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则柯评《无悔是书生》︱岭南才子梁方仲

现代中国两位根在广东的梁姓学人，“冥冥之中”一直牵引我的关注。其中一位是二十八岁就出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梁宗岱，另外一位是著名的社会经济史学家、明清史学家梁方仲，而且，他们二位的私谊，也非同寻常。说根在广东，固然因为他们依祖籍都是广东人，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广东工作，特别是都曾经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还因为他们最后都在广州走完人生的历程。在我看来，这“中大双梁”，都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大师级学者。

所以，当知道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了梁承邺先生的《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我不仅马上买来收藏，而且好长一段时间手不释卷。

承邺兄可以说是我的“算盘发小”。我们小学毕业于同一个校园的附小，不过因为我在这个校园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小学毕业在外面读中学了，所以我对这位学长，好长时间是只闻其名，并没有足以留下记忆的交往。直到差不多三十年后的1981年秋，我到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访学两年，回国以前，应邀到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康乃尔大学做一个演讲，其时正在这所大学访学的承邺兄，热情地带我参观校园，对路遇的同胞学人介绍说：“这是我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承邺兄是植物学家，康乃尔大学，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学重镇。时光流逝。到我拜读承邺兄的大作并且动笔这篇书评的时候，时间又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这么说起来，我个人与这“中大双梁”，也是有过共处一个校园的经历的，不过当时我只是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却是我父辈的大师，不敢谬托干系。唯一可以说的，是我和他们都曾经在中山大学供职，他们是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前辈楷模。这倒也真是我“冥冥之中”一直想多知道梁方仲先生和梁宗岱先生的道理。还可一提的是，二十世纪末年，则柯与内人梁美灵颇得梁方仲先生当年的助手汤明檖和夫人黄锦瑶的厚爱。这也在那“冥冥之中”增加了一点份量。

梁方仲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于明代财政制度有很多创见，被国内外史学界包括日本和美国史学界誉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承邺兄倾注多年心力撰写这部父亲《实录》，特点是首先倚重文字资料，大量是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书面资料，包括已经发表的论文、专著、报告，还有朋辈的日记和回忆文章，也利用不少家藏文书档案，其次才是事实回忆和师长访谈。评论不多，发挥则绝少。从而比较可信地给我们展现了梁方仲先生的人生、风貌和学术成就。

人生和治学

梁方仲先生祖籍广东番禺，1908年7月在北京一个仕宦书香世家出生，三岁的时候因辛亥革命全家随父南返广州。庭训、私塾和家庭教师的严格训练，为他打好了国学根基。少年时代，他就不避幼稚，与长辈学人酬唱诗词。他的英文很好，十一岁前后，便完成过一篇自署“美国迈德兰原著番禺梁方仲翻译”的习作《鲁兰小传》，凡一万六千字。

的确，他从小就很有主见，要走自己的路。父亲给他取名嘉官，号方仲，但是他自己从来不用“嘉官”，只以“方仲”行世，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知道本来“嘉官”才是他的“正名”。面对家庭只读四书五经和古文、不许进洋学堂的陋规，他和弟弟嘉彬向祖父和父母表示坚决要回北京读新式学堂。好在几经恳求抗争，终获批准。

1922年初夏，梁方仲就这样回到北京，先读汇文小学三年级，来年春假后跳级考入英国人办的萃文中学，暑假以后转读美国人办的崇实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为抗议美国人校长干涉学生反帝活动甚至动手打学生，他愤而退学转读天津南开中学。1926年，他以高中一年级的学历，考入清华大学。就这样，在短短四年之内，他在北京天津完成了小学中学阶段的新式教育。

考清华他报读的是农学系。不料一年以后因学生人数不足农学系遭裁撤，于是他转读西洋文学系，第三年又改读经济学系。虽几经转读，他依然在四年内本科顺利毕业。其时正值清华大学撤销仅修中国学术文化的“国学研究院”，开办现代意义的大学研究（生）院，梁方仲得老师哈佛博士陈岱孙教授和耶鲁博士陈锦涛教授的鼓励，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届的研究生。在研究院，他主修财政学，选定明代田赋史作为毕业论文主题。

