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世界卫生日：解析中国青少年抑郁

原创 刘萍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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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萍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1948年，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正式成立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世界卫生日，倡议各国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世界卫生日，我们一起关注中国的青少年抑郁。

我国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状流行率为24.6%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理发展的高速阶段，也是出现抑郁症的最高发阶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2021年8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中，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夏瑾，2021），这其中就包括相当比例的青少年抑郁。

一项包含超过14万我国青少年的分析发现（此研究样本数量为144060人，覆盖了中国大陆23个省份的48个城市），我国初高中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状流行率为24.3%。这一结果略低于美国的29%，高于澳大利亚的16.6%。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与发展中心最新研究数据也验证了以上数据（傅小兰等人，2021），该研究对山东、河北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3万名10-19岁的青少年开展了一次心理健康素养调查研究。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患病率为24.6%，这个数字意味着每4个青少年中，就有1个青少年在经受抑郁困扰。

青少年抑郁患病率随年级的升高而增加

青少年抑郁患病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10.0%，初中阶段检出率为30%，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为40.0% (傅小兰等人，2021)。

这一研究与侯金芹等人（2016）的研究发现一致，我国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在10～19岁皆呈现线性增长趋势。

由青少年抑郁患病的这一规律可知，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工作应提前在小学阶段就要展开。家长在重视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问题。

我国青少年抑郁求助普遍延误

令人惋惜的是大多数抑郁的青少年从未得到过任何专业帮助。我国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出精神疾病患病率高，但就诊率低的趋势 (任志洪等人，2020) 。即使得到专业救助的青少年抑郁患者，他们通常也较晚才去求助，早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程文红，2006），由于民众心理健康素养偏低，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求助延误平均为17个月。

导致求助延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由于心理健康问题带有隐蔽性，父母对青少年发出的身体、情绪、学习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求助信号极不敏感；

第二、青少年和家长对精神类疾病的病耻感较强。黄传浩等人（2020）对853位12～24岁的青少年进行研究表明，抑郁障碍自我污名感严重影响求助意愿。Peterson等人（2008）认为心理疾病的自我污名感会使个体的心理疾病症状更严重，进而降低他们的求助意愿，增大了心理康复的困难；

第三、与民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心理不健康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以及对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作用不了解等方面的现状有关。

青少年抑郁的症状

青少年抑郁的体征和症状，可以包括身体方面如：

（1）对治疗无反应的持续性身体症状，例如头痛、消化系统疾病和无法诊断出其它原因的疼痛；

（2）精力下降、疲劳、感觉“慢下来”；

（3）睡眠问题，如入睡困难、早醒或睡过头；

（4）食欲不振和体重减轻，或暴饮暴食和体重增加。

还有情绪情感方面如：

（5）大部分时间都感到情绪低落、悲伤；

（6）烦躁、易怒；

（7）对兴趣爱好或活动失去兴趣或乐趣；

（8）容易烦恼、恼怒或有挫败感；

（9）无价值感、绝望或内疚、负罪感；

（10）比平常更爱哭。

另有社会交往方面如：

（11）远离朋友和家人；

其它方面如：

（12）思维或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做出决定；

（13）躁动，无法保持安静或放慢语速或行动；

（14）死亡或自杀的想法。

青少年一旦患上抑郁症需数年才能完全康复。在漫长的康复期，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治疗情况，深度理解孩子的处境，不使用“懒惰”“废物”“装病”等冷言冷语指责孩子。

父母要保持恒久的耐心，始终温暖地陪伴孩子。孩子越在困难时期，父母越要保持稳定，管理好家庭氛围，并让家庭充满希望感。

青少年抑郁的表现

学业表现不佳。青少年抑郁会导致精力不足，注意力不集中，难以做决策。在学校，这可能会导致出勤率低，学业成绩下降。

网络成瘾。网络成瘾的背后很有可能是青少年抑郁。代长顺等人（2020）的研究显示，青少年存在网络成瘾中学生其患抑郁症状的检出率是非网络成瘾学生的4.61倍，青少年通过上网，包括玩手机、玩游戏等来逃避抑郁带来的负面感受。

也有研究表明，网络成瘾加深了青少年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升高（董园园等人，2018），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会使他们脱离实际，增加孤独感，从而导致抑郁加重。

父母对待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很容易产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策略，比如，没收手机，控制零用钱，剪断网线，甚至把孩子送进网瘾戒断中心。这些举措只会短暂发挥作用，根本达不到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的目的。

有的父母也会因为孩子网络成瘾，认为孩子没病，我的来访者中有一位母亲因孩子半夜还在打游戏，断定孩子没得抑郁症，“他有力气打游戏，为何没力气去上学？他没得抑郁症，他在骗我们。”

远离人群。许多抑郁的青少年会选择离家出走，或经常谈论离家出走。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通常会减少参加社交活动的次数。

情绪不佳。抑郁会引发和加剧对于相貌的自卑、羞耻感、挫败感和对人生的无意义感。由于抑郁的青少年被毫无价值感所包围，这使他们对批评、拒绝和失败极为敏感，容易由此产生困扰。另外，抑郁的青少年可能脾气暴躁，充满敌意，容易发怒。

