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共同创造现代法国

托克维尔的写作意图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第二版以后为世界所知的名字；它含有一篇序言，三个分卷和大量尾注。这样一本内容出奇丰富而复杂的作品，我们难以贸然做简单的评价，只有上面这则描述还算准确。

托克维尔把这本书带去巴黎时还没有写完。25章的撰写和修订皆已完毕，但他尚未加上尾注，前言和结尾也还没写完。尽管如此，法国大革命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他也即将为之做出伟大的贡献。

探究这部作品的复杂性，托克维尔写作意图的问题首当其冲。他与凯尔戈莱的通信清楚展示了他的文学抱负正处于最高点。凯尔戈莱在好友死后出版的文章更昭示了这一点。托克维尔是一位处于能力巅峰的成熟作家，期望能做出一番成就，与他最欣赏的法国作家（尤其是17世纪作家）比肩。凯尔戈莱一直鼓励托克维尔向更高的成就迈进。他高度赞美了《旧制度》，但直到朋友去世，才（在引用了托克维尔那句普鲁斯特式长度的、对法兰西民族性的绝妙概括之后）直言“此人是位伟大的作家”，将他与孟德斯鸠、马西永、帕斯卡尔、卢梭、费内隆、伏尔泰和迈斯特作比。

对于托克维尔的文字，凯尔戈莱唯一可以接受的批判是，虽然它清晰得令人惊羡，但思想内涵过于厚重，肤浅的读者难以读懂—托克维尔肯定会对此感到高兴，而且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他喜欢和凯尔戈莱说，自从《论美国的民主》第二版以来，他的文字变得越来越简明扼要。这个变化是无可置疑的。他的文字严谨而灵活，简约而带讽刺，无不开门见山，直切要点。风格上他绞尽脑汁，终于在法国文学史上竖起了一块丰碑。这是他第二部代表作，与前作一道，以其对材料的情感和思想上的驾驭，让他的名字流芳后世。要是托克维尔生前能像写作《论美国的民主》那样，完成他的宏伟设计，这两部作品也许会相互补充，彻底审视现代世界中的政治；法国的革命与美国的民主这两个主题堪称绝配。只可惜死亡打败了他。

正如理查德·埃尔（Richard Herr）后来说道，托克维尔打算写一部历史，这部历史同时也是他的政治宣传册。一方面，他希望让读者理解他所认为的真相，即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同创造了现代法国社会。大革命不过是疯狂的加速器，以旧王朝任何一位大臣都没有的胆量，扫除了过时或者不便的法律、习俗和制度，不过它们的努力方向相同。他也有意将对新秩序的批判融于历史当中（尤其是现在由路易·拿破仑操纵着新秩序），并坦率地宣讲自己的政治信条：他热爱自己所理解的那种自由，而且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深入的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结合到一起。托克维尔希望书的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我们有必要询问，这两个方面是否实现了托克维尔的初衷。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旧制度》取得了无可否认的胜利。托克维尔生前未能描写革命议会的活动，对于拿破仑的成就也只能点到即止。但他为改变大革命历史写作贡献良多。他让人们重新看到了法国历史的连续性，这也是为什么读者最初反应惊讶。长期以来，他们都以为大革命前的历史与19世纪当下没有任何关联。而正如他本人也十分清楚的，重要的并非是他的结论。他认为自己为研究现代历史的正确方法树立了典范，就如同当时成果颇丰的中世纪史研究（他是不是想到了米什莱？）。在尝试描绘18世纪法国时，他大概受到了麦考莱《英国史》前几章的影响。托克维尔在1853年津津有味地阅读了这本书。不过他既没有模仿麦考莱的那种议会讲话式的啰嗦，也没有接受他对人类进步的信心（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他正在讨论两个巨大的历史灾难—旧制度还有大革命）。他并非第一位一头扎入档案的法国历史学家。比如说，梯也尔就曾炫耀自己反复读过拿破仑30000多封信。但就如托克维尔在评价《执政府与帝国的历史》的时候指出，他使用材料的方式非常不同：“考虑到他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演说家，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对话者，我本期望能看到更好的杰作。这本书太长、太细致。谁会关心达尔马提亚公爵在某个时间是否从哪条路走过呢？”梯也尔不是哲理性的历史学家：他不探究造就拿破仑的“内在和外在”原因。托克维尔的大革命史就不可能受到这样的批评，严肃探究这个题目的学者往后也都遵循着托克维尔的榜样。

