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出版故事：印刷工人都为之激动

即将发生之事的第一个信号，来自于《论美国的民主》的印刷工坊。据博蒙说，工人们在他的书中所得的乐趣，让托克维尔非常震惊（我们应该记得，巴黎的印刷工人曾是七月革命的先锋）：所有人，从工长和校对员到打字员，对其工作都表现出非比寻常的细心，似乎对本书的成功充满热情，每个人都根据本人的贡献，为参与这本书的出版感到光荣。 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预兆；他的出版商也这么认为。这些工人们会如何看待这部关于“民主” ——这个迷人又满是疑义的主题的著作，了解这件事会非常有趣。或许跟很多后来的读者一样，他们从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能尤其是它证明了民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功。

一小群家人与密友 ——未多到能成为小圈子 ——如同意料之中那般热情。在正在努力完成的美国小说《玛丽》中，博蒙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包括在其前言里为托克维尔的著作所作的明确吹捧。在他完成第一卷之前，欧仁·斯托菲尔就从梅斯写来热情的信件，称赞其《导言》是叙述这个时代的特征与罪恶中最为出彩的。在一桩暴打傲慢平民的案件中，凯尔戈莱向托克维尔请求帮助（旧制度的精神仍残存在福瑟斯）之后他从乡下写信来，说他发现的唯一毛病就是第一卷有点枯燥；至于剩下的，风格极佳，观点很有分量而且都是原创的，虽然这 些观点让凯尔戈莱陷入忧郁之中，但是对其他“一无所知之人”，这些观点的成功将会是持久的。

托克维尔肯定对这些称赞感到高兴，但是他的政治和学术抱负要求更大的成功，受到安瑟洛夫人良好建议的鼓励，他开始运用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来确保这种成功。理论上《民主》是在1835年1月出版，但是在1834年12月24日《法国邮报》上登载了由莱昂·福谢（ Léon Faucher）写的短评：“考虑到其主题和创新的重要性，及其引人注目的洞见，这本书似乎注定会取得巨大成功。它会令其读者大开眼界。”福谢堪称首位写下赞成意见的评论家，但是他很快就有了同伴： 1835年，热情的评论源源不断。其中大多数人收到了作者的感谢信。最早的版本被分送给托克维尔最为珍视的英国朋友们——拉德纳勋爵、约翰·鲍林（ John Bowring）和纳索·西尼尔。西尼尔热情地感谢这份礼物，而且推荐各种各样的英国期刊，认为可以把书寄给它们。托克维尔立刻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本书到达美国还需要些时间，但是一些在巴黎的美国人通过家信而引发了对它的兴趣。

然而，像很多书一样，《民主》巨大而即刻的成功，要更多地归功于口口相传，而不是逐步出现的评论。几乎可以说，这些评论是为了回应公共舆论，而不是形成公共舆论。在君主立宪制时代，法国的社会、学术和政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那些重要的意见都是在他们的沙龙里形成的。对托克维尔而言，确保在日常聚会中得到顺利欢迎是至关重要的，那里清茶与甜点不断，处于有学识的女主人的稳定指导之下，整个巴黎都会谈及沙龙的结论。如果沙龙认可，其他所有人也会认可，而巴黎乃是欧洲的学术中心，那些言论会很快传播到其他城市和国家。因此托克维尔给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 Pierre-Paul Roye-Collard）寄送了一本赠送本，还有一封得体的信。信中他回忆道，当《监狱制度》出版时，鲁瓦耶 –科拉尔曾表示欢迎，尽管托克维尔对卢瓦耶人品学识的倾慕已经有足够的理由，但自己的感激之情认为有必要呈送这本新书。这番奉承，让这位经验丰富的自由主义领袖阅读此书，且变得热情洋溢。他评价为“孟德斯鸠以来所未见”，这句名言迅速地传遍巴黎。（与孟德斯鸠的比较，仍然是评价托克维尔时最稳妥的说法。）很奇怪的是，托克维尔好像没有给基佐寄送这本书，托克维尔应该大大感谢他：或许他认为基佐已经变得过于保守了。然而，他确实给夏多布里昂写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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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19世纪30年代的评论家，不过是随心所欲地从所评论的书中借用概念和信息，但显然他们保持了思想独立。但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将近两个世纪之后，不管他们对托克维尔主旨的回应多么参差不齐，但是他们对这位先驱的反应却是全体一致的：“这是经得起分析的著作之一。它由若干章节组成，这些章本身就是一本本书。我们称托克维尔先生为美国的布莱克斯通（ Blackstone）；那不是 我们所想的全部；我们的笔即将写下一个更伟大的名字”（萨尔旺迪）； “年轻人的想象力与成熟者的耐心观察”（罗西［Rossi］）；“他的思想是公正而崇高的，他的著作能恰如其分地视为值得信赖的历史文献；这既非辩护也非讽刺”（《良知报》［Le Bon Sens］，一份共和主义报纸）；“所有意欲理解这本书的人，或者被要求对时代施加影响的人，都一定要熟悉这本书，包括它的事实和推测。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一个美国人写道，“外国人所写的书中，绝对没有如此接近我们政治组织的准确轮廓的。 ”——除了《民主》。《国民报》（曾经是梯也尔的阵地，现在倾向于共和主义）认为，“这本美国民主著作展现出的才华，及其写作上的非凡优点，使其作者跻身［我们］最优秀的人士之间，让他无可争辩地受到尊敬和同胞们的感谢。 ”《法国回声》（L’écho Fran.ais）清楚地解释这句话的意涵：“这样的书将为议会讲坛开辟道路。 ”

