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实践：村民自己组织建设村子，到底难在哪

“岗那边的塆子叫水口，十一家人，有四家吃低保，但是我老表几经波折，把全塆的人组织了起来。思路很新颖，就是把他们自己的田、自己的地都集中了起来，建设成了一个集体农庄，一个旅游接待地。”

第一次知道水口这个地方，是60多岁的张习明叔给我介绍的。张叔是一个老党员，45年党龄，曾担任村主任和书记30余年。

水口塆位于湖北罗田县鸠鹚河镇，是该镇河西畈村下属的村民小组。2016年腊月底，在张叔引领下，我第一次来到水口。

塆子是一个小塆子，落在一道山冲的出口处，四条水从山上来，汇聚于塆边的河中，干旱季节也不断流。祖先名此地为“水口”。

入塆十来米便见大水塘一口，泉水从山上入塘中，有妇人正在塘中洗菜——村民直接在家门口的水塘洗菜，这是我在二十多年前才见的情景，因为后来水土都被污染了。

水塘上有长廊和亭子。塆内开阔通透，房屋整齐，看不到一片垃圾。2017年7月，我再次来到水口塆，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老人带着孩子在池塘的亭子里玩耍。

腊月底，年轻人一起吃烧烤，商量塆落整治。

我看过水口塆改造之前的一些照片。从前的水口，与中国内地农村没有分别。楼房、平房和树木交错，牛栏、厕所等见缝插针地立在塆子里；有的甚至是利用大门前的深坑做猪圈，再在其上盖水泥板，供人通行；柴草随处堆放，垃圾遍地；人们想方设法挤出地方晒粮食、晾衣服；塆子后面是一块接一块的稻田，但只有一块田里种着稻子，其他田似乎撂荒了。

这得益于返乡农民朱七一所发起的塆落整治。这场整治从2011年开始谋划，耗用近三年时间做通大家思想工作，2014年初正式开始。

朱七一

老书记张习明口中的“我老表”，即是“朱七一”。

“我是67年出生的。七岁时父亲过世，母亲是村里了不得的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几个拉扯大。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取大学，就回来生产，然后外出打工。我在浙江的船上打过鱼，在新疆种过棉花，在工地上挑过砖，搅拌混泥土，还安装水电，搞消防……什么都干过。我读过书，比同代的一般人多点知识，但没有技术，打工收入就没有保障，除了能写会算，没有一技之长，打工之路非常艰辛。我在外面打工20年，去过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在新疆，离边境只有十公里。打工的日子不好过。2010年回来后，就没有再出去。”

对二十年的打工生活，朱七一的叙述是简略的。其中辛酸大约不足为外人道。

曾经的水口塆，环境脏乱差，人际关系也紧张。朱七一说：“我当时想搬出去做屋，但舍不得这个地方，后来就想着要把这个塆子整理一下。”

对朱七一的想法，老一辈抱有种种顾虑，在外打工的年轻一辈却强烈拥护。

“我在外打工的时间长，漂泊、流浪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辛，所以我希望下一代不过我这样的日子。因为城市已经成为了‘消耗性的城市’，农民工非常艰辛——我们是第一代农民工，改革开放后的城市是我们打造出来的；现在就算读到大学毕业，当了个白领，也还是给别人打工。要想下一代不步我们的后尘，就要让他们给自己做事。在华中地区，我们大别山主峰所在地是一块净土，是武汉的后花园。这里的潜力非常大，我也看好这块天地。我们要打造自己的生态园。”

塆落治理

首先要修一条回家的路。

土路基2012年就已经挖出来了，2014年进行路面硬化。

一段500米长的路，涉及三十多家人的利益，多是别的塆子的人。调解之初，大家寸土寸金，根本不让。争吵无数，甚至还打起来。

“我这个人心态非常好，受了委屈不做声。我们这层人，算是我的脾气最好。比如路的进口处，是陈家人的祖坟，我一家一家做工作，先是买点酒买点烟，各家一走。既然是祖坟，各家有份，没有人敢表态。我看好日子后，还是挖了。”

曾经的进塆路，摩托车进来都难，自行车得往肩上扛。现在已经变成一条4到5米宽的水泥路。路的一边是新挖的山壁，坟墓几乎悬在壁上——陈家子孙上坟，估计得用梯子了。凭此即可想象当初做工作的艰难。路的另一边，是好几米深的水沟。去年发大水，垮塌了一段，朱七一动员留守在家的老人，做了好几重石岸，把路修补了起来。

接下来要进行塆落整治。经过协商，全塆把土地重新丈量，然后集中起来——除了宅基地之外，其它土地全部回到集体；各家门前的空地，也要统一规划。

原本以为，在以土为命的农村，重新集中大家的土地，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朱七一却告诉我：做这个工作的难度并不大，因为家里的田地荒芜已经很久。

