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立克与大上海都市计划（下）：被遗忘的他者

1903年11月7日，理查德·鲍立克出生于离德绍（Dessau）不远、易北河畔的罗斯劳（Rosslau。他的父亲老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 Senior）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位活跃的政治家。老鲍立克1918年至1933年间先后曾任德绍市的议员、市长、安哈尔特州议会议员、主席等职，因此与当时校址在德绍的包豪斯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格罗比乌斯（Walter Gropius）私交甚好。鲍立克在这样一个充满政治氛围的家庭中长大，对于时局的动荡和政治的冲突格外敏感。

鲍立克1923年在德累斯顿工程高等学院（Dresden Technical University）建筑系学习，后来追随德国现代建筑先驱汉斯·珀尔齐格（Hans Poelzig）教授到了柏林工大（TU Berlin）。1927年鲍立克在柏林工大土木工程系通过了建筑学专业的学位考试，他本人在简历上特意说明“选修：城市设计与住区规划”（Wahlfach:Städtebau und Siedlungswesen)。

鲍立克对住宅产业化和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趣从学生时期就可见端倪。1925年，他在包豪斯学习期间与好友、包豪斯教师格奥尔格·穆赫（Georg Muche）共同为德绍设计了一座钢结构住宅建筑。这个带有实验性质的项目，探索了采用预制件实现住宅建筑工业化的可能。1925年起，在父亲的介绍下，鲍立克开始为格罗比乌斯工作，制作一部宣传和推广现代建筑的影片。系列影片的主题“我们怎么能够在经济的前提下保证健康？”代表了当时现代主义运动的精神，即尽可能经济地为大众提供健康卫生的住房。他自己本人描述这个时期的工作是“在柏林作为建筑师、剪辑师、作者和艺术顾问，与多个影片公司合作”。宣传片的顾问委员会包括格罗比乌斯、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厄恩斯特·迈（Ernst May）等。这项工作让鲍立克能够接触和访谈众多建筑大师、了解现代建筑的潮流和动态。

鲍立克1927年从柏林工大毕业后，正式受雇于格罗比乌斯的私人事务所，并为其管理包豪斯德绍校园学生宿舍的第二阶段建设工作，在1928年格罗比乌斯离开德绍后成为格氏德绍事务所的代理负责人。这一时期德绍地方议会中各方势力已经发生了变化，纳粹党的影响力逐步加大。1929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严重影响了德国建筑师们的就业机会，加上政治局势的变化，包豪斯师生纷纷离开德绍去大城市如柏林、汉堡寻找工作机会。1929年6月，鲍立克追随格罗比乌斯到了柏林，担任他的研究助理。他参加了一些格罗比乌斯负责的现代实验性住宅项目，负责过日照间距的计算，包括在柏林西门子城的行列式住宅设计（Siedlung Siemensstadt 1929/30）。鲍立克曾忆及这段为格罗比乌斯工作的时期，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格罗比乌斯更多地从艺术上考虑建筑师的工作，而他认为这种工作首先是为社会服务。

1930年8月，鲍立克开设了他自己的事务所，直至他离开德国为止，主要是从事住宅设计，例如在德绍七栋三层现代主义风格的平屋顶住宅组团。住宅以东西向行列式排布，保证每户在冬天也能够享受充分的阳光。随着纳粹党上台，鲍立克的住宅设计受到了批判，认为格罗比乌斯倡导的这种平屋顶行列式是“兵营式”住宅，要求把平屋顶改成坡屋顶。

1931年，纳粹党赢得了德绍地方议会36个席位中的15席，并在1932年1月21日的议会会议中首次提出拆毁包豪斯校舍未遂。1932年8月22日，包豪斯终于被迫关闭。鲍立克本人和他父亲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在包豪斯和格罗比乌斯事务所工作的经历, 使他受到纳粹指控，并遭到了人身威胁，因而不得不离开德国。

鲍立克最初在好朋友汉堡嘉的公司担任室内设计师。1934年，时代公司被沙逊家族收购，在法租界福煦大街653号（Avenue Foch，现延安中路）办公，鲍立克成为公司的主持建筑师。时代公司的业务从室内设计与装潢，逐步拓展到能够提供欧洲摩登样式的高端家具定制、纺织品、木材加工等上下游服务。时代公司在这期间最重要的项目是为沙逊在外滩的沙逊大厦（即今日的和平饭店）和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完成室内设计。随着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乱，建筑业萧条，鲍立克与弟弟和朋友盘下了时代公司（Modern Homes），开了家具店、在南京设立时代公司分部，还接手舞台设计。鲍立克在写给格罗皮乌斯的信中自嘲，必须仰仗租界的有钱人才能过活。“自从我到了这儿（上海），主要从事教学和都市计划，只建成了很少的东西。‘时代公司’做的都是室内的玩意儿。我为铁路系统设计的那些项目，都还待在抽屉里，期待着从天而降的美国贷款。” 1943年，鲍立克接受了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以下简称约大)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的聘任，与格罗比乌斯的学生黄作燊成为该系仅有的两名全职教师，鲍立克负责教授室内设计与都市计划。

鲍立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痛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催生了纳粹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公共租界并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外国人，他不可避免地对这个快速膨胀、充斥着混乱冲突的多元文化社会持有俯视的优越感和技术精英的社会责任感——一个矛盾的“技术精英和社会主义者的混合体”。鲍立克在上海的十六年个人经历远远不能代表那个时期中国数以亿计人民的命运和文化转变，但他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视角。因为身份和语言的限制，鲍立克所看到的中国图景带有特殊的滤镜和视角，他没有机会长时间深入内地和乡村，大多呆在“城中之城”——上海的公共租界。并且，在高达75%的上海人尚不识字的情况下，鲍立克的社交圈子局限在能够英语或德语交流的特殊社群中。