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一本政治思想的杰作被认为是进入下议院最好的资格。唯一要做的就是确保它的名声广泛地传播开来，多亏外省报纸全文复印了巴黎的期刊杂志，使得扬名之事水到渠成。托克维尔曾期待过这种结果，尤其是在诺曼底和科唐坦，那里是他最有可能的议会前景。他对地方的兴趣正在变得浓厚：或许通过家庭影响力，他已经（1834年11月）被选举为瑟堡学术协会（Académique de Cherbourg）的成员。发布该事件的一份诺曼报纸，认为《民主》是一部杰作，也好意地提及《监狱制度》，这肯定是令人满意的。不久，托克维尔着手为瑟堡的学术期刊写作关于贫困的论文：这将给他机会整理对英国《济贫法》及其影响的思考。

冬天在一大堆活动中度过。博蒙完成了《玛丽》，戈瑟兰将其出版。这是托克维尔人生中的大事件，因为他和博蒙一直坚持认为，他们的著作是互补的。事实上，相对于《民主》的正面，《玛丽》读起来像是它的负面：它并非一部政治或社会解析的著作，但是它充满了托克维尔忽视的细节和生活场景；事实上，读者很可能会遗憾，这两位好友放弃了原本要联合写作的计划：合作的话，他们也许得以写出一部真正全面的关于美国的著作。这已经不可能了：正如我们所见，他俩不同的兴趣将他们分开，而且或许是时候各自面对独立写作的挑战了。博蒙有更多要学习的东西。他将其关于种族和奴隶制的研究写成小说，但又没有遵照小说 的形式，因而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小说的黄金时代：他本可能读过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我们知道他读过司各特和费尼莫尔·库珀。然而，在其为《玛丽》所写的前言中，他为以小说的形式来写作一个严肃的话题而道歉：他说，自己只能这么做，因为他既想吸引消遣的读者，也想吸引严肃的读者。这种对公众的侮辱似乎还不够，他还公开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小说家，并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很好地证明了这点。尽管《玛丽》有很多明显的失败（纳索·西尼尔称赞它，但认为它对于冷静的英国品位而言，过于多愁善感了），还是很值得一读。写一部谴责美国奴隶制的宣传小说，真是个好主意，15年后《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将会成功地表明这点；博蒙的这本著作中满是生动的信息——如同《监狱制度》一般，将近一半由附录和注释组成。对那些了解托克维尔和博蒙的美国书信和笔记的人而言，更不用说了解《民主》之人，《玛丽》显得像一位老朋友，充满了令人愉快的熟悉材料和很多新思想。《玛丽》明显跟托克维尔的关注之事有重叠之处，而博蒙用以定义并断言美国之平等现状的长注释，本可用以回应一些20世纪的托克维尔评论家，比如爱德华·佩森（ Edward Pessen），虽然事实上他主要想着的是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尤其是托马斯·汉密尔顿（ Thomas Hamilton）——其《美国人民与风俗》（Men and Manners in America）已在1833年出版。在这点上，事实上整本书，都是博蒙与托克维尔之观点和观察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补充证据，而关于美国妇女和美国社交性的那些小文章，如此明显地引用自博蒙的笔记，以至于丢失这些笔记似乎也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如果把《玛丽》与托克维尔的《民主》和舍瓦利耶（ Chevalier）的《美国书简集》（Letters sur l’Amérique）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1836年以书的形式出现） ——托克维尔对此有些惶恐不安（他厌恶任何竞争的暗示）。我们肯定同意，读过这三位法国作家的读者，会形成一幅比同时代的英国作家更加全面、公正和准确的关于杰克逊时代美国的图景，无论这些英国作家是单个还是集体，都几乎只是补充罢了。

《玛丽》一点都不像《民主》那样一炮而红，但是其优点保证它受到欢迎并被广泛阅读。博蒙和托克维尔各自都觉得完成了目标，而且也同样都觉得在辛苦努力之后要有个假期；因此在4月21日，大约是他们出发去美国的四年之后，他们又一起出发了 ——去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