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庙祭祀：明清皇帝的“中华认同”

历代帝王庙是明清帝王祭祀中国古代皇帝的祭祀场所。历代帝王庙祭祀的特点是将古往帝王合祀于一处，而地点往往在京师，帝王可随时亲临祭祀。这一祭祀体系是明清时期所独有的。

尊崇或祭祀历代贤明帝王，并非明清独有，而是中国古代历朝沿袭的政治传统，如唐昭宗时，建汉昭烈庙，祭祀地点在涿州。宋宁宗时，地方官员先后在韶州和衡阳建立“舜庙”。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在祭祀历代帝王时亦不懈怠，金朝规定，“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羲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居州……”，体现了金朝对中原政治文明的接受。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亦继承了这一传统，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仁宗、泰定帝、元文宗、元顺帝，皆在中原敕建古代帝王的祭祀庙宇并命人祭祀，如“仁宗延佑三年，修殷王墓，敕卫辉昌平守令修治，岁时致祭”，体现了元朝帝王对历代贤君的仰慕和对中原政治文化的认可。

但明清以前，各朝对历代帝王的祭祀是分散的，一是祭祀地点不统一，祭祀场所散布全国各地。二是祭祀级别不统一，很多都由地方官员建造祭祀场所，由地方官员或低级官员代祭，明太祖朱元璋曾批评这种情形，“三皇庙，前代帝王、大臣都不亲祭，只叫几个医人在里面看，一年两遍祭，岂不是亵渎？”三是祭祀场所不统一，有的是在尚存的帝王陵寝祭祀，有的则是另建庙宇祭祀。总之，明清以前，虽有小规模的合祀如“至唐玄宗，立三皇五帝庙于京师，元成宗立三皇庙于府州县”，但仅限于对少数帝王且主要是远古帝王的小规模合祀。

明清时期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的建立

大规模合祀历代帝王始于明洪武朝。彼时，明朝攻占北京，并逐步统一中原大部，势力范围也延伸至漠南蒙古地区。相比唐朝中期，朱元璋高度集权，相比宋朝，明初明朝军力强盛，朱元璋个人勤政不怠，有创立和改革祭祀体系的决心和气魄。洪武三年，朱元璋要求查访各地历代帝王陵寝并加以保护和祭祀，祭祀依然是分祀。

主张合祀历代帝王并由帝王亲祀的并非汉人，而是之前供职于元朝、后投降明朝的蒙古人答禄与权。洪武六年，担任监察御史的答禄与权向明太祖进言，“我朝继正统而有天下，四海九州，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庙、山川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三皇之礼独阙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答禄与权虽然只是建议朱元璋亲祀三皇，但给了朱元璋灵感，那便是既然可以合祀并亲祀三皇，为何不合祀更多的古往贤君？此后，朱元璋“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决定创建历代帝王庙，唐宋等朝开国君主亦被纳入祭祀范围。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建历代帝王庙于中立府皇城西，仍命于北平立元世祖庙”，被祭祀的帝王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金天氏、帝髙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皇帝、汉光武皇帝、隋高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洪武后期，朱元璋命撤去隋高祖（隋文帝）的牌位，只祭祀剩余十六帝。撤去隋高祖，或是因杨坚曾有“篡位之行”。洪武后期，中立府（凤阳府）帝王庙因火灾而损毁，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朱元璋命“改建历代帝王庙于鸡鸣山之阳”，自此，历代帝王庙迁至南京。

明成祖时迁都北京，正统朝时正式定都北京，但历代帝王庙祭祀一直在南京进行，直到嘉靖朝时，才在北京建造新的历代帝王庙。嘉靖帝作为藩王入继大统的皇帝，经过“大礼议“的洗礼后，对礼制十分熟悉，想在礼制改革上有所作为，同时起到彰显皇权的作用，因此决定将帝王庙迁至北京。嘉靖十一年，北京的历代帝王庙修建完毕，嘉靖帝效仿明太祖亲临祭祀，祭祀仪式十分隆重。

《明史》记载，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焚太庙神主，迁太祖主于帝王庙”。若这一记载为实，显示出大顺政权亦试图继承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以彰显大顺对历朝统绪的延续。有清人认为李自成并未将明太祖神牌迁至历代帝王庙，《明通鉴》作者清人夏燮认为，“自成于甲申三月入京，大纵剽掠，焚太庙神主，肆为毒虐，安知有迁主之礼”。清军入关后，初期尚打着为明复仇的幌子进攻大顺政权，但实际上清朝从未把自己当作过客或“侠客”，也从不承认南明、大顺和大西。多尔衮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决定迁都北京，迎顺治帝入北京。