托克维尔本人的魅力

托克维尔的主要论点是，集权这一自由政府的对立面，其实是旧制度的成就；因此可以说波旁家族为公共安全委员会还有波拿巴家族铺好了路（托克维尔的坏人名录中路易–菲利普已经不排在很高的位置了）。数个世纪以来，以巴黎为中心的政府不断损害和打压地方的自由，以及地方自由、独立和自治的能力。国王专制主义力量之大，不仅压抑了法国人对自由的热爱，而且摧毁了构成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所有那些制度和法律；所以当专制主义减弱时，国家就立刻崩溃，陷入革命状态；在有些方面，甚至王朝政府的活动都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极具破坏力。而尘埃落定之后，旧制度凤凰涅槃—这不能单纯算拿破仑·波拿巴一己之力所造成。法国人只适合这种政府。这就是最近苏蒂尔·哈扎里辛格所说的“托克维尔谜题”。哈扎里辛格力驳了托克维尔所论对19世纪晚期法国的有效性（不论是第二帝国还是第三共和国），指出最近的研究已经证明，1880年以前的地方公民生活富有活力和创造力，主要体现在村庄和村镇政治；农民政治化；市政理论与实践；经由宗教的政治社会化；结社活动；以及地方记忆和地方传统重构等等方面。对于18世纪的状况，彼得·琼斯的结论是旧王朝的政府“更多是官僚化而非集权化的力量”；即便革命进展得如火如荼，法国乡下的市镇和村庄仍享有显著的自治。托克维尔所悲叹的那种僵硬的集权行政体系是雅各宾派和拿破仑创建的。也许可以说，托克维尔找错了旧制度的症结所在。它的问题不是专制主义而是效率低下。

如果这个判断无误，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决定性的论断：也许《旧制度》已经过时了。不过，这个论断看似有失公允，甚至难以成立。出于某些原因，21世纪的读者仍然关注着托克维尔的这本小书。其个中缘由，究竟为何呢？

总有某些东西让他的主题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只要西方文明还在看重对于过去的研究（而且也鲜有迹象表明它将改变这种习惯），就会有人阅读和书写法国大革命，因为它具有戏剧性、复杂性，并且蕴含着道德和政治激情。它是历史上一个（或者一系列）最为重大的事件，只要人们对它持有这样的看法，就会有激烈的论辩。在这场论辩中，我们可以听到托克维尔的声音，虽然他的事实陈述有误，但他是一位极为聪明、信息灵通而且对大革命热切关注的观察者，所以他的观点自然重要。他认为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了他所生活的年代。我们若是接受他这个观点，那实际上他也是大革命的参与者。他好像就是大革命的产物，是应该受到研究的对象。此外，19世纪法国本身就值得研究，而要理解19世纪法国，就必须理解托克维尔，要理解托克维尔，就必须理解他全部著作，包括《旧制度》。这些应该都是不可否认的。

每本书都藏着一部自传。这句老话虽然被驳倒了，但我作为托克维尔的传记作家，不得不认为托克维尔本人的魅力是《旧制度》持久活力的奥秘所在。如果我们抛开学术规则，仅以一位伟大作者的文学作品来看《旧制度》，那我们就能看到教授们所反对的东西（我也是教授之一）本质上是什么：不过是些风景特征，这些特征激发起读者的兴趣和愉悦感，也能揭示出作者本人，他所有的弱点和强项。托克维尔用他写的每一样东西，扩大着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认识，延展着人类生活的意义。他以其思想和艺术天赋，还有富有激情的真诚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只要不是有意颠倒是非（托克维尔从未如此），结论之准确与否的重要性有限。让我们试着用这样的角度来读一读《旧制度》吧。

“托克维尔谜题”

如果一个人的国家有正确运用自由所必要的德性，那还会不会有人，灵魂卑鄙到更愿意依靠别人（比如他自己）的一时兴起，而不是去遵循他曾协力创制的法律呢？我相信这种人定然是没有的。暴君们自己并不否认自由的好处；他们只不过想把自由完全据为己有。他们认为除了自己以外，没人有充分的资格享有自由。

托克维尔时常讽刺地提起奥古斯都大帝（他也是一位叔叔的侄子），在这里他又用审查员无法反对的方法批判拿破仑三世。不过，要是放到拿破仑一世的时候，这样做也逃不过皇帝的法眼；毕竟拿破仑流放了斯塔尔夫人，让夏多布里昂噤声。在前言和结论中，他提出1789年法国人希望自由与平等，但为时势所迫，不得不两者择其一，并选择了平等。之后他们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自由。托克维尔尽力要说服法国人不再做错误的选择：他说，唯有自由能够有效地与平均主义社会的恶习作斗争，在平均主义社会里，只有钱最要紧：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也许是富裕、文明、华丽的社会，倘若考虑到平民百姓起着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会是壮丽而强大的社会；也许存在私人美德、家庭好男人、诚实商人和令人尊敬的地主，甚至有教养的基督徒—其祖国不在尘世，其信仰的荣耀就是，在最坏政府统治下的最腐败社会中，培养有教养的基督徒—罗马帝国的没落时期，就充斥着如此这般的基督徒。但是，我胆敢断言，这种社会，绝对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公民，更不用说产生伟大的民族；我还胆敢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人们的心智水准就会不断下降。