清华研究院毕业以后，梁方仲得先期到所的清华同窗汤象龙的帮助，选择去了社会公益型的科研机构北平社会调查所，该所不久即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为陶孟和。至抗日战争爆发的三年半时间里，梁方仲完成了以《一条鞭法》为代表的一系列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著述，并且与吴晗、汤象龙发起成立了“史学研究会”，罗尔纲、夏鼐等均参与其中，“站在友谊的立场交换各人的研究心得”。罗尔纲曾经回忆道：“在大学里除了同学外，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朋友。自从入史学研究会，遇到了这几位富于热情，有学养，讲友谊的朋友，我才懂得切磋鼓励的乐趣……”

1937年初夏，梁方仲按计划赴日本交流考察，其时，他的《一条鞭法》已经被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其他一些著述也被日本学者引用。这次访问开展得很好，收获很大，未料“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决定中止访问，与早已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研的弟弟嘉彬和在东京政法大学留学的未婚妻陈瑛材一起，上船回国。梁方仲陈瑛材9月在广州成亲以后，就到长沙向迁湘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报到，研究所后来又迁桂林，最后落脚昆明。

昆明时期，是梁方仲相当高产的一个时期，特别是1939年7月至1940年4月差不多九个月时间里，他离开昆明，单身奔走四川、陕西、甘肃、内蒙古，进行农村土地经济调查，并且在延安逗留近两个月，会见了不少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要和各方面知名人士。调查回来，所长陶孟和组织学界朋友和他座谈，与会者包括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陈岱孙、伍启元、周炳琳、陈振汉、丁佶、谷春帆等人。

1940年底，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等重量级学术机构，先后迁移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直至抗战胜利才陆续回迁离开。这是这些学术机构在八年抗战时期的黄金时段，从而小小李庄，也被称为战时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其他三个则是陪都重庆、四川省省会成都和云南省省会昆明，都比小小李庄大得太多。居留李庄的差不多四年时间，也是梁方仲先生生活比较安定、研究突飞猛进的四年，这期间完成的诸多论著，有些被美国太平洋学会组织翻译成英文，在哈佛大学发行。

1943年，梁方仲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同时获奖的一共十人，包括陈寅恪、汤用彤、闻一多、邵循正、陈梦家等，都是我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成就不凡的学者。这笔奖学金的使用，不附带任何条件。

1944年，中央研究院派遣社会科学所梁方仲和历史语言所丁声树、全汉昇去美国考察研究。当时国民政府规定，所有出国人员都必须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进团的第一天首先要在专人指导下填写履历表。其中“已入党（指国民党）否”栏，如果未入，即被要求填上“申请入党”字样。在所有受训的学员中，只有包括他们三位在内的五位学员，坚持空白不填。后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遵照院总干事叶企孙的指示，出面解释他们三人都是只做学问的“书呆子”，从来无意党派和政治，再搬出美方已经发出邀请等理由，并且向多个部门疏通，这样拖了好几个月，他们才艰难得到护照。

1944年秋，梁方仲赴美，他先到加州，遍访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著名学府和其他研究机构，还到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工厂农场搜集资料，然后到东部新英格兰地区，受聘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任研究员两年。其间，他还抽空访问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位于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学，以及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由于此前梁方仲的发表记录已经很好，一位后来大名鼎鼎的美国学者也曾经表示要到我国来在中央研究院跟他做研究。

1946年9月至1947年5月，梁方仲离美赴英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其他学术机构。其间在1946年11-12月，还应招到巴黎担负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技术助理工作。赴英访问归来以后，梁方仲一度代理社会研究所所务，协助病中的陶孟和所长争取到哈佛大学博士陈振汉和张培刚兼任社会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初，中央研究院已经开始筹划撤离大陆，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面，搬迁和反搬迁的较量相当激烈。因为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反迁台态度坚决，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曾经提请梁方仲先把社会研究所迁到西南，梁以尊重自己的老师和上司为由，表示还是留在南京为宜。

