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建筑的喧哗与骚动

2016年，比利时小城鲁汶庆祝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乌托邦》在此问世五百周年，来自北京的年轻建筑事务所“众建筑”（People’s Architecture Office）设计的“众行顶”（People’s Canopy），成为这次嘉年华的亮点。六个可伸缩的红色大顶棚，下面连接着自行车，由鲁汶的市民骑行到市中心的广场，组合成临时的活动空间来容纳各种庆典节目。人们在此享受世界各地的美食，听爵士音乐现场演出，还可以拿到一本免费的《乌托邦》。

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广州的大排档和北京的三轮车——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街头智慧和游击式的空间策略，被建筑师们演化成鲜艳夺目、撩拨狂欢气息的移动装置，用来占领广场和街道，激活公共生活。如果要说“众行顶”与莫尔的《乌托邦》有什么关联性的话，那就是——对城市空间的共有、共享、共用。

众行顶在鲁汶，比利时，2016。本文图片均来自众建筑。

“众行顶”最早由中央兰开夏大学的艺术项目“在某些地方” （In Certain Places，简称ICP）委托，2015年在英格兰西部港口城市普雷斯顿首次实施。ICP是2003年普雷斯顿对城市中心区进行总体规划的背景下发起的，通过邀请国际化的实践力量，用跨领域的艺术介入方法，从文化的角度，致力于在普雷斯顿进行“地方营造”（place-making）。

“地方”（place）一词，因为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1992年的著作《非地方：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提出的反义词“非地方”（non-place）而盛行，近二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城市研究和空间论述频繁引用的话语资源。奥吉书中对法国外省城镇的这段描述最适合用来理解什么是他所指的“地方”：

“很多由专业人士规划的新市镇经常被批评不适合生活，它们不像那些在老迈的历史中缓慢形成的地方——在那里人们的生活日程可以交叉融合，片言只语可以交流，孤独可以暂时被忘掉，在教堂的台阶上，在市政厅前，在咖啡馆的柜台上，在面包店的门前——更慵懒的节奏和谈话的气氛至今仍让周日早上的法国外省生活保持特色。”

与此相反的，便是“非地方”，亦即那些只是为了加快人群流动、资本流动和货物流动而无法凝聚社会关系、历史和身份认同的空间。ICP的努力，便是通过公共艺术项目，使普雷斯顿成为市民共有、共享、共用的一个“地方”。即便在城市中心区总体规划完成后，它仍继续在为普雷斯顿服务。

ICP邀请“众建筑”设计的题目是“城市作为人们相遇的地方”，“众建筑”交出的是10个“众行顶”，它们在北京设计，在广州制作，在普雷斯顿组装。两层高的红色顶棚在普雷斯顿各处流动，它们停驻下来的时候，可以把机动车道变成行人道，把废弃的无人区变成闹市，把“非地方”变成“地方”。它们是平民的华盖，老百姓的屋顶，流动的红色仿佛是城市新输的血液，打通了街道的经脉，盘活了空间的节点。人们在顶棚下聚会，在城市各处狂欢，把属于自己的城市空间真正“用”了起来。

“众行顶”广受欢迎，后来不仅去了鲁汶，还去了香港和深圳，并准备去烟台及更多的城市。这个大型的移动公共空间群组设计最早源自“众建筑”2012年在北京的一系列小型移动建筑实验。他们设计了不同形状的三轮房车和花园（The Tricycle House and Garden），这些体积不大的低成本流动住宅可以满足睡觉、沐浴和吃饭的功能，每个房子都由人力三轮车带动，还可以和载着植被和花草的其它三轮车组合成一个微型聚落，满足多个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需要。后来“众建筑”据此推演出“众行顶”，三轮商店（Pop-up Tricycle Shop，北京，2015），三轮办公室（Tricycle Office，北京，2016）， 众菜车（Bike Share Farm，首尔，2016）等，多数为委托设计的参展作品。