第二帝国讲得够多了。托克维尔没有完全对自己的国人绝望：“自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很多场合，我们看到人们对自由丧失激情，然后激情又重生，再消亡，再重生；这样的生灭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对平等的追求永不会衰落。但法兰西民族的奇特竟胜于其历史进程。这个民族充满着自相矛盾，谁也说不准它接下来会怎么做：

它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帖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不够怕它；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

这也许是托克维尔所有著述中流传最久的一段描述（它出自令凯尔戈莱仰慕之至的那段话）。我们最好也是完全按照原文品读。但在当时，他写下这段话，是把这当作希望的迹象，是号召变革的呐喊。

所有这些我们该如何阐释呢？也许我们首先应该指出，《旧制度》与《论美国的民主》之间，在思想和语言上，在细节和整体上有惊人的相似性，乃至同一性。有时候，相似性几乎走到了自我抄袭的边缘：“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方方面面时，我从未完全忽视现在的新社会。”托克维尔也很清楚前后两部著作的相似性，并在前言中提请读者注意。他在新作前言中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视他1835年在《论美国的民主》序言中所描述的法国和欧洲历史进程的图景。他声称自己20年来立场一贯，此言非虚。而我们知道，他一直都有神经质，自《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以来就不愿重读，乃至不愿做必要的修改。这一点更增加了他这种自我观感的惊异之处。

托克维尔做了些改动值得注意。《论美国的民主》强调的是平等，而我们应该明确看到了，《旧制度》强调的是自由。这并不奇怪：1856年，对于丧失自由意味着什么，托克维尔已经有了漫长的经历。他并不确切解释它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与往常一样，他假定读者明白他在说什么，而事实上读者们确实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他指的是法治下的自由，《论美国的民主》、《回忆录》还有其他十多处论述中他早已有阐释和辩护。他仍旧认同精英统治，相信“先进公民”拥有超过常人的智慧。从其他档案中我们也能知道，他对普选不抱希望，相比之下民主独夫路易·拿破仑却发觉普选很好利用；他的意识形态从青年时代以来少有变化。就像在1835年和1840年，我们能看出他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我们也无需克制对他的赞同之心。

以《旧制度与大革命》唤醒读者

就像《旧制度》的其他许多方面，托克维尔所制造的谜题当追溯到《论美国的民主》。他不是曾在序言中说：“当王权受贵族支持，和平地统治欧洲人民的时候，社会，虽身处种种不幸当中，却享受着今日难以想象或者评价的多种幸福”？他也记得孟德斯鸠。后者在《论法的精神》里强调了“中间团体”对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君主制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性：他脑海里有的主要是法国的高等法院（它生来就是其点缀），但还包括一般贵族以及神职人员。他们的职能是保护法律与自由，而若是没有了法律与自由，君主制便沦为区区的独夫政体：“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

不过，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的首要意图是支持自由，反对第二帝国；18世纪的争论一方面一直在波旁王朝仔细寻找专制主义迹象，另一方面又拥护高等法院，皆是可资托克维尔借鉴的资源。他没有像历史学家应该的那样严格测试自己的假设。即便他知道、甚至曾称路易是一位推动改革的国王，把拿破仑三世比作可怜的路易十六实在太过便利（“那位善良而不幸的君主”）。再者，他的改革只是让事情愈发糟糕。

伟大的历史学家一般不会只记录或者解释过去；他们唤醒过去，唤醒他们的读者。这段话体现出托克维尔胜任这一挑战；他的书也能与最近相同主题的优秀研究媲美。就举一个例子（不是完全随机的举例）：威廉·多伊尔的《牛津法国大革命史》以这样一章开篇，“路易十六朝的法国”，几乎与《旧制度》涵盖的内容相同。《旧制度》的读者看到这部新作会立即觉得很亲切，这本身就能说明托克维尔的成功。不过，两个文本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而第一眼看，似乎多伊尔教授更有道理。他所描绘的旧秩序，在各个方面都比托克维尔更为丰满、细致、微妙；他笔下的旧秩序从整体来看甚至更为可憎。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段话背后都有深厚的学识。多伊尔汲取了一个半世纪的研究之长，也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另外，现在的历史学家在做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他们的预设前提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多伊尔在那章先描述了地理，又做了经济分析。现代的学者几乎不会想到采取其他的进路。有些人也许从中看出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长期影响，但费尔南·布罗代尔和他的年鉴学派大概比这影响还大得多。40页篇幅发挥空间有限，但就在40页里多伊尔用托克维尔不能企及的方式，几乎写出了一部整体史：在托克维尔的时代，很多研究工作根本还没展开，理论也尚待深化；他本人是这两个方面的先驱人物。对于需要阅读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的人（尤其是要考试的学生们），毋庸置疑，读多伊尔是最合适的。