1949年1月，梁方仲回到广州侍候生病的父母。其间，在私立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和已经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王力教授和冯秉铨教授的热诚邀请之下，梁方仲加盟学术方面有远大抱负、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比较疏远的广州岭南大学，执教经济商学系，兼任系主任，并且创办岭南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期加盟岭南大学的还有陈寅恪、姜立夫等学界领袖人物和十余位医学界精英。在这时局大变的关口，国民政府专门派员动员他迁台，他不为所动。香港大学开出比岭南大学高很多的薪酬延揽他到该校执教，他婉言谢却。至于是否北返中央研究院和后来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倒着实让他犹豫再三，最后他还是留在了岭南。

适应新社会

从1949年加盟岭南大学到1952年2月内地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是梁方仲先生继抗战爆发前的五年之后又一著述出版高潮。按照“院系调整”的裁撤重建，以中山大学的文科理科和岭南大学的文科理科为主，组建了新的中山大学，使用广州康乐原岭南大学旧址。按照“院系调整”的规划，新的中山大学不再设置经济学系，于是梁方仲先生被安排在历史系。其时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领域人才济济，有“八大教授”之说，即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董家遵、何竹淇、曾纪经和杨荣国。历史系在其他领域的实力也很强，如陈序经、戴裔煊、朱杰勤、陈锡祺、王德辉等。“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和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朋友，都曾经极力邀请梁方仲先生回到北方工作，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历史二所）的朋友，也有邀请他北返的意思，但他最终还是留在广州。

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梁方仲认真听了两年四个学期陈寅恪先生的课，以补当年在清华未修陈课之憾。虽然自己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但是在听陈课的时候，他仍依照一向读书听课的习惯，认真做笔记，一如当年在哈佛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样，当场记下来的文稿就已经十分工整。时任岭南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的周连宽先生，是图书馆学专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任上海市图书馆馆长。周先生对古籍十分熟悉，但是因为没有留洋经历，学校原来对他重视不够。梁方仲深知周连宽的价值，又知道体力视力都极差的陈寅恪先生经常需要得力人手帮助查搜史料，遂征得双方同意，复得学校支持，玉成自1954年开始，周连宽先生半天在图书馆工作、半天帮陈寅恪先生搜集整理资料，前后达十年之久之美事。

1956年前后，是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山大学校园气氛最为宽松的一段时间。其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上来，周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有关部门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一年，中山大学为少数顶尖教授配备学术助手，应梁方仲先生的要求，聘任了1950年以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岭南大学的汤明檖先生为他的助手。汤明檖外文比较好，懂英文法文，酷爱文史，会写诗词。另外还配备了两位辅助人员帮助梁方仲抄写和计算。着眼于梯队建设和培养青年人才，梁方仲还安排中大历史系毕业留校进修的李龙潜，以及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时在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来中大进修的张维熊，进入自己的工作团队。汤明檖和两位辅助人员的直接任务，是协助他编撰《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两位进修人员则跟着他学习注释《明史·食货志》。

除了按部就班分工的工作以外，从1956年10月到1957年秋末，梁方仲还曾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每星期五将五位一起招到家里研讨学习心得。年轻人非常得益于这种手把手的团队工作。在这种讨论班形式切磋的基础上，梁方仲还具体指导汤明檖和李龙潜、张维熊写出学术水平比较高、争鸣色彩鲜明的论文《对邓拓同志〈从万历到乾隆〉一文的商榷和补充——并试论处理和运用实地调查材料的方法》，发表在1958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上。教学方面，不几年以后，汤明檖就接替梁方仲独立开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这门重头课程。

其间，外语系谢文通教授的杜诗英译，请他审核，中文系容庚教授的《简化字意见书》，请他修改。他就是这样一位眼界开阔、热心交流的读书人。

1950年8月，梁方仲随岭南大学一个小组赴京考察课程改革。1956年7月他到北京参加教育部主持的综合性大学语言文学和历史两个专业十八种教材的教学大纲审定。每次访京，他都会去看望陶孟和、陈岱孙、叶企孙等老师和前辈。1956年这次，他发现陶孟和看起来工作仍然积极，谈吐间对于社会学被取消和一些机构与人员的工作作风，已经表露情绪，与以往的乐观形象形成对照。他还发觉前几年在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都十分重要并且活力非凡的叶企孙，处境已经恶化。

