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立克与大上海都市计划（上）：现代前夜的浮华与黑暗

“二战”爆发前，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执政，以包豪斯学派为代表的大批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移民纷纷海外，如密斯·凡德洛、格罗比乌斯、马修·布鲁尔（Marcel Breuer）、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移民美国，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到日本，厄恩斯特·迈（Ernst May）去了苏联，包括为数众多的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们。这股因政治而引发的移民潮从某种程度上说推动了现代主义运动和包豪斯学派在世界的传播。鲍立克也是这一潮流中的一份子，他来到了上海，并且，与他的老师和同僚们更多集中于设计和艺术领域所不同，鲍立克得以深入参与了大上海都市在战后的重建规划，给这座曾经四分五裂的城市留下了包豪斯的现代印记。

1933年夏，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从慕尼黑经由威尼斯，乘坐红色伯爵号（Conte Rosso）辗转抵达上海虹口港。他的大学同窗好友鲁道夫·汉堡嘉（Rudolf Hamburger）早在三年前因为德国经济萧条，接受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海外招聘，在此谋得一份建筑师职位。汉堡嘉的新婚太太乌苏拉（Ursula Kuczynski，又名Ruth Werner），曾在自传里记录了抵港所看到的场景对她心灵的震撼：

“纤夫们一个紧挨一个从底层船舱里走出来，吃力地行走在斜搭在码头的踏板上，担着沉重货物的竹扁担几乎要碰撞在一起……（他们）赤裸的上身流淌着汗水，脖子上、额头上、腿上都鼓满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从这条传送带的人们那里飘到旅行者一边…..乞丐坐在摇摇欲坠的小船里，围着我们的船只转悠；哭诉着的残疾人，有的断臂，有的折腿，孩子们带着化脓的伤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癞痢头上没有头发。”

与此同时，在上海生活的欧洲人享受着外国人的特权，刻意地保持着比欧洲更欧洲的生活方式，一切家务活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代劳，在乌苏拉和她的左翼朋友们看来，那些太太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顾…只热衷于谈论赛马和电影”。到上海后写给家人的第一封信中，乌苏拉调侃到：“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像（这里）欧洲人的傲慢一样可怕……只要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桥牌和斥骂下人，我们就成了百分百的上海人”。正是在上海这几年的生活，让乌苏拉决心献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佐尔格情报组的一员。

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建设发展，展现和浓缩了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曲折历程。自清廷依据南京条约在原洋泾浜北岸划定东自外滩、西至今河南路的英租界领地以来，城市——尤其是对外通商口岸——开始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交通通讯、工业技术、资本与资讯越来越集中于这些被迫对外开放的城市中。进入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城与乡之间的差别与差距愈发显著。促使帝制崩溃的辛亥革命，看似烽烟四起，从城乡分野的历史空间分布上看，则完全体现了这种新兴的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城市为发端的革命，在更前沿地接触现代化及西方影响的各对外通商口岸和省会城市中最先爆发，揭示了城乡之间、开放与未开放的地区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认识的巨大差异。在这之后，现代政体的难产，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抛开意识形态的争斗，也可从这片广袤大陆历史空间的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中找到解释。

上海发展的特殊性在于，其由外部力量强加于近代中国最为繁荣的农业文明腹地之上，以城市为触媒，引领了地区的现代化转型。在现代前夜的中国大陆，船舶是最重要、可靠和低成本的运输工具。上海位于拥有几乎半个中国最勤勉聪慧的人口的长江三角洲，扼守物产丰富的长江流域出海口，水上航路以她为起点和终点，“面对太平洋，扼长江入海之咽喉，居中国东海岸线之中心，有黄浦江纵贯其中，苏州河接连运河，与江南腹地一气呼应”。富饶的长三角，能够为迅速增长的数百万都市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补给；横贯大都市地区的黄浦江江面开阔，因为陆地阻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年中绝少受到台风侵害，风平浪静，沿线都可作为天然停泊及转运良港。黄浦江在最低潮时有8米左右水深，数百米阔度，能够满足普通货运船只往来通行。它主要的缺陷是深水道有限，并且因为水质浑浊、流速缓慢，泥沙容易淤积，此外黄浦江与长江交界处有宽度超过三公里的长段浅滩，需要经常疏浚，方能允许深水船只进入；大多吃水比较深的远洋船只，只能在黄浦江口停泊，由浅水船只接驳进入市区。相对于北方同样是沙洲遍布的渤海湾冲击平原，和水深却缺乏与内陆便利连接、有冬季冰冻之虞的东北沿海，以及台风频乃的华南沿海，上海港口状况虽然不是最为理想，在中国海岸线上却有着不遑多让的比较优势。

自开埠以来，上海的对外航运业务逐步扩大，至1930年代，自吴淞口至张家塘港（靠近今徐汇与闵行交界处）的三十九公里沿线已经布满客货运码头，在市中心段外滩的金融商业区尤其集中，异常繁忙。根据上海市国民政府浚浦局的统计报告，1935年进出上海港口船只达16000多艘，内河航行船只超过10万艘,平均每日有340艘船只进出，其中65%都是海运及沿海船。上海港整体船舶吨位在这七十年间从200万吨增加到了3900万吨，差不多扩大了二十倍，以海洋贸易运输为主，超过了同时期许多欧洲大港的装卸量。然而，近代上海大都市那些耀眼的贸易和经济数字，大多是通过非常传统的作业方式、低廉到难以想象的劳动力、在今天看来极不人道的超常劳动时间与强度来实现的。每年几千万吨的货物，主要是依靠廉价的人拉肩扛而实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奇迹。