鲍立克在上海的最后几年，以约大都市计划教授的身份，与那一时代最优秀的中国建筑师和工程师们致力于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在战火之中描绘未来50年的大上海发展蓝图，反映出那一代人、那个特殊的群体在大历史背景下所向往的现代发展愿景与路径。都市计划的编制成为一个契机，使得饱经战争之苦的上海市民们聚集在一起，在一步步逼近的战事、混乱的金融秩序之下，面对街头遍布的战争难民和在废墟上不断蔓延的棚户区，带着理想主义色彩规划未来上海的重建。这一总体规划的编制紧密跟随欧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范式的转变，相对于战前，其指导原则、成果架构、工作方法和理想愿景描绘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视为中国规划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集大成者。回顾那样的一个时代，这种重建计划工作无疑带着唐吉珂德似的悲壮，正如编者在计划报告序言中所写：

这一个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与其说是一种工作的完成，无宁说是一种工作的开始。其实，时代的巨轮，从来没有打住过；人类的进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我们是不是能够和人家并驾齐驱，或者老是跟着后头跑呢？这就要看我们的选择和努力了！

本市都市计划不是市政方面片面的改良所能奏效，整个社会和经济的组织，都非彻底革新不可！

在大上海都市计划第三稿完稿之际，上海已经完成政权交替。计划编制的工务局领导人赵祖康作为上海解放前夕的代理市长，守护了这座城市在国共间平稳交接，并最终促成三稿交呈新政府的陈毅市长，使其得以结集成册而留存至今。鲍立克及其同仁所追求的，是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建设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为将要到来的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上海成为“中国进步的枢纽”。有赖于这一群体的坚持不懈，该计划也成为中国在抗战胜利后仅见的较为完善的大都市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1940年代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将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组织理念嫁接入大上海区域的空间规划中，以城市发展和土地使用为基础，综合考虑多种现代交通方式，特别是快速高架道路的引进，并尝试在上海市政管理中建立起系统的规划管理制度。

1949年10月，鲍立克离开上海，回到民主德国，在国家建筑研究院先后担任所长、院长，并为柏林重建的规划委员会工作。因为在建筑和规划领域的杰出贡献，鲍立克在60岁生日时，被建筑研究院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他还曾获得民主德国防卫奖章、国家金质奖章，并被委任为建设部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柏林重建代表”等。

1979年，鲍立克于柏林去世，享年76岁。

相比于另一位早20年来到中国相同专业领域的重要人物——参与南京《首都计划》的美国建筑师亨利·茂飞（Henry Murphy），鲍立克受教育于现代运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他坚定的现代主义派别、对战后走向成熟的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及时学习与运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中国社会更为密切的联系，跟古典学院派的茂飞都有着明显的不同。鲍立克对于现代运动在中国的推进，尤其是设计与规划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相较于另一位上海滩知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由于战乱和战后金融危机，鲍立克作为一个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的建成作品得以保全至今的并不多；但他主持完成的近代大上海都市计划、以及他作为一名圣约翰大学都市计划教授对中国城市与规划领域的非物质遗产，则要更加丰厚。

1950年代前半期，鲍立克仍保持着与中国的通信联系。从他与圣约翰学生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饱受学生爱戴与尊敬。上海和同济大学曾邀请他回访，但因鲍立克工作繁忙未能成行。1956年9月，梁思成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参加在柏林举办的民主国家建协主席秘书长会议，受邀到鲍立克家里做客，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梁思成在回国后给鲍立克的信中写到：

“在中国，哪一个建筑师不知道柏林的斯大林大街！在上海，在北京，在中国多少个正在建设的城市里，又有多少中国的建筑师怀念他们的老朋友鲍立克。”

遗憾的是，1960年代开始，随着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论战和边境冲突，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鲍立克及其在中国的遗产逐渐为人所遗忘。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详规教研室编辑的《国外居住区图集》中，收录了东德霍耶斯维尔达（Hoyerswerda）新城和哈勒（Halle）新城的居住区规划案例，编者对这两座新城的规划理念感到亲切和喜爱，然而并不知道这是一位与同济规划渊源深远的设计师作品。

讲述鲍立克在上海的十六年的故事之特殊性在于，他在以传统民族主义为框架的专业叙事中处于一个局外人的位置。鲍立克作为“市政计划家”在大上海都市计划编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年，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经济困苦、国民人心困惑疲惫，是一个复杂的过渡时期。鲍立克在上海的故事既有着上海都市文化特有的国际性和多元性特征，又是一个尴尬的“他者”，往往在正统的叙事中被“隐形”。尽管是流亡的无国籍人士，他在上海被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时期进入一所汪伪政府注册的美国教会大学做教授，有着他属于雅利安民族、仍然被视为“轴心国”国民的优势；在1949年试图去美国佛罗里达之时，又因被怀疑是布尔什维克而被婉拒；当他回到东德，其建筑风格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摇摆和”国家建筑师“的身份，造成了他在包豪斯学派历史中的另一种身份的尴尬。然而，这一特殊个体的经历，那些被遗忘或者有意识忽略的人物历程的记录，有助于描绘一个宏大的历史政治地理背景下中国城市及其现代化进程更为丰富的图景，从而更好地理解都市文化、政治与教育、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文节选改编自侯丽、王宜兵著，《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本文曾提交2017年7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的“跨学科背景下的城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并在会后进行了修改。本文经作者审订，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