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死叉”边缘：中国会失落吗？

二战之后，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0%的国家有三个：美国、日本和中国。其中，美国的占比在1977年超过10%后，一直稳步上升，目前是30%左右。日本则在1995年达到峰值的16%之后，逐年回落，降至现在的约8%。中国2009年跻身“10%俱乐部”，如今占比约18%。

可以说，过去60余年，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得益于“双引擎”的驱动：①美国持续发力，是为第一引擎；②中国“崛起”与日本“失落”的交接，确保了第二引擎的有效工作。

同为“第二引擎”，中国和日本的增长路径，在数据上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例如占比从2%到10%，两国用的时间差不多（日本17年，中国16年）；期间，两国人均GDP都增长了8倍，人口涨幅也近似（日本人口由1.07亿升至1.23亿，增加了15%；中国人口由11.92亿升至13.31亿，增加了12%）。

重视中日发展路径的相似性，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当下——中国会不会从第二的位置上跌落，就像当年的日本那样？

有人说不会，因为除了相似性，中日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比如人口红利，起飞阶段中国的人口红利显著优于日本——15-64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不断加大，一度达到74%；而日本同一指数的峰值也仅有67%-69%。

的确如此。但再好的人口红利，也未见得必然会成就经济奇迹。比如印度，近十年来总人口及适龄劳动人口比例持续增长，2016年总人口13.24亿，适龄劳动力占66%，人口红利不可谓不优，但其经济增长却与此不甚匹配，其体量至今也仅占全球的3%。

人口红利，只有在与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红利。这一有机结合的过程，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这里，笔者借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思路，也就是将经济产出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来解释的思路。

具体到中国的生产函数，公式大致可以做如下表述：

高速经济增长=劳动力及其他要素的持续投入+劳动力及其他要素的有机结合

1994年我国确立市场经济机制，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开始在市场机制下调配组合，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作“市场化”。同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66%。

人口红利适逢“市场化”，结果就是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投入规模的持续增加，反应到数据上，就是高投资率下的高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一。

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基础在于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结合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对了，各生产要素都能发挥出最大潜力。当然，结构对不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要素情况发生改变，经济结构也要跟着进行调整。

而如何调整，如何使运行机制、投入规模和经济结构处于一个持续有效运作的状态，或许就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奥秘所在了。除了坊间多有评述的种种，如廉价劳动力、低环境成本，以及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等，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实际融资利率的持续下降。

尤其是在快速进阶“10%俱乐部”的十来年里，中国增长实际是由上下两条曲线所支撑的——持续上扬的劳动生产率曲线和不断下降的实际长期利率曲线，见下图浅蓝色区域。

注：1.2002年之前的长期利率选取的是5年以上贷款基准率，2002年之后采取的是10年国债利率；2.通胀指标采取的是含义更广泛的GDP平减指数；3.劳动生产率计算是按照1978年不变价计算。

持续上扬的劳动生产率曲线，意味着各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是不断提高的（持续增加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是有利可图的）；不断下降的长期实际利率曲线（2004-2008年，长期实际利率持续处于负利率状态），则意味着推动各生产要素结合的成本是不断降低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更容易结合）；两者叠加的结果自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投资这个活力四射的经济体，回报率也是丰厚的。

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进入浅绿色区域（如图），生产函数的内容发生巨大变化——劳动生产率曲线持续下滑，实际长期利率却陡然走高，函数结果呈现为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这一趋势若不能扭转，则上述曲线将出现“死亡交叉”（长期实际利率曲线向上与下行的劳动生产率曲线相交）。而日本经济正是在“死叉”之后，陷入“失落”的。

如果日本的“失落”还有一点参考价值，那么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我们起码应该避开这一“死叉”。换句话说，在劳动生产率出现趋势性改善之前，长期实际利率根本没有上调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