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美国大学休学回国，流浪、打工、记录中国

【编者按】

大四这一年你在做什么？

就读于美国波莫纳学院的孙中伦选择用这一年的时间回到中国，在这一年里，他在东莞工厂的流水线里打过工，在大理民宿做过店小二，在甘肃定西的中学里教过学生，在成都漆器厂当过学徒。最近，他用新书《回来》记录了他的这段特殊的旅程。

7月15日，孙中伦的新书沙龙在北京举行，现场他和《太平洋大逃杀》一文作者杜强以及《回来》一书责任编辑罗丹妮一起，围绕新书内容和写作做了探讨。回答了作为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如何做到去理解旅途中遇到的人们；解释了在美国上学时为何突然做出休学的决定；提到了通过对本书的写作，如何做到回归“自我”，重新清醒地认识自我。

以下是本场沙龙活动的实录，发表时有删节。

孙中伦：大家好，我是孙中伦。我今年夏天刚从大学毕业，我的大学是在洛杉矶的波莫纳学院，主修政治经济哲学和德语专业。大三结束以后，我休学了一年，回到国内来写了这样一本书，为什么要休学？其实用英文里面一个说的很烂的词叫做“存在危机”，就是感觉学着学着不是很想再继续学下去了，就回国了。

杜强：我简短地说一点我的感想，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对这本书感兴趣呢？首先就是我对那种不常规的事情感兴趣，一个好好的学生，在美国读得好好的，为什么想要回到中国来，想到去工厂打工，甚至想去学二人转，他刚刚提到生存危机。

第二个这本书的体裁是非虚构。中伦这本书我发现他写得非常随意，我个人比较赞同他这样的方式，就是不要把非虚构这个东西框得特别死。

先问一个问题，有几位是从农村来的？可以举一下手吗？还是不能算少的。我对这本书最大的兴趣其实在定西和东莞工厂这一章。我是在定西生活过的。那种农村小孩敏感、自卑的心理是非常微妙的，非常痛苦的过程。

今天见中伦之前，我想象他是标准的城里小孩，今天看到以后比我想象的还要城里小孩。整个形象、谈吐、个人气质，甚至营养的状况跟我想象当中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代表我们这类经历的人问一个原先城里的小孩一个问题：当年我们这些人的敏感、痛苦，那种难受的地方，你能体会到什么程度？我不太能想象像他这样一个人，他这样的背景会跟我们怎么对话，他怎么想要进入这些人的生活，进入这些人的心理世界。

还有一个，我很想看他如何观看自己，因为当一个人明显做一个异于常规、异于日常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自我怀疑的时刻。我希望能从他的这本书里面看到自己对自己回过头来的一种观察。

孙中伦：其实杜强老师说的没错，对于我个人来说，从小我虽然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但是至少没有为柴米油盐发过愁，没有碰到我遇到的许多人他们所遇到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上的危机。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共通的，比如从我个人来说，我生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里面，是江苏江阴。我初中就去上海上学了，在上海上学的这个过程里，很明显地感到自己是这种大环境里面的局外人。我到上海上学的第二天，一个化学老师因为我迟交了卷子就跟我说：不要把你们那边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边来。他就是用整个环境来否定我，当时对我来说打击挺大的，我会认为我为什么要生在一个小城里面，我为什么不能像这些大城市的小孩一样，一进学校老师就能平等地看他们。

某种程度来说，我和我遇到的很多人生经历比较不幸的这些朋友是有相似点的。我在书里面就写，我和这些地区的孩子一样都是进步的列车后面的弃儿，我们都是被这个进步的时代抛在后面的，我的程度可能比他们轻得多，但是我们都是疏离的。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即使人生经历千差万别，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相互理解的，而且这种理解很重要。

罗丹尼：我想问你已经进入了波莫纳学院读书，为什么突然想到了休学。从你有这个念头到你做这个决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有没有人反对？

孙中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自然的选择，就是学到那个地步了，我没有办法这样面对自己了。首先是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每个人都在讨论自由、讨论平等，讨论收入的再分配。但是好像真正相信它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好像绝大部分都是喊喊，就是说一说自由真珍贵、我们一定要平等、种群之间一定要和谐，这其实都是一种口号性的东西。然后毕业了以后又都去做金融、咨询，就是继续剥削其他人。我觉得他们的道德感挺虚无的。不是说自己的道德感不虚无，我至少觉得应该去做一些什么。

我要休学这个选择受到了家里面人包括很多朋友很强烈的反对，家里面的人当时不明着反对，就一直叹气给我听，我爸爸会跟我说你会改变主意的。但我自己主意已经挺坚定了，我直接把手续办好，然后告诉他们，后来他们都理解的。我的老师倒是非常赞同我的想法，所有老师基本上第一个反映就说：你赶快、赶快休学去。然后就休学了，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

罗丹尼：我想问问杜强老师，在孙中伦21岁的时候，他感觉到了生存危机，有这样的追问，你在20岁左右是一个什么状态？

杜强：我20岁的时候应该大二、大三的样子，当时我去图书馆、打游戏比较多，基本就这两件事。那时候整天都在图书馆，有很多同学去媒体实习。我直到大四快毕业对于哪些媒体比较有名，什么样的深度报道，什么样的时政报道，什么样的职业值得从事是完全不知道的。走上这条路完全是因为我在那里实习比较勤奋，人家觉得可以留下来再试一试。我当时完全没有像他这种想得很多。

罗丹尼：孙中伦你刚刚讲到你决定休学到这个社会上看一看，但是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些地方或者是群体，你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

