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荡南京路3：“五卅运动”的三个记忆片断

原创 袁念琪 上海人家AB面

图说：那时，泰康外墙的铭牌让我们记住历史。

在南京东路627号上班的日子，我时常走过“五卅惨案”发生的地方。那是在南京东路路北、贵州路和六合路之间，也就是在大光明钟表店和泰康食品公司的位置，门牌是南京东路772至776号。墙上有纪念铭牌。

这里原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南京路大门，20世纪30年代初，公共租界工部局将此门堵封，改由贵州路门口进出。原“五卅”流血地点——老闸捕房南京路大门处改建商铺。

图说：五卅惨案纪念碑。

在上海解放十周年前夕，即1959年5月26日，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12月7日，命名为“上海市级革命纪念地”。1985年5月29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遗址勒石纪念，并举行揭幕仪式。现在，移至南京东路步行街中心。

图说：五卅运动烈士流血处。

“在五卅惨案中牺牲的有十三人，他们是：何秉彝（23岁，上海大学学生，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部主任）、尹景伊（21岁，同济大学学生，校学生会执行委员）、陈虞钦（17岁，南洋附中学生）、唐良生（22岁，华洋电话局接线生）、陈兆长（18岁，南京路东亚旅馆厨工）、朱和尚（16岁，洋务职工）、谈金福（一名谈全福，27岁，九江路味香居教门馆伙友）、邬金华（15岁，新世界职工）、石松盛（20岁，南京路大中华电器公司工程部主任）、陈兴发（22岁，九江路陈发昌包车行车匠）、王纪福（36岁，裁缝）、姚顺庆（28岁，谋得利琴行漆工）、徐落逢（又名徐洛逢，26岁，洋货商人）。十三人中，除王纪福36岁外，其余的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上海青年志》）

图说：“五卅”现场。

九十多年过去，拾拣起“五卅”的三个记忆碎片。五月的阳光穿越时空，滴水映出了大海的波澜。

碎片一：学联募款，一周募得三千一百多元

“学联”是“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简称。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多名工人。16日，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的八千多工人愤而罢工，沪西工友俱乐部等三十五个工商学团体组织了“日人惨杀我同胞雪耻会”。

图说：顾正红（1905年—1925年5月16日）。

据《上海青年志》：“5月17日，上海学联召开执委会，决定发起募捐，并电请北京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会后，上海学联动员上海文治、复旦、交通、同济、暨南、南洋等院校及部分中学学生，组成三十个小队，从18日开始，到南京路等闹市区向民众宣传顾正红被害真相，并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

图说：“五卅”时的南京路。

罢工需要物质支持，特别是资金；数量多少是关系到坚持时间的长短。学联组织的三十个募捐小队，每队五人。先是男女分队，后发现女队募得捐款比男队多，于是改成男女混编。队内分工是二人宣讲，三人发传单；每队配一竹筒，用来放置募到的钱。晚上再劈开竹筒，取钱清点。

募捐主要在闹市的南京路、新世界和大世界，交通枢纽东新桥及静安寺等，还有人流较多的北站及十六铺码头。从1925年5月18至25日，一周募得三千一百多元；其中一部分给了顾正红的叔叔顾汝舫。大部分则交后援会，援助生活较困难的罢工工人。工人收入很低，一般一天才三角几分。如：上海总工会第二办事处第一次发放是每人十至十二元，第二次发六元。

图说：“五卅”时的上海总工会。

碎片二：“五卅”游行，上海总工会的队伍五百三十人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还决定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四项提案，援助罢工工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5月30日11：30。队伍按规定时间在指定地点集合完毕。排在前面是工人的队伍，开道六人，拉着横幅。走在最前头是纠察队。其中，上海总工会的队伍530人，寓意着今天的日子——5月30日。其余队伍按行业工会排练：铁路、海员、码头、纱总、印总、邮政、电讯、电气、自来水厂、造船、店联等。工人的队伍从领事馆路（今北京东路）河南中路口一直排到外滩，然后往南北两边分开，南延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外滩天文台，北则到外白渡桥。工人队伍之后是学生队伍，他们从长沙路、温州路排到北京路河南路口。

游行队伍四人一排，五排二十人为一小队；每小队有一队长，负责领呼口号；另设纠察、联络各一人。三个小队为一个中队，三个中队为一个大队。另组织了游行宣传队，参加游行的每所大学分别组织二至三队，每个中学组织一队。宣传队每队五人，其中演讲、发传单各二人，另一人为联络。在游行队伍行进时，分别向市民进行演讲宣传。

13:00，指挥部一声令下，游行开始。

图说：南京路上的外国巡捕。

碎片三：枪响老闸捕房，血染南京路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2月13日，南京路51号老闸捕房新址落成，建造耗银四万六千两。捕房内设有牢房，可关押三十名华犯和十名西犯，另有房专关乞丐，可容二十人。

图说：贵州路101号上海市商业职业技术学校——原老闸捕房。

在老闸捕房搬南京路的一百年后，我走进贵州路101号的上海市商业职业技术学校，这里就是原老闸捕房。朋友带我到总务处，这里是当年的牢房。办公桌放在铁栅栏外的空地，牢房里堆放着文具等。目前，这里仍保留着解放前老闸捕房的牢房旧址供人参观。

让我们回到5月30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陈企荫（又名陈铁梅），走在游行队伍里。当时，他任学联文书兼联络。先前召开的全国学联六大选入执委会，负责宣传。他回忆道，“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进军，轰动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远近居民，扶老携幼，带着小凳、竹椅，静坐在南京路两边街沿。沿路各幢楼房的窗口以及先施、永安等四大公司的屋顶花园，都挤满了人群。当队伍行进到南京路、河南路口时，人如潮涌，水泄不通。”

图说：永安公司门前，纷纷扬扬的传单。

老闸捕房两扇大铁门关起了一扇，三十几个被上海人叫做“红头阿三”的印度巡捕在门外站成一排。印度巡捕们把演讲的学生，一批批抓了进去。此时，陈企荫与同在学联工作、任秘书的何秉彝在一队，演讲在南京东路福建中路口的仝羽春茶楼下。听联络员说捕房抓了不少人，各宣传队连忙赶去。人山人海的南京路已寸步难行，他们从九江路绕道到捕房。这时，门口的印度巡捕已增加到三排。人们高呼“打到帝国主义”！并有人用英语大声质问：“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演讲，犯什么罪？”“立即释放被捕者！”

图说：1925年5月30日的南京路。

陈企荫说：“相持到下午4：30，捕头爱活逊出来，用英语在扩音器骂游行群众‘暴徒’！他看看手表，限令人们十分钟内撤退，群众不理。过了五分钟，群众仍不散，爱活逊边骂边下令开枪。”

南京路上，鲜血如花。受伤的陈企荫被送到仁济医院：“我弹中腿部，昏迷一阵醒来，看到死伤的都倒在同昌车行、瑞泰进出口行、新凤祥银楼一带。南京路上笼罩着恐怖气氛，一片寂静。”

图说：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

上海人民没被吓倒，中国人民没被吓倒。瞿秋白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写道：“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袁念琪：1978年从农场考入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上海电视台，高级编辑(专业技术二级），获上海长江韬奋奖，上海市作协会员，入选《中国新闻年鉴》。1974年发表作品，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收入王蒙主编《中国最佳散文》。著有《上海品牌生活》、《上海门槛》、《上海姻缘》、《上海B面》和《零食当饭吃》等。

原标题：《【荡荡南京路3】“五卅运动”的三个记忆片断》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