清廷要彰显清朝已取替明朝，强调明朝为“过去式”，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顺治元年五月，清廷“以故明太祖神牌入历代帝王庙”。一方面显示了清朝对历代帝王祭祀体系的继承，另一方面正式宣布了明朝“不复存在”。在继承帝王庙祭祀体系后，大部分的清朝帝王都曾亲临帝王庙祭祀，相比明朝仅有朱元璋和嘉靖帝亲祀，清代帝王显然对帝王庙更为重视。

清朝皇帝对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的改革

顺治二年，清廷恢复了帝王庙内的元世祖神牌，并增加了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神牌，入祀范围不仅限于“开国之君”。顺治末年，顺治帝曾一度打算增加守成贤君神牌，并撤出部分并未真正开国的帝王牌位，后因其去世而未施行。

康熙帝晚年决定对历代帝王庙进行大规模改革，“朕观历代帝王庙所崇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书生妄论而定，甚未允当。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康熙帝认为，只要不是无道被弑和亡国之主，都应列入历代帝王庙崇祀，但也有例外，如曾同后金为敌且在位期间国力日下的万历帝、泰昌帝、天启帝，康熙帝不允许入祀，而“亡国之主”崇祯帝却被纳入祭祀，康熙帝的理由是“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未及此项改革施行，康熙帝便驾崩了。雍正帝继位后落实了此项改革，除祀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汉）世祖、唐太宗、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二十一位外，又增加了夏启、商太甲、周成王、汉文帝、汉桓帝、汉灵帝、唐高祖、辽太宗、宋太宗、金太宗、元太宗、明太宗（明成祖）、崇祯帝等一百四十三名帝王。

到乾隆朝时，历代帝王庙祭祀改革仍在继续并最终成型。乾隆帝对历代帝王祭祀体系改革的要点主要有：一是无论皇帝在位时间长短，只要不是亡国之君和无道被弑，都应祭祀。二是认为在大量增加辽、金、元非汉政权的皇帝神牌后，“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认为这些朝代也应纳入祭祀。同时，乾隆帝认为，五代（梁唐晋汉周）皇帝“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不绝如缕”，虽然五代皇帝大多并非汉人且继位不正，但“中华统绪”仍在延续，因而五代亦是中华历史的一部分，五代亦是“中华”。乾隆四十九年，清廷决定在历代帝王庙新增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宋文帝、孝武帝、明帝，齐武帝，陈文帝、宣帝，元魏道武帝、明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唐宪宗、后唐明宗，后周世宗，金哀宗共二十五名帝王神牌。自此，历代帝王庙祭祀体系最终定型。

明清时期帝王庙内的元世祖祭祀

元世祖是明朝时帝王庙内唯一一位被祭祀的非汉政权皇帝，体现了朱元璋其人的胸襟，但亦有现实的原因，即明朝替代元朝，延续了正统，否认元朝就是否认明朝，二是元朝虽然是非汉政权，但部分时段如元世祖时也实行了仁政，百姓生活安定，元朝帝王有被祭祀的资格。朱元璋曾下谕提到，“元之祖宗有德格天，抚驭华夏。又尝语省臣曰，元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尔等父母，皆赖其生养，由是言之，亦岂非天命以继宋为生灵主而大统”。朱元璋认为，元朝时汉人的生活并非一直水深火热，元朝统一中原是因为宋朝失德、元朝积德，有德者，无论是汉人或是非汉人，都有资格统治中原，体现了明初国力强盛背景下朱元璋其人胸襟的宽阔。明正德皇帝曾对明太祖祭祀元世祖予以钦赞，他说，“虽以胜国之世祖而亦获秩祀焉，岂非以后世之英君谊辟、其政治亦犹有可取者欤”。