孙中伦：开始和后来的目的挺不一样的。一开始是大三的时候就喜欢读一些黑格尔之类的，就对那种进步的历史非常着迷，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种历史使命在里面。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活体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帮助历史展开，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被书写下来的历史却只是胜者的历史，是胜利者所需要的一种叙述。我就想，我们每个人都活着，这并不意味着除了胜利者之外的人生命都没有价值。所以我就会想去这些地方，因为我写的这些人他们既没有新闻价值，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为自己发声，我想写他们。

但是到后面，我觉得一开始想的很宏大，也不喜欢黑格尔了，也不认为有什么进步的历史这种东西了，那种哲学的追求就很少了。到后面更珍惜的是我与这些我遇到的人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个人联系，我觉得这种私人的联系是特别特别珍贵的。我叙述的目的就是为了记住他们，也是通过他们来记住这个时候的自己。

罗丹尼：说到写作，你们两个人其实会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中伦在这里面你是作为参与者、观察者，并且你跟他们发生了非常真实的、实际的生命联系，但是杜强的稿子里面其实“我”是不能出现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有时候需要克制自己，或者你会不会担心你跟写作者之间的关系？

孙中伦：首先我不是新闻专业出身，所以说我不太会写那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既然是和他们在一起，也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度过这么多时间，把自己隔离出去是很难的。而且我出发点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危机，然后我很难消解它，最终我还是希望写作能够指引我回到“自我”身上，所以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会把自己的代入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说到刚刚那一点，为什么要回到“自我”？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多困惑没有办法被解答。而且我发现，我那种在通常的惯性下的生活，就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向前走，随着大流，自己也不是很清醒，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认为在这种生活下面我一直是在逃避什么东西，包括不管是对自我的拷问，还是在逃避对于自己过往的反思。我认为只有到其他地方去，让新鲜的经验去冲刷它，才能让我重新地清醒地去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新的认识。等于说是欠自己一个交代，通过写作来还回来。

罗丹尼：杜强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记者进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你把他们的经历写出来，然后你怎么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杜强：我非常个人的观点就是觉得不必回避这一点。新闻当然是要客观了，但是你这种客观不是说那种极为苛刻的客观——不能有作者个人的想法、情感出现。而且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情感特别泛滥的人，我经常克制自己这一点，时常做不到，我每采访一个什么事件，我就觉得我就是他们。

但是从规范来讲，没有必要那么严苛，作者的东西可以代入，不管是中伦的这种写法，还是我这种从媒体出来的，我都认为它不必要特别苛刻，作者的身影没有必要撇得特别干净。

罗丹尼：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所谓的真实性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比如你写的那些，你自己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吗？

孙中伦：当然忠于事实为主，但是我把对文学的追求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尤其一开始，比如说在写东莞的时候，我其实只是想把它记下来，也没有考虑什么文学不文学的，就是觉得记录本身就很有意义。但是到定西开始，我就想用文学的方式去完成一段记述，我觉得如果真的把它写成一段文学，会让我自己更有价值。

写作本身就是再活一次的过程，你单纯地记录可能就会像幻灯片一样一个一个画面。但是文学是藕断丝连，它让你再活的那一次显得挺轰轰烈烈的，所以说我会把文学的追求放在更高的位置上。

杜强：我觉得都会说真实，那种绝对的真实或者哲学上的真实根本就不存在吗？不存在任何一个文体当中，因为人的经验不一样，你占据的经验不一样，你说你呈现的是真实的，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的。

非虚构当中不存在一个真实不真实的问题，只有一个规范的问题，这个规范是什么？就是你所有写到的事件，你引用的对话、你引用的数据所有东西你要有出处、要有来源，要经得起检验。比如说这个人讲的话，你要有录音，他做的什么事情，你至少得证明吧。

罗丹尼：那你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到读者的问题吗？这种状态下面会影响你们的写作吗？包括接下来你们要去写，会受这种影响吗？

孙中伦：我觉得和你心目中的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有关。你说的对，很容易去知道很多人喜欢什么，但是你到底要哪种人喜欢，我觉得很关键。而且你写的时候更多的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你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你用自己的品位去衡量你自己写的这句话是不是应该摆在这个位置，和读者的关系不大。但是书出来以后，你说你不关心读者的反映，那不可能，还是会很在意别人给你的评价。

杜强：我只能讲我们的经验，我们比写书的更难受，我们就是一篇稿子觉得还行，发上去，微信阅读几千你就崩溃了，你发了好几个月，然后就这么点反馈，甚至都没有人看到，没有任何人传播，我们这种更直接、更残酷，是很痛苦的。至于说要不要去为读者去写东西，我至少觉得我是曾经妥协过的，就是比如说我写一个稿子，我本来可能会进度慢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微信传播啊，一下不抓住，好几万字呢！不管怎么办，我就把最惊悚的事情先扔在前面，然后再慢慢来，只能是这个样子，但它未必是最好的一种处理方式。因为它不单是你个人的目标，还有机构的目标，还是会往这方面去做一点点妥协吧。

罗丹尼：我最后一个部分的问题是中伦你接下来的打算，我想知道写作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会继续写吗？

孙中伦：写东西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将来虽然不一定做职业作家，但我一定会一直写下去，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更好的东西。写东西一方面，写的过程很痛苦，但是把它写出来会很快乐。写作也是一个疗伤的过程，它能够让你清醒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一旦你清醒了，不管是伤痛还是困惑也就没有这么强烈了。

罗丹尼：为什么这本书叫《回来》，能不能解释一下？

孙中伦：“回来”有很多意思，一方面是物理上回到了我生长的这片土地，而我的状态是我虽然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但是我从来没有去真正了解过我身边的人，不管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还是陌生人，我希望通过这样一段生命经历去了解他们，这是“回来”，就是回来、回到一个自己作为疏离者的地方。

第二个“回来”是去面对自己之前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去尝试解答，就是自我意义上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