸造工艺的范例。其中有四点工艺具有典型意义。

合金比例：将大鼎耳部取样分析，与商代早期铜方鼎合金比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大鼎合金中铜的比例略有降低，锡的比例有所升高，铅的比例有较为明显的升高。加锡还可以降低纯铜熔点，提高铜合金硬度和色泽；增加铅的比例可使铜液在浇注时具有更好的流畅性。

熔铜浇铸：殷墟铸铜遗址发现有直径30—108.5厘米的草泥熔铜炉，学者推断铸造875公斤重的大鼎需准备1200—2000公斤左右铜料，用大型熔炉熔铜浇铸。

分铸合铸：鼎体与耳分铸完成，最后合铸一体，这一铸造工艺可以看作周代以后逐渐流行分铸法的先河。

间隔空足：大鼎四足主体为空心，足壁与鼎腹厚度接近，其中留有间隔，有内范填充其中。这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工艺，既兼顾青铜收缩应力一致，避免足与腹连接处开裂，又增加足部的承重力度。

大鼎间隔式空腔足

从艺术价值看，主要表现在造型特征、纹饰和铭文三个方面。

造型：长方形造型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晚期。有学者据大鼎腹高与长之比约等于0.6，近“黄金分割”的常数0.618，认为这比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认识要早500年。

纹饰：大鼎自耳至足，装饰由云雷纹为底纹、托浮兽面纹样的多层花纹。纵览商代晚期铜长方鼎纹饰，像大鼎这样以单元带状纹样为主题作回形布局，间以局部素地，使鼎体纹饰在疏密中透现空灵，在耳、体、足部按照不同寓意穿插诸多具有神格化的动物形象（龙、虎、牛、羊、人等），这样的纹样布局和纹样特征为其他方鼎少见。

大鼎造型结构与纹饰特征示意

铭文：大鼎腹内铭文是目前所见商代金文字体最大者，辞例为商代文辞首见，笔画波折代表了商代文字一个发展阶段的特征。

澎湃新闻：对于司母戊鼎，您曾说过“越是熟悉的东西越陌生”，为何会有这种感觉？

李维明：人们常说的“熟视无睹”就是这个意思。司母戊鼎连中小学生都知道，我原以为有关这件大鼎的基本信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直到国博对大鼎更名引发社会关注与讨论。我是研究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的，所以学界朋友就此询问我的意见，这才促使我开始关注这件大鼎。然而每当我走近这件大鼎，都会感到对这件大鼎内涵知之甚少。虽然有关大鼎的介绍材料数以百计，但有些信息之间存有明显的差异，疑惑由此而生。从2012年起，我开始系统地收集相关材料，经常带着单位介绍信和干粮到国家图书馆查阅1949年以前的报刊和台湾出版的学术刊物。往返途中经历的烈日与寒风、春节期间图书馆少有寂静，这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历经四年多的时间，我对大鼎内涵做了较为全面的学习和研究，涉及出土、流传、纹饰、铸造、铭文释读、学术史、文物价值等多个方面，最为深刻的感受是，探究其中仿佛置身于小宇宙大乾坤中，虽倾力而为，但仍有许多问题不得其解，有待后学继续探讨。以大鼎出土具体地点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相传大鼎的出土墓进行了钻探。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了这座墓，编号84AWBM260，有学者甚至称其为“司母戊”墓。这是不是定论呢？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殷王陵14座大墓材料进行学习，结果却是“不一定”。因为传出大鼎的这座墓，面积在殷王陵区诸大墓中排序约在第11位，其一条墓道等级也低于四条墓道大墓和两条墓道大墓，作为商代第一大鼎与这座墓所居等级不甚相称。在没有确证该墓出土大鼎的情况下，大鼎有无可能出自其他大墓？我觉得该墓北部一座四条墓道的大墓（编号1400）值得注意。

李维明关于司母戊鼎的卡片

澎湃新闻：国博改“司母戊鼎”为“后母戊鼎”的依据是什么？在您的研究中，您认为国博“只是更名、不是正名”，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李维明：更名前，馆内部分主“后”者认为，称“司母戊”是不对的，称“后母戊”是对的，由此看来更名动机是为大鼎正名。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后”是指母戊的身份，称“后”代表她为商王之后；第二，以20世纪70年代安阳五号墓（妇好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有释“后母辛”“后辛”例证，支持“后”说；第三，商代文字的写法有时向左向右可以相通。

国博将馆藏大鼎更名为“后母戊鼎”，我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玉芝研究员、考古研究所曹定云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葛英会教授相继发表学术论文、表达不同意见。这几位学者是商史、商代考古学、甲骨文研究领域的专家，文章涉及大鼎称名问题。综合诸文主要论点：

1、商代无“后”字。商代卜辞中有“毓”字，本意指生育，引申义指先公先王或後。“后”（王后意）字的出现，时在周代。

2、如释“后”（王后意）则有些辞例讲不通，如“后父”“后犬”“后羌”等。

3、商代卜辞、金文中出现的“

”“

”是一个字。从字形结构、造字本义、辞例分析，当释“司”。在相关辞例中主要用作祠、祀（祭祀）或嗣意。

馆内部分主“后”者给出的理由也需要再推敲：虽然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将安阳五号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释“后母辛”，“后辛”，但也有学者释“司母辛”“司辛”；还有学者对该墓相类金文辞例中出现的“