致使青少年抑郁的发病因素

学业压力。学业压力是青少年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在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成因及病情轻重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调查，80.6%的中国高中生一致认为“高中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远高于美国学生的50.5%和日本学生的46.2%。中国学生担心学业成绩的比例是78.4%，也高于其他两个国家，日本为58.1%，美国为54.6%。李海垒（2014）对1297名青少年进行研究发现，学业压力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

校园霸凌。遭受校园欺凌是引起青少年抑郁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王京京等人（2022）对4190名青少年进行研究发现，遭受校园欺凌者占比为18.69%，青少年抑郁占比27.71%，校园欺凌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即当青少年受到校园欺凌的程度越高，其抑郁的倾向水平越高。

我在临床工作中曾遇到过很多校园欺凌案例，多数父母以成人的思维模式很难与孩子共情。例如，一个11岁女孩由于乳房生长性疼痛请假就医，老师在学生中说漏了嘴。当她第二天去到学校，几个男孩在身后喊她“咪咪痛”。孩子因此产生了拒学情绪，父母向孩子摆事实讲道理，“你的检查结果是没病啊，必须去上学”，父母认为这是小事，是孩子找借口不想上学。孩子每天都要下个大决心才能走进校园，但“咪咪痛”这个外号从未在校园消停，孩子感到非常羞耻和痛苦。几个月后，孩子在医院确诊了抑郁症。

家庭原因。青少年抑郁患者的父母对待子女往往缺乏温暖和理解，他们通常采用严厉惩罚、拒绝否认等手段对孩子进行管教。不良教养方式很有可能构成情感忽视及虐待，造成童年创伤，影响青少年认知和归因，使得青少年在面对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时，较少求助于他人，青少年企图通过自责、退避和幻想等不成熟的应对方式来解决问题。

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因素之一。父母有心理障碍会产生代际遗传，也会导致家庭关系不和谐、家庭功能失调、家庭氛围不良。有研究发现，抑郁母亲的孩子比非抑郁母亲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抑郁症。

另外，父母关系紧张，婚姻不和，父母亲一方或双方有外遇都有可能导致青少年抑郁。

生理原因。青少年时期，由于身体激素平衡的打破，有可能引起或触发抑郁症。另外，抑郁症在有家族病史的人中更常见。比如：父母或祖父母患有抑郁症的人，患抑郁症的概率高于平均水平。

青少年抑郁症的伤害

自杀、自伤。青少年抑郁是导致青少年自杀、自伤的根本原因。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发展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约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每分钟就有2个人死于自杀，还有8个自杀未遂。长期做青少年自杀问题研究的李建军教授在专著中写道：自杀已成为15～34岁的人群死亡的第一原因。

很多父母望子成龙，对孩子的要求和期望都很高，有的父母甚至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让孩子来实现。还有一些高成就、高功能的父母，把企业管理的经验和官场运作的思路用于教育孩子，忽略孩子的心理特点，压抑孩子的感受和体验，给孩子讲大道理，甚至订立严密的管理制度。

其实，与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成才相比，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毕竟，留得青山在，人生的其它方面才存在可能性。

青少年抑郁对人一生的影响巨大。青少年抑郁症除了对青少年当下的学习和生活造成影响外，会导致长期的社会心理损害及成年后的反复发作（Melvin et al., 2013）。青少年抑郁患者成人后，容易导致成人期的双向障碍、抑郁症、药物滥用。青少年抑郁在成年后，再次发作抑郁的可能性很高，复发一次的可能性约为40%，在复发的人群中，至少有50%的概率会再度复发。

因此，青少年时期作为罹患抑郁症风险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期抑郁的预防与早期干预极其重要。

作者简介：心理咨询师，美国加州整合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在读，北京大学心理学学士。

参考文献

程文红,刘漪,范娟,唐惠琴,李敏,王祖承.(2006).抑郁障碍青少年及其父母的求助行为.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06):606-608.

代长顺,王永阳.(2020).郑州市青少年抑郁症状和网络成瘾状况及其两者间的关系分析.现代预防医学, 47(11):1985-1988.

傅小兰, 张侃, 陈雪峰, & 陈祉妍. (2021). 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19—2020).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传浩,王会秋,王秀珍,林贝尔.(2021).青少年抑郁情绪、抑郁障碍因果信念和自名感对求助意愿的影响.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9(07):1091-1095.

侯金芹,陈祉妍.(2016).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界定亚群组及其影响因素. 心理学报,48(8),957-968.

李海垒,张文新.(2014).青少年的学业压力与抑郁:同伴支持的缓冲作用.中国特殊教育,(10):87-91.

Melvin, G. A., Dudley, A. L., Gordon, M. S., Ford, S., Taffe, J., &. Tonge, B. J. (2013). What happens to depressed adolescents? A follow-up study into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51 (1), 298-305.

Peterson D, Barnes A, Duncan C. (2008 ). Fighting shadows:Self-stigma and mental ilnes.WhawhaiAtuteWhakamaHihira

谌丁艳,黄园园,周丽等.(2020).2017年深圳市中学生抑郁症状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健康教育, 36(8):738 - 743.

王京京,侯皓,裴一霏,张颖,贺晨露,汤洁,朱熠阳,王威.(2022). 网络成瘾和睡眠时长在青少年受校园欺凌与抑郁间的链式中介作用.现代预防医学, 49(04):636-639+645.

夏瑾.(2021).创造积极的情感示范给你的孩子.中国青年报,(8).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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