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与国王：奥斯卡赢家背后的共同主题

本届奥斯卡最大的亮点，当然是威尔·史密斯那护妻的一巴掌，当然了，这种热闹也难掩奥斯卡影片的羸弱。谁能想到威尔史密斯那一巴掌竟然打出了个最佳男主角，他凭借《国王理查德》中网坛传奇大小威廉姆斯的父亲，终于搬走了最佳男主的小金人，这圆梦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小李。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当属《健听女孩》，三个提名，三个获奖，一举拿下了最佳电影、最佳男配角、最佳改编剧本，可以说让出品方苹果风头无两。不过怎么看《健听女孩》都像是带有一些甜腻的青春励志片，一个四口家庭中唯一一个健听的女孩，在父母和哥哥的困境中勇于追求自己歌唱天赋的故事，并不像一个奥斯卡会青睐的题材。

除了考虑到疫情之下人们需要在阴霾中守望阳光之外，《健听女孩》和《国王理查德》的确延续了“正确”的道路，分别照顾到了少数群体——聋哑人和黑人，也同样是讲述在一种暧昧的社会环境（社会对这两个群体并没有很公正）下，个人通过努力实现个人天赋的过程。

女孩和国王，所牵扯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家人的境遇，而是在这背后互相拉扯的两股力量的较量，这两个力量也不仅仅是某一时刻的某一种特殊状况，而是贯穿在现代人全部生活中的所有现象之中的动因。可以说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现代生活的全部。

如果非要定义发展的话，可能就是人和社会在时间中的变化，但这并不够，现代人往往愿意给发展赋予一种更积极的意义，强化了变化中“好”的方向，所以每一个生存在社会中的人以及社会的整体可能都天然被规范了一个朝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目的性，或者说变成了一种意义。

按照这样的规范，本来个人的发展跟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不冲突的，理论上个人更好的发展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而社会更好的发展也应该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更优的条件。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就如“女孩”当中，那个爱唱歌的女孩在选择自己爱好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自主，一方面要照顾家中聋哑至亲，必然就会损失学习音乐的时间；另一方面，在一个更深层次中，女孩坚持唱歌的意义也遭受到了挑战——因为她所坚持的东西完全不能被父母所听到、所欣赏、所理解。

这也就引申出来一个矛盾，当一个人所热爱的事情，并不被对自己最重要的人理解和支持的时候，这件事是否还值得做？

在“国王”所面临的困境下，网球是一项白人的运动，从来没有过黑人在其中取得过好的成绩，更别说黑人女孩，人们甚至认为以后也同样不会有。在这种社会的偏见下，能够坚持下来，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推向女子网球巅峰，不仅需要毅力，更需要的是勇气。

反观社会，它不仅仅为其中每一个人创造着栖息的条件，同时也在改造着每一个人，用各种条条框框，让人的个性不至于损害到社会整体的存在，让每个人能够在规范中确保整个社会的安全。

简单的说，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想活成一个独特的自我，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希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可被操控的符号或数字。

荣格在《未发现的自我》中，说过这么一段话：

“所以说，赋予个人特点的并不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而是为个人所独有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个人理解成为一个周期性出现的单元，而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既单一又独特的存在，而且经过分析，我们最后可以发现，个人既不可知，又不可能与其他的任何事物进行比较。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员，它可以被当作，也必须被当作一个统计单元来看待，否则，我们就无法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描述了。出于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个人作为一个比较单元，与其他物种进行比较。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行之有效的人类学或心理学智识。

而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平均单元，人也就有了一幅抽象的画面，只不过在这抽象过程之中，个体的一切特征都消失殆尽了。然而，正是个人的这些个体特征，才对我们理解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打算了解一个具体的人，就必须把关于一般人的科学知识置诸脑后，并且要抛弃所有的理论概念，以便我们采取一种全新的、毫无偏见的态度来完成这一过程。如果我们要完成理解一个人的使命，我们必须有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心灵，其中对人的知识，抑或对人的特征的洞察，构成了关于人类总体的各种普遍性知识的先决条件。”

在作为个体和作为人类一员的选择中，每个人的内心都产生了一种张力。一方面，人都想尊重自己的天赋，按照自己所擅长的、所乐意的、所愿意为之付出的方式生活；另一方面，人也必须要融入到社会中，用自己的劳作，来换取他人的尊重和供养。

可悲的是，大多数时候，社会并不需要那么突出的天赋，同时大多数人也都在钟形曲线的中间部分，天赋的差异并不那么明显，这就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力量碾压过个人发展的力量，人被粗暴的改造成社会所需要的人，一个个生产线上的螺丝钉、无需思考的产业工人，亦或是看似自由却依旧焦虑重重的都市白领。

深陷其中的个体，往往都会坠入意义的深渊，除却为社会不断努力的工作外，一旦停下来反思自身的时候，人就会质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社会、为文化、为家人甚至为身边的陌生人，完全没有在为自己做些什么。

而社会也在为消除这些疑问努力的制造着各种催眠式的文化，让人可以安然在某种大目标中，在忘我的劳作中，或者是在千篇一律的娱乐中获得廉价的意义。

最终，不再是人创造着社会，而是社会创造了人。

女孩和国王，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反抗，两部影片都从个人的视角，叙述了个人的成长和反抗的历程，这本身就是值得尊重和让人动容的。以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实现自身，而自身就如荣格所说，不是作为一个种族存在的统计意义上的人，而是每个人的个性、特点，用更能够唤醒人的词语来说，那就是天赋。

认识自身的天赋，并将其实现，也许就是在虚无空洞的人生中，能够确认的最大意义。

个体为了实现天赋所作出的努力，就是其活着的证据。但另一面，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识别个人的天赋，鼓励并提供条件让天赋得以实施，则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或者更为严厉的说，是一个社会是否“正义”的标志。

低级的正义是一种分配上的正义——社会是否能够按照人的付出给予其相应的分配，而高级的正义则是机会上的正义——社会是否能够按照人的天赋给予其发展的机会，让人的天赋发展与社会总体的发展能够在同一条路上实现共鸣。

女孩与国王，讲的是一样的故事，让天赋不被辜负，为此，个人需要勇气、需要努力、也许还要一点点运气，而社会需要包容、需要鼓励、更需要真诚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