通过被迫打开的海上航路，上海建立了通达世界各地的对外贸易。在清廷及英美法等多国力量影响之下，铁路、港口、电报电话等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强化了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交通和贸易枢纽的地位，近代中国最为“摩登”（modern）的大都市，中国的“现代之都”（capital of modernity）。1876年，淞沪铁路局部通车；数年之后，沪宁、沪嘉铁路通车；1916年沪宁沪杭两路接轨，同年上海北站落成，成为连接富饶的江苏浙江两地铁路枢纽站。铁路带来了长江三角洲客货运输的现代化转变，而电报电话技术的引入则是现代讯息传播的另一场革命，推动上海与世界更便捷、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清廷对铺设国内电讯线路的迟疑不决，上海是先与国际、再与国内建立了这种联系的。丹麦人1871年在上海设立了大北电报公司，借助已然铺设的国际电缆，先行开通上海与日本及西伯利亚业务，至1880年始开通京沪电报，1881年开装电话业务，1882年上海与南北各线、海外联系全线联通，大北公司当年被收归国营，改为官督商办。

战前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和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银行总行位于上海的占全国的4/10。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上海进口货物总值占到全国的60%，出口约占50%，成为海外向中国大陆倾销货物和中国商品出口的远东最重要口岸。

借助金融资本，包括外资和华商，上海进一步吸引了制造业聚集。尽管并非靠近工业原材料产地，但仰仗便利低廉而发达的水路运输，上海制造业突飞猛进，迅速成为中国的都市工业制造中心：战前上海的工厂数约占全国的31%，资本占全国的40%，工人数占全国的32%，尤以轻工业特别发达，其中机纺业占全国的42%、棉织业占31%、缫丝业占30%、面粉业占40%、机器业占47%。

开埠近百年，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上海始终呈现出三界四方、华洋杂处之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上海从未在同一个市政管理机构统领之下发展建设，南市、公共租界、法租界、闸北及江湾，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与都市文化的势力圈。换句话说，在1945年以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海市，而是多个城市的拼合体。1854年，英美法租界联合组织的工务局成立；1862年法国人退出了工务局，自行组织管理机构；翌年英美租界合并，工务局改称工部局，统筹税务、警务、市政管理。公共租界于1863年（同治三年）率先装设自来水，法租界于三年内跟上；公共租界1864年铺设了煤气管网，法租界完成于1866年；而电力方面，1882年英法相应成立电力公司。上海的华界建设虽然落后于租界，但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已经是遥遥领先：1902年建成自来水厂，1907年成立华商电气公司，1910年成立闸北水电公司，1919年成立浦东电气公司。

二十世纪上半叶时局的动荡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大上海都市人口和资本的聚集。由于租界治安良好、就业机会众多，每次国际国内发生战争、乡村内陆经济萧条，都会引起上海人口的激增。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难民们的偏安之所。这片七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了三百多万人口，既是中国最为西化和现代化的都市，也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最为极端的地区。租界内外，现代与传统、激进与落后，白银帝国数十年对外通商聚集起来的财富、依赖“帝国主义”贸易倾销逐步成长的买办阶层，与底层民众的赤贫，都鲜活地并存于在这远东第一大都市之中。在三百多万人中，居住在不同治权下的居民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城市与设施，例如：能够享受自来水供应的上海居民仅有六万户，煤气用户两万户不到；在上海的几个华洋电厂，系统各有标准、互不统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租界到了夜晚仍灯火通明、车马喧嚣（“夜上海”），而南市和闸北如中国大陆广大乡村地区一样，随着日落即陷入黑暗之中。在高达每平方公里二十万人的人口密度之上，普通市民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状况极为恶劣。根据战后1946年8月市民政处的统计，全市出生人口3760人，死亡人数3310人，是前者的90%；而闸北棚户集中地区，出生14人，死亡47人，比例为一比三。

在乌苏拉拜访的棉纺厂和丝织厂里，劳动力以女工和儿童为主，大多数女工的年龄不过是16岁至22岁之间，而多数儿童看上去不过10岁，他们每天在炎热的工厂和震耳欲聋的噪音下工作12个小时，“婴儿们躺在机器旁边，母亲们则用赤裸的双手从几乎沸腾的水中捞取蚕茧……”

在浦东的棚户区，“有些棚子是用废旧铁皮搭起来的，既无窗子又无砖石；没有地板，一个做饭用的小炉子就放在棚前的露天场地里。人们的模样简直无法描述。成年人几乎光着身子披着几块破布片走来走去。这里有上千栋这样的小棚子。”

（本文节选改编自侯丽、王宜兵著，《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本文曾提交2017年7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的“跨学科背景下的城市人文遗产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并在会后进行了修改。本文经作者审订，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