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中关村里的科技人员和小商小贩

【编者按】

宁肯写了本《中关村笔记》，记下了伴随着中关村发展一路走来的一些“普通人”。宁肯说，中关村有各种各样的底层人物，卖光盘、办证的，但同时也有不少梦想家、企业家。在他看来，这是块北京城里最具包容性的地儿，有科技人员，也有小商小贩。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一个时代闪光的缩影，没有中关村，北京又会是什么样呢？在他心中，“中关村改变了北京，也改变中国。”

8月5日晚的北京涵芬楼书店，宁肯与徐则臣、吴甘沙、苏菂相聚一堂，聊了聊中关村那些年的那些事儿。以下是他当日发言的整理：

刚才第一位主持人说了一句话，让我有点意外，也有点惊喜。因为她打开了我的思路，我还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没有中关村北京会是什么样呢？这个问题其实问出了我为什么要写《中关村笔记》这本书。在书里，我引用了一段登山家的话：“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儿。”这是关于登山非常著名的回答。

我为什么要写中关村呢？因为我觉得中关村在那儿，它是一个存在，像山一样的存在。这么多年来，每天我们看着它发生变化，存在于争议之中。过去，有人叫中关村是“电子一条街”，又过了一阵管它叫“骗子一条街”。中关村有各种各样的底层人物，卖光盘、办证的，也有梦想家、企业家，有科技人员，也有小商小贩。

那时候，我们不相信中关村真的会发展起来。但是现在，中关村正是在各种争议中发展了起来，并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我曾看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叫《这里改变世界》，那本书写了美国的硅谷。我没有想到这本书也提到了中关村。它用一种质疑的方式在写，但这种质疑让我特别惊讶，作者说“虽然中关村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生力军之一的联想已经战胜了老牌的IBM，但中关村只是战胜了过去的硅谷，还没有战胜现在的硅谷或者未来的硅谷。”说实话，我觉得中关村能够战胜过去的硅谷都超出了我的想象。这本书说道，现在硅谷已经是自媒体的时代，是人工智能的时代等等，但中关村缺少移民人才，作者对中关村进行了质疑，但赞扬了以色列。可是，我却从他的质疑中看出了中关村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对中关村的了解有一个过程，它的确非常像中国这么多年发展的缩影。以前，我们对未来感到迷惘，总在想中国能赶上世界吗？那时，我们跟世界差得那么远，那时的中国乡镇企业不断地山寨别人的产品，但我们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而中关村恰恰也是这样一种状态。现在，中国成了世界上绝对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尽管还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通过中关村来记录中国这段历史。同时，我也想通过这样一段历史来梳理中关村有哪些非常值得我们汲取、能够给我们启发的、或者说现在依然需要坚持的东西。

前两天《新京报》的记者采访我，他问为什么中关村能够成为世界三大科技创新地方之一？我说，中关村这有很多大学、科学院的院所，这是支持它的力量。那位记者问：“世界上具备这样条件的地区也有，为什么他们没有成为另一个硅谷呢？”我想到了两点，这和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关村第一人是陈春先。那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他到了硅谷，看到教授可以办公司，科学家可以办公司，看到了科学成果和市场直接对接起来，他有了想法。1979年，我们刚刚否定了“两个凡是”，还处在非常教条的社会里。陈春先带来了这种新的经验，但在当时的体制下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可是这种困难没有阻止得了他。

我想是因为我们中国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这场灾难让国家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就个人而言，我们感到了巨大的压抑。国家和个人绑到一起，全部吃了非常大的“亏”，受了极其深刻的教训。所以我觉得“文革”之后，每个人实际上都有类似于火山爆发的一种东西，这种动力就是要解放，要“干事儿”。过去，人和国家绑在一起干不成事，现在大家可以分开了，就有了机会。那些看到某种可能的人，那些有本事的人，他们再也压抑不了自己了。

不仅仅是中关村，我认为当时这种情绪让整个中国都处在火山爆发，那是一个拥有巨大发展动能的阶段。这个动能实际上是从国家的体制到个人生活的进步。在全世界的发展史上，没有像中国那时这么极端的。我认为“文革”是从反面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发展动力，让我们认清个人要发展、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富强。

