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变化中的“政治正确”

在中国，但凡上点年纪的人，没有不晓“政治立场”的厉害。西方国情迥异，却也讲究“政治正确”。一个观点要是政治上不正确，不仅难登大雅之堂，连私下也忌讳。然而，近年欧洲危机叠出，暗流湍急，人心浮涣，过去的“政治正确”竟然也日益立不住了。

任何政治秩序，都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之上。意识形态是统治集团的价值观。统治是门大学问，不能光靠军事和经济，还要靠文化。只有把自己的价值观变成社会常识，统治集团才能获得真正的领导权。这也即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

因此所谓的社会常识，也就是些“政治正确”的观点。当然，这是在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一旦统治不力，人心思变，广大民众纷纷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就会动摇过去的“政治正确”。这时候，“旧制度垂而不死，新制度一时又不能落地”，社会便陷入了危机状态、过渡状态。

那么，欧洲都有些什么样的“政治正确”？它体现了统治集团的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特别是90年代以来，欧洲的“政治正确”大概涵盖三个层面：

一是经济。主流观点认为，国家发展靠市场，市场自己会调节，政府不要乱干预市场，但还是要提供一些政策引导和福利。

二是政治。主流观点认为，民主是最好的制度，民主政府最能保障人权，民主政府联合起来的一体化是欧洲最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是社会。主流观点认为，每个人、每种文化、每种生活方式都值得尊重，自由多元乃是全社会幸福生活的基础。

上述观点固然“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但与启蒙以来各个时期的流行观点还是不完全一样。这些观点是如何取得“政治正确”的地位的呢？

二战后，百废待兴。欧洲各国政府秉持凯恩斯主义，参与市场重建，还逐步完善了福利国家。如是，阶级关系缓和，经济也快速发展，欧洲出现了“黄金二十年”。到上世纪60年代末，经济增长下滑，各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由于钱越来越“不值钱”，工人就能像过去一样“涨工资”；而且钱“不值钱”主要损害的是有钱人的利益，因此工人也并不介意。

然而，长期高通胀必然导致经济扭曲。在70年代初，西方经历了其战后的第一次危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失业迅速增多，原本对工人阶级有利的高通胀也就变成了有害。政府必须改弦更张，寻找新办法。

1979年，美联储的新主席沃尔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大幅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胀。但是，高利率导致投资低迷，失业率随之大幅攀升，达到了滞胀以来的最高点。过去西方政治家担心工人失业会导致自己被选下台，不敢采取导致工人失业的政策，沃尔克的新政策堪称一场革命。1984年，里根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继续采取通缩的做法。

而在里根之前一年，学习美国做法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再次出任英国首相。欧洲大陆也跟随美英，逐渐放弃了传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转而重视市场的作用。这些亲市场的新政策被称为“新自由主义”。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开始对新自由主义并不认可，但由于缺少替代政策，最终也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到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已成西方共识，主导政府决策，亦得到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广泛支持。冷战结束后，全球都被卷入新自由主义的洪流，市场主导与自由贸易几乎成为所有主要国家的国策，经济全球化也因此快速推进。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不但成为欧洲的“政治正确”，甚至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被视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牺牲“平等”以换取“增长”，对下层民众利益的损害不可谓不明显。为了让民众接受其新自由主义主张，统治集团必须要论证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个人尊严和自由是文明的核心价值，这个价值很容易受到法西斯、共产主义、独裁以及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的损害；相反，依宪保障财产权、市场经济、个人自由，人的潜力就能得到最大发挥，人类的福祉就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在自由的名义下，欧洲一体化迅速发展——欧盟将“四大自由”（货物、服务、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作为立盟之基。在自由的名义下，欧洲对外推广民主、人权。在自由的名义下，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也迎来大解放，大麻合法化、色情交易合法化（除了儿童色情仍是绝对禁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多个国家逐渐成为现实。

而统治集团论证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办法则更委婉些。上世纪60年代末，在经济不景气的同时，欧洲出现了“新社会运动”。运动的激情过后，欧洲涌现了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把尊重“弱小、次要、偶然、差异、边缘、局部、断裂”的立场赞为美德。

这导致欧洲的社会管理中逐渐采用了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容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对外政策中则逐渐采用全球主义的立场——对外发展援助、对外人道主义干涉也被认为理所当然。在文化多元主义、全球主义面前，平等问题便被轻松消解掉了。如有学者所言：“只要（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在种族上、性别上是分散的，那么不平等问题与正义就已经没有联系”。

新自由主义是为了“纠偏”战后发展模式才出现的，它给西方乃至全球又带来了几十年的大发展。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重塑了世界的面貌。但是，2008年底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失去光环。

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经济过度金融化的恶果，而随后于2009年底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则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发展过快的恶果。由于金融化与地区一体化皆由新自由主义理念推动，因此这两大危机皆被归咎于新自由主义。

西方各国政府未能及时检视新自由主义政策，反而将节支、减债、削福利等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作为主要的反危机手段，让民众承担了反危机的主要成本。民众对体制不满，纷纷转投边缘政党，而精英之间的分歧也开始增大。

欧洲的“政治正确”开始动摇。过去大家不敢提、不好意思提、觉得没必要提的观点，纷纷重新冒头。一体化过去是欧洲的最大特色，是外人评价欧洲发展程度的指标，现在遭到围攻。全球化过去被认为是欧洲发展的原因，现在被认为是衰败的根源。反欧盟、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极右党过去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现在却成为“为民请命”的时代先锋。

不过，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并非统治集团“墙倒众人推”，“政治正确”就要改头换面。

第一，当前欧洲的反建制政治势力攻击的是“政治正确”中不同的组成部分。欧洲的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提倡的仅仅是“市场”，但实际上的内容要更多一些——它是自由、平等以及多元的混合体，因此也有人把欧洲冷战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称为“进步自由主义”。当前极左政治势力攻击的主要是经济上的自由，而极右政治势力攻击的主要是文化上的多元。换句话说，建制派的敌人虽多，但这些敌人不完全是一路的。

第二，危机既是个解构的过程，也是个重构的过程，旧的政治势力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要积极地参与重构，以求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历史上，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就成功地利用民粹主义主导了“改朝换代”。

当前欧洲涌现的新一批执政者虽未坐稳江山，但不少人重蹈撒切尔夫人的策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一方面拥抱自由主义全球化，另一方面保护地方产业、限制外来移民。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与此类似。他们迎合民众的一些看法，以争取政治资本来主导转型。这些政治家的政策不会是彻底颠覆性的。这也就意味着，过去的“政治正确”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新旧理念将呈犬牙交错的局面。

第三，新理念通常与过去的意识形态存在辩证关系，是对过去的纠偏和补充。比如，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倒向“威权主义”，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自由市场；不少欧洲国家都出台了限制移民的政策，但目的是为了避免文化多元主义引起民众太大反感。换句话说，即便“政治正确”有了全新的内容，“政治不正确”作为其对立补充面仍将潜藏在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