关于祭祀元世祖，明前期部分朝臣是反对的。弘治朝时，南京礼部侍郎尹直曾上疏反对祭祀元世祖，“元世祖以胡人入中国，初欲杀尽中原人，甚至废灭人伦，岂当与尧舜禹汤并列”，其言论是否属实并不确定，彼时明朝君臣也未认可他的观点。嘉靖朝时，漠南雄主俺答汗崛起，不时入边劫掠汉地，甚至威胁明朝京师，嘉靖帝对此十分愤怒又无可奈何。嘉靖前期，翰林院修撰姚涞上疏请求撤出元世祖牌位，彼时蒙古对明朝的威胁还不算严重，嘉靖帝和礼部都未同意此议，并以《春秋》言论予以反驳，“《春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自古帝王尝优崇胜国，太祖睿断，载在祀典，宜如故从之。徐学谟曰：历数之传，虽有华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属，即夷狄自不能废之矣”，即认为入主中原的非汉政权，只要他们接受中原文化，就可以被视为“中华”，这是天命，不是人的意志可改变的。

嘉靖中后期，蒙古对明朝威胁加重，明朝君臣对蒙古的憎恨也不断累积，“世宗朝，大虏频犯内地，上愤怒，思所以大创之。时正议礼纷纷，前朝祀典，多所更改。于是修撰姚涞、给事中陈棐辈，窥知上意，疏请帝王庙削元世祖之祀”。嘉靖二十四年，嘉靖帝决定撤出历代帝王庙内的元世祖神牌。清军入关后，恢复了元世祖的祭祀，其理由同当年朱元璋祭祀元世祖的理由相似，“世祖平江南，捐苛征，弛历禁，亟救灾伤，苏息黎庶，制礼作乐，民物阜康，传世六七君，类遵守其成宪”，即元世祖时国家安定、百姓阜康，元世祖有被祭祀的资格。此外，清朝恢复元世祖的祭祀，一方面为同为非汉政权的清朝入主中原找到了历史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同自己关系密切的漠南蒙古诸部恢复了元朝的名誉和正统，有利于争取蒙古人的拥护。

帝王庙祭祀所反映的历史观和民族观

朱元璋创立历代帝王庙时，入祀标准十分严格。朱元璋甚至有点道德洁癖，只要是有污点的，例如篡位等，哪怕是开国之君，也不能被祭祀。朱元璋坚持宁缺毋滥，彼时帝王合祀范围虽已大大拓展，但入祀帝王依然很少。朱元璋建立帝王庙，不仅仅是为明朝立正统，也是为自己确立历史定位，即彰显朱元璋个人开创明朝基业的历史贡献。在朱元璋眼中，入祀的开国之君同自己的情形是类似的，都经历了诸多磨难，且没有篡位等以下乱上的“不良记录”。

嘉靖朝时，明廷撤出了元世祖的神牌，但不能因此认为整个明朝对非汉政权不接纳。实际上从明初到嘉靖二十四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明蒙长期敌对，但明朝一直祭祀元世祖，体现了明朝君臣在民族意识上的宽容。所以乾隆帝曾经评价，“洪武之去辽金而祀元世祖，犹有一统帝系之公”，认为明太祖这一行为是明智和公道的。

清朝时，入祀帝王不断增加，入祀范围也从开国之君拓展到守成乃至非亡国之君，体现了入祀标准和帝王庙象征意义的改变。历代帝王庙从明初时入祀标准严格、体现开国之君创业艰难、具有单一象征性和朝代不连续性的祭祀场所，逐渐过渡为入祀标准宽松、供奉清朝以前大部分帝王牌位、朝代前后相接的祭祀场所，逐渐成为祭祀自三皇到明末历代皇帝的场所。这一变化，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帝王庙祭祀体系最终形成，即帝王庙成为祭祀中国历朝历代帝王的主要祭祀场所，另一方面更是反映了清朝诸帝对中原政治文化和中国古代政权的认可。

阜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至今尚存，院内保有雍正帝和乾隆帝的御制碑文，其中有《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一碑。在该碑中，乾隆帝对非汉政权、汉人政权同“中华”历史的关系作了阐述，认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余年，于南北朝及宋元辽金，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之际，大书特书，必公必平”。在乾隆帝看来，无论是汉人政权还是非汉政权，都是中华历史的一部分。

乾隆帝强调“中华统绪，不绝如缕”，表明其认为“中华”或者“中国”从未灭亡或中断，中华历史和文化延续了数千年，而清朝也在延续“中华统绪”。清代帝王重视历代帝王庙祭祀，一方面是为清朝的统治树立正统性，即非汉政权亦可入主中原；另一方面体现了清朝帝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自觉接纳和发扬，并未将清朝自外于“中华”，希望清朝作为“中华”的一份子而被接纳。从这个层面上而言，清朝帝王是很有历史眼光和宽阔胸襟的，也印证了如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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