移动建筑，要挣脱的是固定的基地约束，它停驻的自由，建立在天空之下所有的地权之上。在土地分配已经固化的人类社会里，所有想要离地的建筑都是乌托邦，不管是英国建筑电讯派（Archigram）的移动城市，日本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的海上巨构，还是欧洲太空总暑委托诺曼·福斯特用3D打印技术建造的月球居住地，当然，也包括“众建筑”的草根三轮车流动住所。乌托邦不是未来主义，也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最古老的议题，它讨论的是人类生活空间资源分配的可能性。这也许可解释，五百年前的莫尔，和今天的“众建筑”在鲁汶的“相遇”。

三轮房车与花园，北京，2012。

但“众行顶”与《乌托邦》原典的关联，并不代表“众建筑”是一伙空想的建筑师。恰恰相反，他们是扎根在北京胡同深处的务实派。“众建筑”的命名，表达的是为普罗大众设计的目标，他们的多数项目也都冠以People’s的称号，而这个People并非抽象的“人民”，而是一个个身处现实环境、有着具体的问题要解决的老百姓。

北京天安门广场南邻的大栅栏地区，是一个贫困人口集中的高密度胡同社区，2008年奥运会之前被定义为“贫民窟”，政府曾以大拆大建的方式实施改造，但引发很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2011年开始引入节点改造和有机循环的方式，启动新一轮的“大栅栏更新计划”。在此背景下，刚成立不久的“众建筑”获得机会去挑战那里的难题：如何留住那里的原居民？如何避免人口大洗牌式的士绅化? 如何在不破坏历史保护原则的同时，让不愿腾退的原居民以较低的成本，去获得较高质量的生活空间？

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整套可工业化生产、快速安装的低成本预制系统，在不改变胡同和四合院外观、墙体、屋顶和结构的原则下，内置入一个全新的、符合当代生活标准的空间——他们称之为“内盒院”（Courtyard House Plugin），一种“房中房”的模式。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因为一旦成功便可大规模推广和复制。

他们在2013年提出概念设计并在北京设计周展出，2014年在杨梅竹斜街72号建成样板间，2015年扩大到笤帚胡同的几个院子以及“众建筑”自己在大栅栏的办公室，这些“内盒院”很快建立口碑，斩获德国红点奖、美国Architizer A+奖、英国世界建筑节（WAF）奖和意大利Archmarathon奖等国际大奖，至今在大栅栏地区已经有超过15个用“内盒院”形式改建成功的住宅和办公室。

内盒院：众建筑办公室，北京，2015。

2016年，他们又进一步推出“插件家”（Plugin House），同样使用预制系统，但已不限于老屋的内置升级，也可进行新房营建，服务的范围也从大栅栏地区开始向外扩展。首个“插件家”案例是位于北京西城区老胡同里的小樊家，她是个新婚女性，没有选择父母在郊区购买的新公寓，而愿意回到从小成长的老城区生活，她接受“众建筑”的方案，花了约人民币六万元，在旧屋基地上用预制件新建了一个采光、保温、防潮、隔音都符合当代标准且带有无水堆肥马桶和一个露台的新家。

小樊家外墙的白色是建筑师和小樊协商确定的，建筑的形状某种程度上则由胡同里的现实塑造而成，因为不能遮挡邻居的采光、视线与通风，由此采用的退台和斜切面反而形成了建筑独特的异形外观。这个胡同里的新建筑面积为15.5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造价才4000元人民币，搭建时间只需一天。

小樊的插件家，北京，2016。

“插件家”很快吸引到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的关注，它的理事们——茅于轼、吴敬琏、资中筠、秦晖等造访了大栅栏的“众建筑”办公室，并决定支持“插件家”作为一种社会创新项目向全国城乡推广，在网上征集愿意采用“插件家” 预制系统的新房主，允诺承担新房主50％的建造费用。如果经过初期作为社会企业形式的孵化，最后能形成可持续成长的订购市场的话，“插件家”和“内盒院”所代表的预制住宅便可进化成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那么它在城市更新、乡村建设、社区营造和人居环境改善等诸领域所提供的助力将不可低估。

