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字花》创办人邓小桦：十年来，香港对文学更加尊重了

2006年，一本在发刊词中称自己为 “不可能的”文学杂志《字花》在香港诞生，去年过了它的十岁生日。最初看似不可能的运作模式让一本当初算另类的文学杂志今天仍活跃在香港文坛，它的坚持见证了香港文学十多年的变化，当然，它本身也是香港文学鲜明和反叛的一部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去年采访了《字花》的主要创办人之一邓小桦，从《字花》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以及香港本土作家的视角来谈谈这些年的香港文学。

严肃文学疲态中诞生的《字花》

1990年代末的香港严肃文学和流行文学已经区分开了。邓小桦记得，“因为市场化，那个时候的香港流行文化非常蓬勃，文学已经成为大众商品。读者的心态已然是‘读书就是消闲’，开始还消闲新写实主义，后来发现可以消闲一些更轻松的文字。”

相比流行文学在市场中的受欢迎程度，严肃文学就显得比较弱势。既然文学不能用来赚钱，那时香港社会普遍认为作家不懂得在社会上“混”，用粤语说就是 “不嗅米气”。文学被边缘化在香港电影中也能看得到，“导演王晶就喜欢在电影里调侃艺术家和作家，把他们都丑化成脑袋有问题的人。”

在《字花》创办之前的十年，香港经历着世纪末的情怀，大家期盼所有的好事情都要在此前做完，而相应地，“文学也经历了没有什么声势的十年，和上一辈有点脱节，但又不知道新的一代在哪里，怎样的文学口味才能代表青年，所以有些百废待举的味道。”

“而从文学杂志自身来说，当时香港文学杂志也比较弱势，这和资助计划有关。香港艺术发展局给一本文学杂志的经费只够养活一个编辑，而一个编辑做很多年的必然结果是风格很难有变化，所以不能够吸引年轻人。”

那时比较好的文学杂志有《文学世纪》和《诗潮》等，但《文学世纪》刊发第三年就出现了疲态，发行量变得很小。“虽然我们的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但觉得此类杂志并不能代表自己，可能和杂志的设计风格有关。”

《字花》初创，文青消费稍见端倪

再后来，邓小桦和谢晓虹觉得自己要办一本文学杂志。一起参与创办《字花》的编辑年龄在27岁到30岁之间，大部分都在念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超过一半人有自己的作品出版。也就说，这些人或是已有声名的作家，或是学者。

“当时我们有些叛逆，表现出一种‘没有上一代’的感觉。我们不谈论自己的师承，注重比较个人化的表达。我们讨厌类似‘人性’这样的主题，认为文学对现实的处理要有新的方式。我们比较喜欢魔幻写实主义和先锋文学，讲究文学的形式。”

《字花》在设计上也和“文学杂志前辈”大有不同。“那时开始将包装、设计同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联系起来，现在所谓的文青消费，那时才稍见端倪。”

同样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字花》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杂志不落窠臼，免于固步自封。六位编辑以自由职业者的兼职身份供职《字花》，相对那时只有一个全职编辑的文学杂志来说，人力和智慧的投入已是绰绰有余。“六人的力量让《字花》的分量较大，形态较多，趣味也呈多样化。”

当时有人称《字花》为不可能的文学杂志，“这么少的资金，这么多的投入，不大可能！”

说起《字花》的风格，邓小桦用“被拉扯得很厉害”来形容。一方面，《字花》试图将现实的关怀和纯文艺的关怀相结合，但又要和旧的现实主义作品不相同。同时让很专业的作品和很不专业的作品并存。“不能将名气作为刊登作品的标准，不能让文学的门槛那么高。”

“那时编辑有一种关怀：有些学生虽然文字没那么好，但创意很好，《字花》对这种作品是开放的。”

除了严肃文学，《字花》还会很认真地分析流行文化，并用“文学花边”栏目给公众介绍一些不算“知名”的作家。“在香港，八成人不知道蒋光慈，‘文学花边’就讲作家的爱情故事，用这种方法让读者认识一些他们本来没有兴趣阅读的作家。”

“现在看起来这些做法很正常，但那时候这样做的人还不是很多。”

“彼时香港除了《字花》，也没有文学杂志去会介入社会议题。”此前有一期《字花》的主题是关于维多利亚公园的。“那时大家刚刚开始关注‘公共空间’。维园在香港有很多角色：休闲、历史，香港人的很多记忆，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虽然没有人说要拆维多利亚公园，但它仍和香港文化保育运动的一些议题夹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用文学的方式突出这个地方。那时这样做有点前瞻性，慢慢演变成现在的一些文学潮流。”

现在的香港文学

《字花》创办十多年来，香港大众也有所转变，主要是受到互联网和手机的影响。邓小桦说，对于文学来说，香港的教育制度所带来的影响很大。

“这十多年来，香港社会对于文学相对来说更加尊重了。十年前，大家都在说文学不赚钱，没有人要看了。以前一本很好的书出版了，也没有人关注。现在媒体每年会有重点书推荐，一本好书出版了，我们也一定会一起讨论。同时诗歌创作丰富蓬勃，现在写诗的人也变多了。”

