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俄罗斯乡村教堂背后的社会变迁

本文作者马强系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他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曾以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赴俄罗斯进行田野调查，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俄罗斯社会。俄罗斯黑土区正是他的田野调查地点。黑土区是俄罗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区，马强博士走过这里的城市、乡镇和村庄，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做访谈、查资料、读档案，试图讲述这个邻邦大国人民经过的历史与现实。近期，他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讲述的是一个村庄教堂的命运，也是作者在俄罗斯田野调查的对象之一，透过这个教堂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社会经历的时代变迁。（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俄罗斯中央黑土区的腹地塞村，进村和出村路口的标志牌前树立着硕大的白色十字架，上边写着“拯救和庇佑”（спаси и сохрани），寓意耶稣基督护佑着整个村庄。村中最高的建筑当属圣尼古拉教堂，站在教堂的钟楼上可以俯瞰全村。五颜六色的木屋、郁郁葱葱的草木和黝黑的土地仿佛一幅俄罗斯风情浓郁的油画。塞村教堂是再普通不过的乡村小教堂。与拥有镶金圣象、绚丽的壁画、奢华的吊灯的城市教堂相比，塞村教堂显得朴实、安宁。

教堂是塞村的中心，其他的公共建筑设施都围着教堂而建。教堂门前是广场，广场北边是塞村学校、村邮政所、卫生所，西北侧是国营的村供销社。教堂东侧紧邻塞村公园，再往东便是村委会、派出所和储蓄所。但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座教堂是被荒弃的，那时，位于塞村西边的集体农庄执行委员会是这个村庄的中心。集体农庄的中枢机构在一幢气派的大木屋里办公，这曾是革命前塞村领主——贵族斯坦科维奇的家宅。如今这座木屋已经废弃，门窗都被砖头封堵住，房顶长满了野草。

塞村教堂的兴衰见证着这个村庄的沧桑变化，记述这座乡村教堂的历史，俄罗斯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便能展现在我们面前。

村庄里的教堂

在俄罗斯，特别是俄罗斯族聚居区，建立教堂是村庄形成的标志。塞村在1797年拥有了第一座木教堂——圣尼古拉教堂。而在此之前，塞村一直是蛮荒之地。

古罗斯（Русь）国家形成之时，位于顿河流域的塞村土地之上还是游牧民族的天下。13世纪，蒙古大军入侵，从那时起，鞑靼人的政权金帐汗国统治了顿河流域的草原约有三个世纪。塞村一度是鞑靼人的居住地，顿河畔的草原成了鞑靼人的牧马场。至今，塞村仍保留着不少鞑靼文化的遗存。方言和地名中有很多鞑靼语的词汇。很多塞村人并没有东斯拉夫人金发碧眼的标准长相，而是有着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人面孔，塞村房东瓦洛加便是这样的相貌，他说自己有鞑靼人的血统。

塞村在16世纪才进入莫斯科公国的版图，成为莫斯科公国与南部草原上游牧民族的边界。彼时塞村不仅驻扎着军士，还成了重刑犯的流放地，塞村也由此得名。随着莫斯科公国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帝国逐渐扩张，塞村从帝国的边陲变为中心地带，善于稼穑的俄罗斯族人从临近各县迁来，垦殖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塞村的物产曾一度成为皇家特供。正是在这个时期，塞村有了木教堂。教堂以圣尼古拉为名——他是俄罗斯人最钟爱、最亲近的圣徒，被视为俄罗斯的主保圣徒之一。从那时起，圣尼古拉教堂就开始护佑着塞村和它的土地。

到了19世纪，塞村成了当地名声显赫的斯坦科维奇家族的领地。至20世纪初，斯坦科维奇家族改变了当地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引进了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在1880年代末，斯坦科维奇家族划拨资金将木教堂改建为砖石结构的教堂，并在它旁边建了教区学校。1898年，教堂钟楼悬挂大钟，从此，塞村大地上空飘荡着悦耳的钟声。

塞村的公共生活都是围绕着教堂展开的。在革命前的俄国，几乎所有的塞村农民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他们的洗礼、婚礼、葬礼等最为重要的人生仪礼都要在教堂举行，神甫为其祝福或安魂。东正教日历融合了古罗斯时代多神教节日传统，与农耕生产紧密相连，农时节气与东正教日历巧妙地对应起来，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节奏。在每个农民家庭中都有圣像角，它位于屋中最明亮的地方。圣像角摆放着基督、圣母以及护佑家庭成员的圣徒圣像，圣像角下供奉圣物，供一家人祈祷和礼拜。圣像角是家庭中最为神圣的地方，按照俄罗斯人的风俗，家里的大事一定要在这个神圣的空间，在神的注视下完成。