梁方仲先生生活态度积极。“反右”斗争期间，他照常观看文体表演。除了学校周末的广场电影以外，他还和家人到越秀山体育场看中苏足球友谊赛，到广州体育馆看沈阳和上海的篮球比赛，在学校礼堂观摩全国冠军杨官璘的象棋表演。

“反右”以后，梁方仲仍然按照“读书、研究、授业、交友”的一贯作风行事，三天两头与学界朋友一起吃饭。无奈其时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整风”和“反右”中得以比较“逍遥”的梁方仲，在1958年春天开始的“红专大辩论”中，终于被当成“白专”的典型遭到狠批，个人被贴大字报超过两千张，批判他“错误思想”的大小座谈会开过两百五十多次，全系停课三天专门开会批判他，先后有六十多位师生发言，占历史系师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红专大辩论”初期还不那么厉害的时候，《中山大学周报》的头版文章曾经提到梁方仲有“三怕”“三重”的“错误”，那就是怕开会，怕听报告和怕参加政治运动，重学术过于政治，重业务修养过于政治“品质”，重个人交情过于政治立场。这倒是比较恰如其分的一种概括，可惜本身不为时势所容。

为了克服“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在1960年冬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此相适应，1961年9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酝酿了大半年的“高教六十条”。从这个时候开始，到1965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雨欲来，是内地多数高等学校相对较为安定的一个时期。这也是最后一次梁方仲先生能够在授业和著述方面冲刺的几年，他把很大精力用在对学生的精英式培养。

梁方仲先生爱学生，是出了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恢复研究生教育不久，他在内地综合性大学率先同时培养四位明清经济史的研究生。他强调学生要加强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基础，精心组织小型学术讨论班，把学生带入他自己的研究中来，手把手指导学生系统阅读历史文献，并且为他们专门开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技能》课，还每周一个下午，开了“怎么使用工具书”的课，每周讲三个课时。1965年8月到12月，梁方仲先生最后一次离开广东北上，带着研究生，先后访学北京、天津、上海、宁波和武汉，其中在北京逗留长达两个半月，让学生有拜识前辈的机会。之前的困难时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府每个月配给梁方仲先生六张餐券，他会带听课的研究生和进修生一起去享用。

1966年初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早就是“白专”典型的梁方仲，马上被升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另一条“罪名”，则是他与“文革”发动时拿来祭旗的首攻对象吴晗的诤友密友关系。很快，他被编入“文革”要“横扫”的“牛鬼蛇神”的队伍，除了被迫没完没了地写各种检讨、三天两头被揪去接受批斗和戴高帽游街，就是无休止的监督劳动。他本来就有过肺病，不久就被折磨得经常失眠、连日拉血。拖到1969年10月，梁方仲被查出肝硬化，至12月，确诊为肝癌。从确诊到1970年5月18日凌晨去世，梁方仲不仅没有住过一天市里面的医院，连学校保健室也安排不进，只能“蹲缩”在住所的地下室里。其间，虽然家人勉力照料，学生和师友也尽可能帮忙，然而这一切，在那“不断革命”的“全面专政”之下，力量都非常苍白。

交往轶事

承邺兄认同父亲的研究生把“读书、研究、授业、交友”概括为梁方仲先生的“一贯作风”的说法。因了这“一贯作风”，梁方仲先生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学界轶事。