预制建筑的探索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世界上第一个预制建筑由木匠Henry Manning于1837年在伦敦建成，然后运送到澳大利亚，由英国移民组装；第一个预制公寓于1906年在利物浦建成；1908年，美国加州出现可邮购的预制建筑。早期的预制建筑特别适合没有地权的人们，因为可以拆卸运到别的地方重新组装。预制建筑也经常用来应对战争或灾后重建，以及因为婴儿潮或经济萧条而出现的住房短缺。因此，预制建筑也成为现代建筑师们表达社会关怀、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媒介。

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时代就探索机械化生产构件和预制装配的建筑方法，萨夫迪在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建成的Habitat 67集合住宅和黑川纪章1972年在东京建成的中银舱体大楼都是现代建筑史上著名的预制建筑。万科一直都在研究和实践建筑工业化和装配式住宅，2016年，它邀请“众建筑”在其深圳总部的周年回顾展上设计了“插件塔”（Plugin Tower）。

“插件塔” 受到菊竹清训在1970年设计的大阪世博会塔的影响，采用空间桁架（球节架）作为主要的结构方式（这也是巴克敏斯特·富勒在他著名的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美国馆的穹顶建筑采用的结构），然后在结构中嵌入舱体，这是与“内盒院” 和“插件家”风格完全不同的预制建筑，主要适用于公共空间的营造。

同样的结构将在山东烟台的广仁艺术区演化成一个更大的版本——面积约400多平方米的“广仁众空间”（Kwan-Yen People’s Station），这是在一片滨海历史街区中插入的多功能活动空间，可举办展览、讲座、音乐会、电影放映，有书店、厨房、餐厅和儿童游乐场，满足人们在此聚会的需要。建筑主体还外接一个“众行顶”，数辆三轮会议车、三轮信息车和三轮阅读车，这些移动建筑可以“外派”到海边的广场和街道，带动整个公共区域的气氛。

广仁众空间，烟台，2017。

烟台、大栅栏、普雷斯顿和鲁汶都是通过“地方营造”和活动策划来带动城市更新的例子，“众建筑”既是建筑师，设计师（他们还有另一条生产线“众产品”），也是艺术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这些城市复兴项目提供富有动员力量的创意空间和用具，他们的作品因此也游走在建筑、设计和艺术的不同界定之间。

“众建筑”三位合伙人何哲、沈海恩和臧峰原来都在张永和的“非常建筑”工作。张永和作为实践建筑师的职业生涯是从1996年的席殊书屋开始的，这是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后做的第一个设计作品，它的标志是轮子上的移动书架；“众建筑”第一个引发关注的设计也与轮子有关，那就是在2012年北京“大声展”上亮相的三轮房车与花园。轮子不仅让建筑“动”了起来，也让他们的事业都“动”了起来。这是中国的自行车文化给建筑师的养分和贡献，让他们有机会“小题大作，以小见大”（张永和父亲张开济对席殊书屋的评价），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出发点。

回首现代建筑史，似乎大多数建筑师都有过这样充满力比多的实验时期，特别是在风云变幻、社会动荡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伦敦的建筑电讯派、佛罗伦萨的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维也纳的鲁克尔公司（Haus-Rucker-Co）、 伯克利的蚂蚁农场（Ant Farm）、科罗拉多的落城（Drop City）的纸上建筑、充气建筑、嬉皮建筑都曾激进张扬、惊世骇俗，他们或随大时代远去，成为博物馆的文献，或穿越至今天，继续深耕发力。

而“众建筑”这样小而灵活的团体今天还处在成长期。在他们变成动辄百人以上、分支流布各地的大机构，或消失于社会关注的边缘、成为“历史传奇”之前，他们带来的能量、惊喜和震撼，仍然值得人们感戴。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广仁计划”Kwan-Yen_Project，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