如果说“罗斯受洗”让俄罗斯进入了文明的进程，那么对塞村农民而言，东正教给予他们在繁重、艰辛的劳动生活背后以光明、温暖的宗教诗意。

捣毁教堂

塞村教堂的命运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集体化时期发生了转折。在集体化运动中，为了塑造“文化”新人，灌输社会主义伦理，苏维埃政权掀起了消灭文盲运动、宣传无神论和压制宗教仪式的运动。宗教信仰被认为是愚昧的，也是“没有文化”的。土地的集体化运动和无神论运动齐头并进，“这一巨大的计划，同时也就是文化革命。被强大的牵引机所拖动的犁头，不但耕透几千万肥沃的土地，且要同时打破当地的迷信宗教禁令和习俗”。

捣毁教堂是无神论教育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很多教堂在这一时期都被毁掉。塞村村史记载，集体化初期，富农们的老婆经常会在教堂礼拜时宣传集体化就是抢夺农民财产，造成了农民恐慌，使得农民对集体化非常抵制。教堂曾是富农和苏维埃政权争夺舆论导向的阵地。上世纪30年代初，塞村教堂没有摆脱被捣毁的命运，很多上了年岁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圆顶被取下的场景，教堂内的圣物也被运走了。在一些老照片中，我还能依稀看到当时教堂残破的样子，它的圆顶和钟楼已经不见。因教堂建筑高大，冬暖夏凉，集体农庄把它用作储藏肉和粮食的仓库。

捣毁教堂的同时，苏维埃政权也在试图消除宗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在无神论教育运动中，脱离了教堂的洗礼、婚礼和葬礼仪式被发明出来。孩子出生以后的“洗礼”和命名由党组织主持，孩子不再以圣徒命名，而是取革命领导人的名字，如苏联时期的名字“尼涅尔”（Нинел），其实就是“列宁”（Ленин）的反写。婚礼也不能在教堂举行，而是被安排在政府机构设立的“幸福宫”内。“清洁和节俭”的火葬被大规模推广，墓碑上的十字架换成了五角星。

东正教日历被取消，使用新的苏维埃日历。宗教节日被取消了，新的工作制让人们无暇去教堂礼拜。圣诞节的节期被命名为“共青团诞生节”（комсвятка），十月革命节（公历11月7日）取代圣诞节被认为是新纪元的开始。老照片记录了塞村某年十月革命节游行的盛况：在集体农庄所建的成排的新房的背景下，游行队伍一字排开，高举“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标语和列宁像，最终在教堂广场前集合。看到这些老照片，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东正教游行。只是他们高举的“圣像”不同，一个是列宁，一个是耶稣；标语不同，一个是“光荣的社会主义”，一个是“东正教拯救世界”。苏维埃政权发明的仪式和节日在表面看来与东正教信仰是完全对立的，但实质上二者在逻辑上有耦合之处。新的信仰要获得合法性需在传统中找到动员民众的逻辑，东正教信仰无疑直接为此提供了资源。

塞村教堂被捣毁后，宗教仪式被禁止，宗教活动被监视。但是，大多数村民并没有与东正教断绝联系，东正教仪式被转移至地下秘密进行。在无神论运动高涨的年代，新出生的孩子都被悄悄地进行洗礼，因为在老一辈人看来，不经过洗礼的孩子会经常生病，会被“不洁的力量”侵害；虽然官方将婚礼安排到了“幸福宫”举行，但在家中，新郎新娘仍要在圣像角前获得神的见证和祝福，否则他们的婚姻会被视为“不合法”。

在社会主义时代，虽然东正教信仰在整个社会空间中是被禁止的，但它没有在社会空间中消失，或变换为另一种形式，或隐匿地存在。在黑土区乡村，有很多废弃的教堂至今仍没有修复。在一次考察中，我们沿路参观了一座这样废弃的教堂。这座教堂圆顶早已被除去，屋顶和窗台长满了青苔和野草，部分墙体已经倒塌，教堂大厅里堆满了废弃的砖块，到处都是鸟粪，一派残破凄凉的景象。但是，在原圣像壁的地方仍然挂着几幅落满了鸟粪的圣像，圣像前残留着蜡油。据当地人讲，这些圣像是附近的农民挂在这里的，虽然教堂被捣毁了，每到东正教节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来这里礼拜。在当地人的心中，这里始终是神圣的空间，即使教堂被捣毁了，天使仍在教堂的身边。东正教在俄罗斯一千多年的积淀并不是几次运动就能清除得了的。

教堂的重建

上世纪90年代初，集体农庄解散，习惯生活在集体主义襁褓中的塞村人失去了依靠，“所有人为所有人负责”（все для всех）的集体主义理念也随之消失了，“所有的都是为了自己”（все для себя）充斥着人们的心灵。在社会变革的阈限中，人们普遍感受到道德的缺失，生活的目的为了满足金钱、私欲，缺乏公共意识和公民精神，乡村自治和公共生活缺失。这并不是塞村一地一隅的现象，整个社会都面临着道德危机与价值真空。在俄罗斯，政府部门希望能用东正教信仰团结和动员民众，普通民众希望能通过东正教信仰得到心灵的慰藉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东正教的复兴、教堂的重建成为一种风潮蔓延至全国。