前面提到1946年底梁方仲先生应招赴巴黎参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技术助理工作。具体故事是这样的：中国代表团到达巴黎以后，代理团长赵元任才发现缺一个技术专员去参加大会的财政预算小组的讨论，遂与另一代表竺可桢一起，推荐时在伦敦的梁方仲，得到批准。在代表团内部的一次讨论中，梁方仲对一位代表关于财政方面的意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被这位代表训斥为“自作聪明”“不遵照命令办事”。同在代表团任技术助理的钱三强对他非常同情，私下告诉他代表团里面哪些人热衷政治，与政府关系密切，提醒他不能把学术上的平等对话搬到上下级关系中来。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庆幸自己从小立志远离官场的取向。不仅如此，他还拒绝过资助强度很高而且中央研究院领导也属意的一项政府项目借调，婉拒过国外委托项目的工作，一门心思做自己认为重要并且得心应手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研究所所务，他却一再勉为其难。1948年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从法国回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有意请钱三强出任物理研究所所长，并且许以充足的研究经费，但是钱三强不为所动，以先回北平看望母亲为由离开南京，接受清华大学理学院周培源教授和叶企孙教授的邀请，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钱三强夫妇逗留南京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因为都在同一个城市，虽然住处相距颇远，钱三强先生拜访过梁方仲两三次，梁方仲去看过他三四次。足见不同领域学人之间之相知相契。

实际上，交友广，好友多，是梁方仲先生的人生色彩。清华时期，他与老师陈岱孙、陈锦涛、叶企孙等接触较多，与“清华诗人”曹葆华、后来闻名影界的张骏祥、戏剧奇才曹禺、政治上活跃的唐明照、冯仲云，国学研究院的王力、刘节、陈守实、徐中舒、萧涤非等外系同学时常来往。私交最好切磋至密的，当数张荫麟和吴晗，与后者的交谊更是绵延三十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战军兴，梁方仲和陈瑛材从日本回到广州匆匆成婚，正由北平取道香港走越南入昆明的吴晗，专程折回广州，为他们证婚。梁方仲把才高貌美但是体弱的袁震介绍给吴晗，更是吴袁1939年终结连理的“第一功臣”。

又比如在西北调查期间，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梁方仲在延安和西安先后会见了共产党方面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宋时轮、冼星海、丁玲、周扬、王稼祥、曹菊如、南汉宸等人，多数都曾经深谈。例如听叶剑英谈革命见解，“不禁泪交于睫”。他还听过毛泽东的两次演讲。边区生活团结紧张抗战情绪高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当然作为一个学者，他也有自己的思考，比如抗大的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怎么能够编在一个班里上课？抗大为什么不多开几门文化课？为什么延安看不到白区的报纸和出版物？为什么延安自然科学院负责人作报告科学内容那么少？

西北调查期间，国民政府方面，他先后会见了翁文灏、邓宝珊、阎锡山等人。回到重庆以后，他先后拜会了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次长顾翊群和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在西北考察中，国共两党对于事物的不同看法，给梁方仲留下深刻印象，这也有助于他秉持自己独立的学理的思考。例如离开延安来到绥德，国民政府的专员何绍南直率地说出他那个《土地公债券草案》，目的就是要与共产党争夺群众，坦承邀请共产党派人参加讨论，只是因为不得不在形式上敷衍一下。梁方仲不同意何绍南的方案，认为它把地价定得太高，让地主占了便宜，而农民每年要摊还的地价定得太高，又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对此，何绍南以保证国库收入和维护地主利益为由反驳，谁也说服不了谁。直至回到重庆，他依然在翁文灏面前坚持自己的看法。

在哈佛大学时期，梁方仲与赵元任、胡适、杨联陞、吴保安、林同济、严仁赓、张培刚、周一良、孙毓棠、全汉昇、丁声树、陈梦家、张其昀、俞国华、冯秉铨、孟昭英等来往较多，其中冯、孟两位的专业方向是无线电，与梁方仲本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固然切磋学问，也海阔天空，谈天说地，间或结伴郊游，诗词唱和，其中不少人之间，成就终身挚友。梁承邺完成的这本传记，对于父亲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记录详细，特别是还以自己的经历，展示父辈学人的深谊，如何跨代惠及后人。

按照梁承邺的书写，梁方仲先生在先是岭南大学后是中山大学的这个康乐校园里面最密切的师友，计有岑仲勉先生、商衍鎏商承祚父子、陈寅恪先生、冼玉清、陈序经、容庚、刘节、谢文通、梁宗岱诸位。