我在书里写了一个例子，王洪德。他是中关村早期京海公司的老总之一，他的故事能反映中国人在旧体制下的那种压抑。他很早被打成右派分子，一直饱受压抑，个人发展不起来，受到批判。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了，每个人开始释放能量，他就有自己的机会。社会稍微有一点缝隙，他就出来了，干成了自己的事业。当时，他能干的只是非常小的事情，那是在体制内能干的活，最后他觉得一定要突破体制，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那时候，他接到第一个工程是给北京大学建一个计算机房。结果选址有问题，但又改不了了。那个选址地下是一个大泥潭，要把地基坐牢就要往那个泥潭里注水泥，结果一车一车水泥都填不满。这事完全超过了他预计的工程量，后来有一天他急了，耳朵失聪，什么也听不见了。那时面临着工程到底还干不干的选择，他出院以后以身示法，跳到泥浆里面和大家一起玩命地干，最终把地基打牢了，房子也建了起来，工程算是完满了。虽然推迟了好几天，但他挣到了第一桶金。这桶金对王洪德来说太重要了。像他这样的人，身上就是有精卫填海的精神。我从他的故事理解到那时代的一批中国人想要解放，想要发展，想要奋进，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在书里写了十几个个体。我没有采取宏大叙事，没有像历史教科书一样写中关村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关村发展过程中，个体的力量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整体，个体是在整体当中发挥力量，结果那些年的文化大革命证实了整体发挥不出力量，反而把个人的力量和整体力量全部屏蔽了。中关村这些年的发展证明了什么呢？它就是证明了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能量最终汇成了整体的能量，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我觉得中关村把个人给解放出来了。这十几个个体，每个人的例子中都能看到历史从他们身上流过。如果历史是一辆巨型的车，每个人都有一双手臂，他们就是推动这辆车的手臂。

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文革”，在这么巨大的压抑之后，我们才有了如此大的势能。我们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这个是别的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经历的。但如果个人想发展，没有大环境下国家平台的改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那时国家出台的政策恰恰呼应了人们内心的梦想，那个时候国家把自己的梦想建立在了每个人的梦想上，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经验。

我刚才讲的这些都属于历史，书中我也写了中关村的现在。而它的现在同样让我惊讶，比如像吴甘沙。我真的没有想到，在中关村能够遇到像他一样集科技人员、科学家、哲学家这些身份于一身的创造者。在我心中，吴甘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哲学家。他每年看书的量真不比我们很多学者少，至少每年要看70本书，这些书包括科技的、哲学的等等。英特尔公司在世界有五大研究院，中国的研究院院长就是吴甘沙。那时，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人物，但他选择放弃院长的身份重新创业。

他的创业就像一位哲学家在创业。那时候，吴甘沙跑到了香格里拉，住在具有藏族风格的饭店，看着满天星空去思考自己的选择，到底要不要迈出这一步，他觉得那时的自己已经错失了若干步。他总结自己那时的状态，特别像我们到机场排队去安检，这边排了两队，刚排到接近中间位置，前面突然又开了一个窗口，后面的人一下子就跑到新开的窗口去了，就他在犹豫之间人家就过去了。他觉得，“我这儿已经快到了，排了这么半天不是白排了吗？不白排还得排着，排到后面的人比他还早登机。”我们的人生经常碰到这样的选择，他就碰到了好几次，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总结出来，一般人不会总结得这么生动。这是他当时给我的一点启发。

最后，我想说说苏菂先生。我想套用一句词：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会是什么样？中关村如果没有苏菂会是什么样？我觉得这非常适合苏菂。苏菂是车库咖啡的老板，迎来送往，自己招待，这让我觉得非常像老舍先生写的话剧《茶馆》，但是气氛又完全不一样。

苏菂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的北京话说得比我还地道，而且他的举手投足似乎就带着王掌柜的味道，但又有非常大的区别。王掌柜不管多么有北京味，都带着一种悲剧感和无奈感，他反映了我们那个时代弱民族的那种状态。而苏菂生活的中国已经不是弱国了，王掌柜那会是一个从满清刚刚转过来、经历了英法混战的时代，而苏菂所处的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时代，他是位非常自信的“王掌柜”，是他给中关村注入了北京文化的特点。如果没有车库咖啡，没有苏菂，中关村真的就像北京的CBD一样，跟北京完全是两码事。我认为，中关村和北京的共同点就在车库咖啡，这也是我想写中关村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要如何来看北京？如果我们以中关村来看北京，北京真的是另外一个样子，甚至可能你都不觉得它是北京。反过来，我要在中关村找到北京的感觉，我在他的车库咖啡找到了，那时我找到了“茶馆”的感觉。那是二十一世纪的茶馆，是中国已经崛起之后的茶馆。他把他的“茶馆”变成了中国的梦工厂。

美国人在车库咖啡发现了中国掌握了“美国的秘密”，所以有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采访完车库咖啡写了一篇报道，其中重要的观点是：美国应该惧怕中国什么？他说，不应该惧怕中国的GDP，不应该惧怕中国写了多少篇论文，而应当要惧怕的是中国掌握了“美国的秘密”——科技与资本的结合。那种迅速的结合也是硅谷的秘密、资本的秘密。他认为，中国人的活力与美国核心的秘密结合起来，这种发展势能会让美国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