重建教堂的风潮也影响到了塞村，村民盼望着恢复原来的圣尼古拉教堂。本世纪初，塞村教堂早已残破荒芜。村民中虔诚的信徒成为重建教堂的积极分子，他们开始行动起来。这些人在苏维埃时期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偷偷地在家中圣像角前祷告。如今对宗教活动的监视解除了，他们可以正大光明地走进教堂。他们简单清理了教堂，并从家里拿来了圣像，便开始在里边进行礼拜。

随着教堂被重新利用，经村委会同意，重建教堂被提上日程。重建教堂伊始，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塞村展开募捐活动。在塞村，重建教堂募捐不只表现为个人对神的献祭，还是村民共同参与的具有公共性的事件。教堂重建工作的最初领导者是当时的村长，也是集体农庄最后一任主席，后来塞村一个农场的场长接替了他的工作。在积极分子们的动员下，全村人纷纷为重建教堂捐款，这已经突破了信仰的范畴，村中很多非东正教教徒也都纷纷捐款。我的房东夫妇从来不去教堂，但是他们也捐了一大笔钱。甚至是一些卫国战争的老兵、坚定的共产党员也都捐出了他们的积蓄。在村民们看来，教堂作为村中的公共空间，没有它，人生仪礼无法完成，社会秩序无法重建，公共生活无法进行。在募捐中，集体农庄解散后新富起来的人的捐款占了很大的份额。教堂的圆顶和钟楼是一位农场主捐资修建的，住在塞村比秋格河畔别墅的富商和高官们也捐助了大笔款项。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重建教堂的资金得以解决。经过两年的修缮，塞村的圣尼古拉教堂焕然一新。

2008年，塞村的圣尼古拉教堂举行了盛大的“献堂”仪式，由来自沃罗涅日教区都主教前来主持，这是塞村自集体农庄解散以来最为重大的事件。2013年，塞村教堂换上了金顶和金色十字架，这一年距教堂被拆除金顶，已有近一个世纪。

信仰的重建

教堂建筑的重建相对容易，而东正教信仰的重建任重道远。

教堂刚刚落成时，一周两次的礼拜只有几个人参加，非常冷清，经过不断动员，现在常来教堂礼拜的有20多人，节日的时候大概有70人了。从年龄和性别结构上来看，经常来教堂做礼拜的多是老人和女人。

在俄罗斯，声称自己是东正教徒的人很多，但是经常来教堂的人却很少。村民们很少参加宗教活动，原因有多种：普遍认为只要“心里有神”就可以了；那些人去教堂是为了给自己贴上好人的标签，“神在心里，而不是在腿上”；教堂商业气息太浓，教堂是为富人服务的地方。还有一些人从小受到的都是无神论教育，就几乎不去教堂。教堂虽然重新开放，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实践和世俗化的趋势，使得人们对东正教信仰和教堂的态度已回不到革命以前的虔信状态。

变革以后俄罗斯民众对于宗教的普遍心态让我们感觉到，即使是教堂重新开放，但宗教信仰对于普通民众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教堂的重建并不完全等于信仰的回归。宗教界人士常常指责这一点。其实，现代生活与繁复的宗教仪轨、戒律早已不相容，人们去教堂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放松，暂时摆脱沉重的世俗生活，去教堂和看戏剧、看画展、听音乐会一样都是普通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宗教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不在于民众对宗教仪轨的亦步亦趋，而是将“心中有神”作为基本的道德底线，尊重东正教倡导的价值理念便是宗教最大的社会意义。东正教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原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在接受《消息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人能带着一颗纯净的心灵，在圣像前放上一支蜡烛——这已经是善良的标志了”。

除了教堂，家庭和学校也是东正教信仰和文化复兴的重要空间。由于圣像角的存在，家庭宗教仪式对于东正教信仰的传承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即使是苏维埃时代对宗教打压的严苛环境下，家庭的礼拜仪式和信仰活动仍能秘密进行。东正教信仰传播的另一个空间便是学校（尤其是对青少年），目前，东正教课程已经进入学校，东正教课程纳入全州的教育计划之中。塞村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开便开设了“东正教文化基础”课程，而这门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孩子健康的心灵和体魄，形成公民的自觉意识；培养对祖国——俄罗斯和自己民族的爱”。从课程的目的和内容上看，这门课虽以宗教为名，实际上是对祖国文化传统的宣扬，这门课不仅是宗教教育，还是传统文化教育，也是爱国主义教育。

在当代俄罗斯社会，教堂重修与信仰重建互为表里，这不是作为建筑本身的教堂的重建，而是在这个空间里进行的宗教构建身份认同的文化实践。在文化实践中，东正教信仰与民族认同、社会团结、爱国主义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对于俄罗斯重建社会秩序、维持政治稳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经历了苏联时代的无神论教育以及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趋势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信仰重建不会像教堂重建具有那般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无论如何，民众的宗教身份，东正教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最可宝贵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