“现在因为有社交媒体，那些认为很值得支持文学的人会为文学发声。同时文学能够集合的力量变得更多，虽然不一定能够显现在图书销量上，但市场版块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文青经济。”

不过邓小桦坦言，“总体来说，出版还是很难做。”

“现在有一种出版生态：一本书在网络上被讨论，带来一定的曝光率，就能保证出版的机会，起码保证一开始就能卖掉几百本。在香港来说，一本书的销量有1000本已算很多。以前的畅销文学销量也就在2000到3000本，除非像张小娴这样很大众的作者，一本书的销量能达到10000本，已是奇迹了。”

大众文学同时也有新的形态。大众文学作者不一定能挨得过十年，之前的有些大众作者已经不再出版新作了，而又有新的大众作者出现，并结合网络媒介，发表文章的篇幅也是极短的，并用口语或粗话写，用粗口写。

“大众文学这样的变化使得《字花》在形式上的刺激性就没那么强烈了。但《字花》不能用全口语写作，因为我们着重文学语言中混杂变化的面向，不想使用口语反过来变成教条。”

“现在文字生产的状态有所改变。此前的作家注重文字的锤炼，慢慢积累自己的作品，也基本能自给自足。但现在的新人不计成本去写作，创作大量的作品，以很低的价钱出售，都想往畅销书的方向发展。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能赚多少钱，能否养活自己。现在港台图书出版都存在这种状况。”

邓小桦很担心文学创作这个行业正在消失。“像一些漂亮的书店里几乎没有‘书’，有很多漂亮精致的东西，但是没有没见过的书，没有新作品。”

“虽然有很多新人在创作作品，但他们不一定在文学方面发展，这很可悲。他们可能去拍电影和视频，因为市场需求大，能够养活自己。”

邓小桦说，香港的二楼书店也在减少，买书的人也越来越少。“图书促销非常多，一年几次大减价，让人觉得书店的生意一定很难做。那些经常买书的人，家里也没地方放书了。所以年轻人应该是买书的主要力量，但据说还是很少。”

在邓小桦看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很多香港作家都完成了自己的转变。黄碧云的两本新书——《烈佬传》和《微喜重行》，完成了回忆的写作。董启章和韩丽珠书写城市的边缘族群，比如文艺青年和社运青年。“将文学创作和社会运动联结，他们对社会现实也有相当不错的表达。”

除此之外，魔幻写实的作者也在“蓬勃发展”，诗歌方面对先锋形态的追求也比较普遍。

“现在《字花》也逐渐变成一个媒体，有段时间它的销量逆势而上，不过整个出版市场是低迷的。《字花》内部也曾思考如何面对时代变化，要怎样‘媒体化’的问题，还是说专注文学专业之内的内容。”

对香港文学的反思

在邓小桦看来，现在大家创作欲望很强烈，但可能遇到情绪化的问题。比如一些事情激发了大家的情绪，于是有很多人进行写作，也不在意自己写得好不好。在这样的状况下，文学方面会发生大爆发。好的方面是情绪可以得到宣泄，但同时文学本身变得非常情绪化，无法深化。

“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状况太轻浮，无法写作，比如像我。我会比以前更加沉默，因为不想做那么情绪化的判断。但如果不想做情绪判断，也会觉得很孤立，感觉脱离了大众。”

“如果进行创作，可以同大家保持完全不同的情绪。但是如果参加社会运动，就肯定需要和大众保持相同的情绪。这一点对创作者来说会有点难受，就好像把自己暴露在一个有很多病困的世界里面。”

被问及近几年是否有反映港人心态的优秀文学作品时，邓小桦讲道，香港文学其实处于边缘，并不想代表时代发表什么言论，它只能透露一种来自边缘的心态。

韩丽珠有最新的作品《失去洞穴》，空间是她创作的主题，也有很多粉丝和读者跟随她。

董启章和黄碧云的作品一直都很好，陈冠中也有重要的作品。但总体来说这些作家都很边缘，其他人都去做电影了。

邓小桦这里所说的“边缘心态”是指不要做最大众的人。“边缘就是自己知道什么是中心，知道自己并不代表大众，没有被众人跟随。即使在人群中，也要和人群不同。”

这些作家要写的也是边缘族群。“董启章和韩丽珠都写过社运青年，不过写的都是我那个时代的。那时社运青年读很多书，不像现在的社运青年都在‘自燃’的世界里。不管怎样，社运青年是少数，但他们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所以他们也是很关键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也不能算作某个时代的代表形态。”

目前邓小桦在香港文学生活馆工作，已不再担任《字花》的艺术总监。“文学仍然是我工作的核心，以企划、展览、对话性创作来推动文学，也谋求新的发表空间。”

现在，《字花》的编辑团队是以“90后”为主的年轻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一定认同旧香港的一些元素，但我们希望通过文学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香港文学发展基本上是靠一代一代的有心人撑起来的。零散而传承很困难，全是靠人的热情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