塆落整治的过程，充满艰难。开始之时，要拆牛栏，这家不同意；要拆猪圈，另一家不同意；要拆挡住塆子光线的土房子，更是艰难。尽管如此，水口人还是能通过协商和让步解决问题。水口塆十一家，同根共祖的有十家，还有一家陈姓。共同的血缘文化和村落文化，再加上改变家乡的共同愿望，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

尤其是打工在外的年轻人，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又有一定经济来源，且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他们对塆子的公共建设最为支持。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带动了上一辈人观念的转变。

工作做通了，该拆的都拆了，朱七一带领大家在原来的牛栏和猪圈所在地，新修水塘一口，引山泉入塘，塘上建长廊和亭子，并由朱三定老师题诗数首，记于亭上。朱三定是朱七一的二哥，是他们那一辈最有学识的人，当年在黄冈中学工作，因为是半边户，就主动要求回乡任教，退休后仍居水口塆。在整个塆落改造过程中，他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水口塆挖土路基时，户平出资2000元，义务工300个；路面硬化时，争取的是村里的项目，3.5米宽，朱七一又从县财政要到两万块，把水泥路面拓宽到四米，部分路段是五米；塆子的环境整治，每户出资一万，其中修塘整堰，找村里要来十万元；对拆迁户补偿的费用是五万，几户受益人按照受益程度出资三万，剩下的两万，算作拆迁户将来的股份——朱七一给他们打下欠条；又两次筹资对电网进行改造，塆子上空再也看不到蛛网状的线路了。

塆里人凭着对朱七一的信任，一到用钱处，纷纷把钱交到朱七一手上。“没有专人管账管钱，十一家人的血汗钱都放到我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你在其他地方见到过吗？这都是血汗钱、皱巴巴的钱、汗味的钱，有些是准备用来娶媳妇的钱，都交到了我一个人身上。”

在水口人最初的设计中，修好通塆公路，初步完成了塆落环境整治后，就要建一个宾馆。只有把宾馆建好，吸引游客入住，才能带动塆子背后山冲一公里的梯田、山岗那边30亩旱地以及塆子周边山林的开发利用。

水口宾馆有几大优势：位于天堂寨、薄刀锋、青苔关三大旅游景区的集散地之内；是全塆人集体建设的，人工都是本塆的，不用为请人费心，也不用担心有人从中搞破坏；水口人不光有宾馆，还有土地，可以自己搞原生态种植、养殖，搞体验式乡村旅游。成立“生态旅游农业合作社”是他们下一步的打算。

我第一次到水口时，宾馆主体已成型，正在安装水电，准备装修。站在楼顶上左观右眺，可以望见笔架山、天堂寨。朱七一表示要把楼顶打造成“空中花园”。“我们这里搞的是乡村游，是小风景，小风景的周边是大风景。从这里到天堂寨七公里，到天堂湖不到一公里，到九资河镇四公里，到薄刀锋二十多公里。”

宾馆有五层，八十二个房间，一楼另设有卡拉ok室、台球室、乒乓球室，同时还设想建一个大别山生物标本展馆。建设宾馆的费用是塆子各家各户一起出的。也有外面的人想投资进来。腊月底，朱七一在塆中空地上烧了一堆火，大家聚到火堆旁讨论，不同意引进外资，并设想各家各户平均出资，这样没有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分别，每家承担相同责任，将来在利益分配上也没有差别。“目前在不算劳力的情况下，已经集资了140万。宾馆土建完成不少于250万，装修不少于300万，但农村跟城市不一样，给一部分还可以欠下一部分，所以我打算用两百多万就把它建成。”

在宾馆建设过程中，朱七一安排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女主人煮饭，吃喝全包，一年能够挣到两万多块钱。她家男人也在工地上做事，挣了一万多块，同时还外出帮工，挣了两万多。两个人一年收入有五万多。

老书记张习明叔这样评价水口塆的建设：

“农村的差别很大，有的人拿不出钱，有的人可以拿出很多钱；有的人丁兴旺，有的不旺；有的资源多，有的资源少；有的心胸豁达，有的较为狭隘，但在建设这个旅游接待中心的过程中，人人互谅互让，团结一致，就像当年抗日一样。如果每个塆、每个村都能像这样，让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在当代树立点什么，为后人留点什么，那么整个国家的工作也好做了，也不需要国家的强制。”

创业难

2017年7月，我再次来水口，得知宾馆正在做消防。朱七一说，有的群众考虑到资金有限，提出不要做消防，但自己不同意，坚决要做，把消防看作是头等大事。没有想到的是，宾馆已被供电局断电一个多月。为保证施工正常进行，朱七一从朋友那里借了一台发电机。发电机功率不够大，无法带动施工电梯，搬运材料等，得靠人工一层层往楼上背。

水口人建的宾馆被上面认为是违规建设。要么办手续，要么罚款，要么拆除。

其实，从2014年宾馆动工至今，城建、规划、土地等相关单位来了20多次。停建通知书、罚款通知书，送了厚厚一沓。当初向上面递交建设生态农庄的申请时，是全塆人集体签的名。上头来人找朱七一，朱七一每次都笑脸相迎、端茶递烟，却拒绝签任何字。他抱着“法不责众”的态度，对抗着上头要求停建或罚款的要求。