”“

”，左向者释“司”，右向者释“后”。显然，学者对该墓出土金文中的“后”“司”之辨，至今仍属学术讨论范畴。另外，虽然商代部分文字写法有时向左向右可以相通，但并不限于“后”字，也适用于“司”字。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在国博将“司母戊”更名为“后母戊”之前，未见馆内学者就该鼎称名有研究专论发表，有迹象显示部分主“后”者主要是信从部分名人之说，受他人影响，如20世纪60年代，有台湾学者对“后”说作进一步论证。主要论点是，卜辞有“后”，卜辞、殷周金文或有写作“

”形，是正反书之证，实为一字。据传世文献（如《尚书》《左传》《礼记》）记载，认为借“后”为皇王帝后之称，遂借为皇妃之后。70年代，有学者将安阳殷墟五号墓（妇好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释“后母辛”“后辛”，并引春秋时叔夷镈讲成汤伐夏后，“后”字也写成“司”，古文字没有左右向的区别为据。认为“后”字专属于王后，或为武丁之后。

事实上，学界对这件商代大鼎的铭文释读，在字数、字序、字意等方面均存不同认识，可见多种释读方案（如后妻戊、后戊妻、后母戊、母后戊、司母戊、妻戊、姤戊、后戊等），涉及大鼎铭文的“后”“司”“母”“女”三字或两字释读方案等问题，至今仍属学术讨论范畴。据此判断，国博以“后母戊”替代“司母戊”称名大鼎应属更（择换）名，尚无确证为正名。对于这个问题，我专门写了《“司母戊鼎”更名现象观察》一文，2016年发表在《古代文明》第10卷，欢迎专家学者讨论。

2013-2016年，李维明研究司母戊鼎部分学术成果

澎湃新闻：博物馆如果想对一件文物改名，尤其是像司母戊鼎名头这么大的文物，它的正规流程应该是什么？要怎样改才是对社会和公众负责？

李维明：文物称名，一般依据自身文字自铭，或参照文献记载，或采用约定俗成等方法。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以国博藏文物为例，文字自铭可能有不同的释读方案，比如司母戊与后母戊；对文献记载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玉衣与玉匣；约定俗成有时难免有随意性，比如一件称名“偶方彝”的商代青铜器，据说就是两位专家，一人认为像两件方彝连为一体，另外一人随口说那可不可以叫偶方彝呢？就这样得名了。这些问题都需要学者踏下心来，板凳坐得十年冷，通过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寻出确证，以判断原称名的正误。根据新材料或新的研究成果矫正以往文物称名，是学术意义所在。

我认为对一件文物改名，应先后把握三个程序：更名前，应充分掌握相关文物信息，深入分析，取得前期学术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提出更名理由。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门的学术论证，在形成共识或主流意见后，决定是否实施学术意义上对文物的更名。对一级文物更名，应报请文物管理部门核准备案。更名时，应公布相关学术论证报告或论文说明理由。更名后，应对来自社会（学界）的不同见解有所回应。

此外，对具有较高社会认知度的文物更名，除学术意义外还应兼顾社会影响。比如国博将大鼎更名为后母戊鼎，但社会对司母戊鼎称名并未因此终结，司母戊鼎称名仍多见于学术刊物、大学教材和相关展览。近年来，我曾多次驻足观察这件大鼎，亲闻有观众议论“这是后母戊鼎，还不是司母戊鼎。”“还有后母戊鼎！以为只有司母戊鼎。”“后母戊鼎，最近才挖出来的。”“司母戊鼎应该比这个大。”“后母戊鼎在这儿，司母戊鼎在哪儿？”“后母戊鼎，那不是镇馆之宝”……从而印证了一位主“后”的甲骨学者（王宇信先生）曾经的告诫：“称‘司母戊鼎’已多年，约定俗成，一仍其旧，不改也可以，以免造成新发现一件‘后母戊鼎’之误。”

我认为，如果确证文物原称名有误，又能够确证其正确的称名，就应当按照程序实施更名，更名时应向主管部门备案，向社会说明原因。如果暂时拿不出确证，就应当把认识分歧留在学术范畴内继续研讨，将原称名看作是一个约定俗成具有统一意义的指代符号，以免引起社会观众将同一件文物误解为两件不同器物。这样做才是对学术负责、对社会负责。

其实，以铭文作为指代性元素称名这件商代大鼎的初衷是区别于其他商代大鼎。迄今已沿用数十年的“司母戊鼎”称名，作为一种限制性指示符号，广见于历史教科书、工具书、学术刊物、科普读物、旅游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甚至用作商标和公司（厂家）名称，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为避免同一件商代大鼎因不同称名而导致社会误以为指代不同器物的现象发生，除正常的学术探讨外，在学界对其铭文释读决出正误并形成共识之前，对这件商代大鼎还是统一沿用社会（学界）认知度相对较高的称名为妥。

李维明创作的司母戊鼎水墨画 70厘米×135厘米

澎湃新闻：您就司母戊鼎更名现象提出的认识与国博主张不同，您在国博工作，会不会有所顾虑？

李维明：我一直认为如何称名这件大鼎属于学术问题，学术研讨中出现不同的认识实属正常现象。学者求真，这是真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我的老师邹衡先生是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名家，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名人、不畏人多势众、不计个人得失、重视基础工作、善于汲取前人成果、勇于校正自己的学术观点、勇于开拓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在坎坷的学术道路上前行。我倒觉得如果有不同认识不敢表达，患得患失，甚至没有研究就随声附和才是对学术的不负责任，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李维明著《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