梁宗岱先生祖籍广东新会，1903年出生于广西百色。1923年他被广州培正中学保送进入岭南大学文科，次年即来到他“向往已久”的法兰西。留法归来，他二十八岁即担任北京大学法文教授，兼任法文系主任。他法文水平很高，新诗造诣很深，多才多艺，好强自负，得意于能够与罗曼·罗兰等法国当代一流作家和文人平起平坐保持密切联系，笑纳朋辈关于他是歌德《浮士德》（上卷）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他身体很好，力气很大，走路风风火火，终年冷水浴穿短裤，让许多学生都望尘莫及。梁家祖上素有制药施医的传统，梁宗岱也常常制药侠义行医。抗战后期，为人风流刚烈争胜好辩的梁宗岱，还曾经在复旦大学演出了一再智拒蒋委员长把他拉入智囊团的精彩活剧。至少在康乐校园，梁宗岱先生传说之多，轶事之艳，实在无出其右。

承邺兄写道，1961年他由武汉大学放暑假回到广州，8月间参加了一次中山大学教工及家属赴湛江的休养团。在去往湛江的船上，他有意向梁宗岱先生问东问西，当说到印象中复旦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声望远不如今天那么响亮，梁宗岱先生说此言不差，不过马上又补充说自他在抗战时去复旦后，因为校长接纳了他不少建议，特别是延揽出色教授，复旦的情况已大为改观。梁方仲先生在旁听此，抬杠笑他“吹牛”，他“顿时脸色骤变”，愤而还击说：“亏你讲得出口，我三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当教授，可惜你当时在清华，如果在北大，你可能还是我的学生呢！”拌嘴管拌嘴，事后烟飞云散，友谊照旧。

一次梁宗岱亲自掌勺摆弄了一大桌丰盛美味的饭菜，邀一班朋友欢聚。事后，承邺兄告诉了梁宗岱，说父亲感叹说想不到梁宗岱有这么一手，连烧乳猪都做得出来。梁宗岱听后十分高兴，说泮溪酒家的大厨要是会做我一半的菜式，我就认吹了。梁方仲先生过世以后，一次承邺兄作为后辈拜访梁宗岱先生，梁宗岱对他说：“若不是我当初（指1970年）被流放到粤北干校，我定会让你父亲服用我特制的家药，或许你父亲就有救了。我自己的白血病就是靠这种药治愈的……”话短情切。

康乐校园以外，梁方仲先生最密切的学界朋友，当数吴晗。他们在清华读本科的时候就已经是挚友，并且从此私交一直很好，但是他们的这种挚友，包含着诤友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吴晗贵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时候，梁方仲先生见到吴晗，每每都劝他放弃官职，回到学问上来，可惜吴晗不以为然，反而批评梁方仲是书呆子，不知道“政府工作已经是为人民服务，不再是当官做老爷”，终至“文化大革命”被人拿来祭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梁方仲先生特意邀请莅穗讲学的张宗燧先生到广州著名的西餐厅太平馆吃“葡国鸡”。这个故事，也值得专门说说。

张宗燧先生是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著名哲学教授张东荪教授的公子，是我国享有国际名望的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到丹麦随玻尔研究量子场论，1939年去瑞士在泡利指导下工作，博采众家之长。回国以后，即出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5年，张宗燧应邀到剑桥大学工作，1947年同狄拉克一起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次年他回国，先后任职北京大学物理系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张宗燧学问很好，尤以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见长，很早就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所说的院士），却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中山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邀请他来短期讲学。

梁方仲与张宗燧固然是清华本科时的同学，但是因为学科距离太远，又没有类似同乡这样的关系，所以原来只是相互知道，并无密切的交往。梁方仲知道他在广州没什么朋友，知音难觅，就登门相邀，请他到太平馆吃饭，点的是太平馆的镇馆菜式葡国鸡。梁方仲的热情和善意，感化了张宗燧，然后他话才多了起来，还表示有信心继续写出一批高水平的论文。

行文至此，笔者不免感叹，一所大学，要是有七八位梁方仲这样的教授，这所大学不兴旺也难。可惜形势比人强，不久之后，张宗燧先生和梁方仲先生先后都托福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早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