我注意到：县城建第一次开出罚单是二十六万元，第二次十七万多，土地局开出的罚单是六万多。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朱七一把罚款书的背面当练字纸，抄写的是毛泽东的诗词。

不同的领导来了，却说出相同的一句话：你们塆子建这个宾馆，合情合理不合法。但是，到底不合什么法，不合什么规？领导却从来没有讲清楚。朱七一他们也不能说得太清楚。翻来覆去，看得见的症结也算是明白了：这个宾馆占用了0.7亩农田；建设这个宾馆时，应该先向上申请，等到一级级审批下来和规划部门统一规划了，才可以着手建设。

“不是我没有找他们，当时我们写了申请。申请我交到村里，让村干部帮忙交上去了。全部盖了章、签了名。但一级级交上去，最后就没有了音信。”朱七一说。

而且，“我们这一代人，我已经60多岁，我兄弟最年轻，也已经50岁了，我们要为后代办点事，没有时间再等了。”朱三定老师说。

领导说，你们得办手续。朱七一说，领导你给我指一条路，该怎么办我就去办，但领导也说不出个甲乙丙丁。

“就算是我们一级级申请，最终也难以批下来，简直求告无门。有土管部门的朋友，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同我谈：说是叫你办手续，实质上这个手续根本办不下来，当时我在一个乡镇土管所当所长，土管所要建房子，要盖28个公章，我自己都办不下来——连防白蚁的，都要盖一个章。所以你们根本办不下来。”

如今不少地方在搞塆落整治，基本采用这种模式：国家出钱，村里招标给包工头（比如30万一个小组），包工头中标后，再将任务承包给一个或数个施工方。从规划到实际整治，在地群众基本被排除在家门口的建设之外。施工过程中，一旦他们提出什么意见，往往被村干部和包工头视为不支持家乡建设。而水口塆在朱七一的带领下，发动本土群众——包括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自食其力，完成了塆子的建设。现在，他们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生态旅游业，脱贫致富，造福后代，却面临被扼杀于摇篮的危险。

“我觉得我们塆子的做法，符合中央村民自治、创新创业的精神，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好过，没有多少外来输血，只能自己造血。”村民发挥内生动力进行创造，却没有领导干部敢于出来为他们担责，这是让朱七一他们最为伤心也最为迷惑不解的地方。

张习明叔说：“凤阳十八户人家偷偷把田分了，这是农民的创造精神。七一他们现在的行动，也是发自底层的声音，可以用来佐证中国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朱三定老师的讲述

我们去办手续，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敢挑这个担子，不给我们办，但一转身，他们又找我们要手续。

从《规划法》角度来说，应该是先批后建，但申请了批不下来，我们只能自己先搞了再说。我们的考虑很简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首先，我们没有征用外村的土地，只是把自己的土地集中起来，换一种经营方式，我们没有进行任何买卖，既没有把土地卖给商人开发，也没有卖出去，更没有把别人的土地买进来，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改变经营方式。我们只有把宾馆建起来后，才能带动农田山地山林的利用。田里以前是插水稻，以后改为种瓜种果，不过是换一种做法。

第二，我们这个宾馆建筑物没有占多大面积，屋基硬化的部分只占了0.7亩田，我们在周边扩充了一点。我们要保证国家的基准农田，比如我们镇有几个畈，一个畈有田几百亩，应当作为国家的基准农田。但我们这里的山冲，是小块小块的梯田，早就抛荒了，不可能用来作为国家的基准农田。现在有些地方政府，把平原大畈的田地征收了，却把基准农田往山沟里赶，与国家的大政背道而驰。我不能说《规划法》坏了，但《规划法》不可能规划到每个村每个小组的具体生存。没有任何一个法，大于老百姓的生存法。

我们建这个酒店，每天有六七套班子在作业，本来进出的钱非常有限，而你现在还要来罚我一二十万，我要是有这些钱，我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天哪，我这是群众要脱贫，是抱团致富，这么好的事情，你不但不支持，怎么还要来罚我的款呢？如果你地方政府有顾虑，能不能往上报，让上级领导把这个事情放在办公桌上讨论讨论，怎么样?

我们不能等着国家来给我们扶贫。我亲眼看到我的爷爷、父亲是怎么死的，到了我这一代人，还这样穷，我这一层弟兄十几个，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根据这里的实际，我们要把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我们这个地方田少田小，而且地势高，经常靠天吃饭，传统农业在今天根本生存不开来，现在必须把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传统农业只有做加法，发展农业+旅游业，才有出路。要让游客在这里除了看风景，还能够实际体验，这样才能留得下来。

一直在外打工不是办法。对后代来说，将来且不要说有不有职业，能不能找到老婆还是个问题。人家到你这个塆子一看，什么都没有，靠什么生存呢？所以我们这一代，必须要着手改变。

我们要在家乡实现三个改变：改变生存条件，改变生活方式，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