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对健康的影响模式的探索性研究

原创 柴向南 定量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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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成、鞠牛, 社会网络对健康的影响模式的探索性研究——基于网络资源和个体特征的异质性[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 05, 57-64.

研究背景与思路

在“社会网络对健康的影响模式的探索性研究——基于网络资源和个体特征的异质性”一文中，梁玉成、鞠牛对社会网络类型及资源利用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做了深刻剖析。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健康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为个体提供必要且直接的支持，如必要的信息与知识、活动参与机会、经济和物质性支持以及情感支持等，从而促进个体健康。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社会网络结构本身对个体健康会产生影响，而这一影响独立于个体能够获取的支持。此外，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个体可以运作网络关系并通过不同类型社会资本来获得健康上的提升。除了社会网络对个体健康的积极影响之外，有的经验发现并不支持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简言之，从以往研究发现来看，个体的社会网络其数量、质量、结构以及所嵌入资源是否以及如何对其自身健康产生影响还欠缺更为系统的分析。在我国社会持续快速转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致使个体的社会网络更加复杂化，因此十分有必要就此议题展开更全面深入的分析。在该研究中，作者揭示了社会网络具有的三重异质性：“网络资源的异质性”、“网络资源作用的异质性”、“网络资源利用倾向的异质性。”（p.59）进一步，作者采用潜在变量分析模型归纳了“社会网络-健康”关系的三种不同类型，并细致入微地分析了符合这些类型的个体其社会网络的结构、数量、质量以及可使用资源对健康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从研究架构与结论分析来看，该研究清晰地揭示了我国社会文化情境下社会网络运作规律与机制。

研究方法

该研究使用2014年及2016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调查数据。JSNET调查结合多阶段抽样、PPS抽样、地图法抽样等抽样方法，在长春、济南、兰州、西安、天津、广州、厦门、上海等八个城市随机抽取18岁以上家庭成员作为调查对象。2014年为基线数据，2016年为追踪数据。研究者“综合两期数据所需变量，最后得到进入模型的有效个案数2,047个，其中成功纳入各个潜在类别的样本1,950个。”（p.61）

该研究因变量为自评健康，采用五分法测量，预测变量包括主要和辅助两个变量。其中，主要预测变量为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包括拜年网、亲密讨论网、借贷网，辅助预测变量是微信使用频率，“来测量网络沟通的频繁程度和网络资源的使用倾向。”（p.60）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就业、抽烟和体育锻炼频率等，这些都可能和个体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网络和健康存在重要相关性。

不同于直接探究预测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建模方式，该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的方法进行建模。较易测量的外显行为通常对应不易测量的潜在特质，而研究者可通过对潜在特质归类来描述不同类别之下的样本在人口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具体行为及其它方面的特质。该研究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来拟合“社会网络-健康”这一关系的类别，将“社会网络-健康”这一可能关联划分出三种情况，再对每一种情况下的样本做描述性分析，进而总结归纳符合每一类模式的样本的特质。模型拟合见表2：三类别划分时，对数似然函数值最大、AIC最小，拟合优度最好。

研究发现

首先，如表3显示，研究者划分了三种社会网络影响健康的潜类别。在模式一中，“本地关系密切人数”、“拜年网规模”都对个体健康有正向影响，但借贷网络和健康没有关联。模式二与模式一类似的一点在于，4-6人的密切关系网络有助于提升个体健康，但拜年网络的规模却对个体健康有负面影响。此外，模式二中的借贷网也是健康的消极影响因素。研究者认为，模式一和模式二都反映了情感型关系网络对健康的积极影响，而模式一更为明显。与前两个模式不同，模式三是工具性关系网络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借贷网对个体健康的积极促进作用。

进一步，研究者对符合这三种模式人群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地位特质做了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模式一的人群最明显的一点特质是自评健康较差，从他们的网络资源来看，借贷网较好但亲密网资源较差，而且拜年网规模最小，拜年网在网顶和网差两方面也不占优势，表明该群体“总体上还是缺乏较好的社会网络资源，尤其缺乏基于情感性质的网络关系。”（p.62）进一步，研究者表明，从该群体自评健康状况、就业比例以及婚姻状况来看，该群体的特质为：“网络资源获得能力较差，而且不倾向于构建网络，但是网络资源的利用倾向较高。”（p.62）研究者将该组称为“网络脱嵌模式” 。其次，模式二人群的自评健康状况较模式一好很多，主要集中在“一般”、“较好”两类。此外，“该群体的各种网络的规模水平都居中，但拜年网却体现出网顶高、网差大的特点，微信使用频率也较高，说明该群体对于网络关系有着向上攀附的趋势，而且倾向于构建网络。” （p.63）该组人群被称为“情感网络嵌入模式” 。最后，符合第三种模式的人群其平均年龄最大，受教育水平最低，但自评健康状况集中在“较好”、“很好”，在三组人群中体现出最好的健康状况。而在社会网络方面，“该组人群的亲密网和拜年网的规模都最高，借贷网的平均规模较小，拜年网具有大规模的同质性，即规模最大但网顶和网差最小。”（p.63）研究者将该组人群归纳为“工具网络嵌入模式”。

研究启示

该研究对于厘清个体的社会网络建构对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如研究者所言，“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社会的健康不平等状况。过往研究并未真正回答健康劣势的个体多大程度能突破结构束缚，实现健康阶层向上流动的问题。本研究认为，网络建构的积极倾向会带来网络嵌入程度增加，是个体健康突破结构地位束缚的关键因素。这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释了健康不平等仍在上升的非正式制度原因: 当市场竞争随着经济发展而加剧时，激发了关系中的内在紧张，人们越来越可能冒着破坏关系的风险去‘杀熟’，导致强关系对象的利益反而更容易受损的‘逆差序格局’现象。竞争加剧也会促进个人人力资本的提升，使得有能力的人更加不轻易使用关系，这降低了关系强度对资源回报的重要性。但中国注重人情关系的传统以及我国社会结构特征，又决定了资源需要以社会网络为载体发挥作用，因此关系强度重要性的降低反而促进了网络开放性，人们依然倾向于建立关系网络资源。而健康较差的个体更容易陷入网络脱嵌状态，此时情感型关系又无助于扭转健康的劣势，导致健康不平等加剧，甚至两级分化。”（p.64）

导读人 |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 柴向南

原标题：《社会网络对健康的影响模式的探索性研究——基于网络资源和个体特征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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