不过，托克维尔和多伊尔可以说是相互补充。两人都非常清楚，要讲述旧制度，农民一定占有绝对核心的重要性（他们构成了法国人口的80%）。两人都了解多数农民生活困窘，不过托克维尔的特点是将其主要归咎于糟糕的法律与习俗，而多伊尔则从人口快速增长，超过了现有资源承载能力出发，陈列了范围更广的各种因素。两人描述的都是一个处在崩溃边缘的农村社会。多伊尔写得更具科学性，但能激起读者关心的是托克维尔。

归结起来，《旧制度》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托克维尔的文字毫不拖泥带水，精准地展现了法国政府这个庞大的机器（此时他开始使用“官僚制”一词）为了不断寻求收入，不断加深社会最贫困人口的负担，但却未能有大的建树：法国人陷入奴役，但没人因此获益。他的论证在托克维尔大多数著述中显得十分特别，除了研究、文学天赋还有在农村居住以外，似乎还需要其他解释。也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托克维尔曾经去过西西里和爱尔兰：他也许还记得1833年威尔特郡农村的贫困状况。不论究竟是何原因，这是他唯一一次从弱势者而不是“文明阶级”的角度写作。

他对旧秩序的社会剖析有许多缺陷。他差不多完全忽略了农村的穷人，蜂起的乞丐还有无地的劳动者。尽管他关心宗教，也坚称大革命是一次类似于宗教改革的准宗教运动，但他很少讨论第一等级—教会。但是，教会是旧制度的一部分，在大革命中也是一项议题，它的重要性再怎么说也不为过：可他只讲到教会用封建税费压迫农民，别无他论。对于大革命中起巨大作用的手工业者阶级还有中产阶级，他都讲述甚少（这反映了他性格中令人颇为不快的方面，即他蔑视资产阶级）。奇怪的是，他对贵族的描述逊于1836年那篇文章。贵族是除了农民以外，托克维尔唯一真正了解的那类法国人。也许是他太清楚了，根本没有想到有必要去研究（他似乎没有用到可供查阅的家族档案—托克维尔、罗桑博和夏多布里昂家族的文书）。多处概括有草率之嫌：例如，他断定贵族整体上变穷了。他对贵族费的笔墨不少，但整体效果平平，令人惊奇：他们不像他厌恶的总督（intandants）那样活灵活现。

有这些缺陷不无遗憾，但考虑到《旧制度》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多少也就情有可原了。他的宏伟设计取得成功，比它的缺陷要重要得多。托克维尔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了一个主题，即没有政治自由的经验，甚至说根本没有政治经验的法国人，不具备避免灾难所需的知识或者审慎。这里他用上了自己的政治经历，但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他所罗列的法国人缺少哪些必要的政治制度中，竟然有良好引导、组织有序的政治党派。他的个人经历也体现在他概括全书论点的第八章。在这一章里他强调了旧制度对于理解大革命和19世纪法国都至关重要，勾勒了这个国家在1789年以后的历史。他给出了悲哀的结论：

实际上，旧制度已拥有晚近时代的整套规章制度，它们丝毫不敌视平等，在新社会中很容易就能确立，然而却为专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们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废墟中发掘它们，并且将它们重新建立。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们分化屈服的习惯、情欲和思想；人们将它们复述，并求助于它们。人们在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时，过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碍并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

但托克维尔并不那么绝望：他对法国国民性的宏论我已有引用，在这宏论中他明明白白地警告了拿破仑三世，切莫以为法国人民的服从是理所当然；而在书中另一处，他赞扬了自由，赞扬了自由的道德和实践价值。他用的语言雄辩有力，表明他没有对自己的信念感到绝望：只是为了物质利益而看重自由的人，是不可能长久保持自由的，他说。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在这样的时刻，托克维尔向所有世代说道。

但他作为历史学家，传达的信息其实更加复杂。上面引用的这段话，书的最后一章，还有书的开篇无不是概括着这些信息。1789年，法国人打算与过去一刀两断，全凭他们觉得正确和理性的东西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与社会。托克维尔想要告诉读者，他们没有成功，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梦。邻近结尾读者就能突出感受到这一点。值得托克维尔高兴的是，他的论说很有说服力。不过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接下去他必须研究大革命和拿破仑，探究一下旧秩序如何复活，以及同时渴望平等与自由的法国人民如何塑造了新的社会。他结尾的几句话表明他对此很清楚：

至此，我已抵达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门槛；这次我并不想走进去：也许不久我能这样做。那时，我将不再研究这场革命的原因，我将考察革命本身，最后，我将大胆评判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

这些话无疑出自一位对自己的才干和思想运用自如的人。

（本文摘自《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英] 休·布罗根著，盛仁杰、董子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5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