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敦刻尔克》与英国退欧；谁在否认全球变暖？

《敦刻尔克》与英国退欧

自7月陆续在英美上映以来，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在媒体上引发了大量讨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将这部根据二战著名历史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改编的影片和英国退欧的现实政治联系了起来。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日前在《波士顿环球报》以“敦刻尔克的意义”为题撰文，称电影《敦刻尔克》的放映是一个受欢迎的提醒，提醒人们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比去年的退欧公投更大的灾难，“我们把更糟的事情做到了最好。”

弗格森表示，自己本来是反对退欧的，去年还曾发出警告称退欧公投可能将英国送往“通向地狱的旋梯”，而支持退欧的政治家许诺的优厚条件也不出意料地没有兑现。但是，现在《里斯本条约》第五十条已经启动，要停止退欧进程是难以想象的，如果重回欧盟，英国在和其他欧盟国家的关系中将处于下风。弗格森现在转而认为英国退欧对英国和欧盟都有好处，因为欧洲大陆诸国想要一个联邦欧洲，而英国从来不想要，换句话说，英国不准备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忍受德国的优越地位。因此，尽管退欧的代价巨大，弗格森仍认为，“正如1940年不是考虑和谈的时候，现在也不是重新考虑（是否退欧）的时候。”

而在《纽约时报》观点栏目刊登的“敦刻尔克精神无法把英国从退欧的失败中拯救出来”一文中，珍妮·拉塞尔（Jenni Russel）表示自己非常希望这部电影没有在这个历史时刻放映。在影评人对其“灼热、复杂、不妥协地表现了战争和死亡的野蛮”的一致好评声中，这部影片通过为了有朝一日再次战斗而英勇撤退的叙事，传达的根本观点是，不管概率有多小，英国最终总是能够获胜，这无疑将助长英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而在这个国家正在错误地走向退欧的档口，没什么比这种集体心理更能起反作用的了。

拉塞尔认为，英国在经济、教育、技术、劳动力等各方面的劣势过去都通过和欧盟的紧密关系而被掩盖了，而现在正在逐渐暴露出来，其后果将是严峻和持久的。她在文章结尾指出，敦刻尔克之所以在今天被充满感情地回忆，仅仅是因为最后英国是在赢的一方，而决定最终结果的并不是英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而是因为美国带着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资源参与到了战争中来。今天，当我们踏上撕裂与邻国、友国关系的危险道路时，没有同盟会来拯救英国。

亨利·曼斯（Henry Mance）则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敦刻尔克》不会在退欧问题上教我们任何事，必须对把历史作为连接当下的跳板的人保持警惕。曼斯认为，历史能够提供信息、说明、娱乐，但很少有指导功能。寄希望于用过去来解释当下就像是把地形测量图上的等高线当作道路一样错误。在他的记忆中，作为一部历史电影，《敦刻尔克》引起的反响是前所未有的，各国的影评人、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评论。但曼斯认为，《敦刻尔克》不该被当作政治足球，这部电影探讨的不是身份认同，而是人性，而且刻意回避了政治。如果说这部电影传达了什么政治观点，那就是它提醒了我们，那些塑造我们生活的力量往往远离狭隘的政治争论的。“没有关于二战的公投，也没有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宣言，恐怖的展现是远在公众预想之外的。我们希望把自己想象成个体，自己的电影的主人公，个人命运的决定者，但当炮弹纷落在敦刻尔克沙滩上时，人根本不是这些东西。”

曼斯指出，将历史放入政治是充满诱惑力的。马可龙（无论好坏）是新的拿破仑，退欧支持者和退欧反对者唤起了帝国的幽灵，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主张西蒙·玻利瓦尔的遗产。但事实上，只有少数像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是具有教谕性的，大多数时候历史都是含混的，能够教我们人类行为，但很少能为政治困境提供答案。因此与其推崇或拒斥民族神话，不如专注于讨论当下问题的事实情况。

谁在否认全球变暖？

近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题为“这不是你想象出来的：夏天越来越热了”的文章。NASA退休气候科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的一项研究显示了1950年代以来，夏天的温度逐渐趋向于极度炎热。

汉森和他的两位同事通过比较1980年代以来每个十年的实际夏季温度得出固定基准平均值。以此为基础，从1951年到1980年，北半球三分之一的夏天被认为是“正常”，三分之一为“寒冷”，三分之一为“炎热”。1980年以后，夏季温度急剧变化，2005年到2015年，三分之二的年份落入“炎热”，更有15%进入了一个新的分区：“极度炎热”。

尽管如此，全球变暖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上周，Project Syndicate发布了“揭开气候变化否认者的面具”一文，作者本杰明·弗兰特（Benjamin Franta）曾经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致力于环境政策和科学操纵方面的研究。他指出，距离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25年后的今天，世界仍然没有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处理全球变暖的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让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是时候深入检视造成拖延的力量了。

弗兰特称，整个1990年代，美国石油学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作为美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贸易协会和游说团体，曾反复多次依赖经济学家保罗·伯恩斯坦（Paul Bernstein）和大卫·蒙哥马利（W. David Montgomery）创建的经济模型，声称环境友好型政策将会是毁灭性地昂贵，带来的失业和经济成本将超过环境收益，从而成功地通过游说推迟了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相关措施的采用。例如在1990年在京都举行的气候变动框架条约第3次缔约国会议的准备阶段，美孚石油公司通过刊登在《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一则广告，宣称基于“查尔斯河公司发布的一项研究”，“限制排放二氧化碳的成本将在每吨200-580美元”。而美孚没有说明的是，伯恩斯坦和蒙哥马利分别是这份研究报告的第一、第二作者，而为这项研究提供资金的正是美国石油学会。

弗兰特认为，伯恩斯坦和蒙哥马利的研究是有缺陷的，他们无视了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认为清洁能源的价格和化石能源相比永远不可能有竞争力，这不是真的，他们声称发现的结果事实上是出于假设。

然而，石油天然气工业通过滥用公众的信任获取了丰厚回报，美国人民最终选举了小布什担任总统，他让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16年后，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说，称《巴黎气候协定》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使美国在2025年前失去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270万个工作岗位。这些数据来自国家经济研究学会，特朗普援引的这份报告的第一第二作者同样是伯恩斯坦和蒙哥马利，这一次他们受雇于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和游说团体“美国资本结构委员会”，这一机构历史上曾经委托进行有严重缺陷的、质疑环境政策的研究。

从1990年代以来，石油天然气工业及其盟友在阻碍美国支持关键性的全球气候变化倡议上已经炉火纯青，而且从来不需要改变套路。除了委托进行宣称环境友好型政策损害美国经济的研究以外，这一工业还反复声称针对全球变暖的政策“仅对美国有害”、“不会降低风险”以及“阻碍扶贫”，这三点在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宣言中均有出现。

弗兰特指出，如果历史再次重演，那么未来几个月我们会看到：工业资助的经济学“研究”，闪亮的网络内容，智库报告，伪装成草根组织的打磨抛光过的前线组织。这些是化石燃料工业及其盟友用来妨碍、 阻止和控制环境政策的策略中经时间检验的组成成分。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不能再让他们故技重施，这意味着追踪资助推迟环境政策实施的伪科学的资金和揭露被指派在公众面前辩论的学者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