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再审中华海洋文化

3月19日-20日，“首届中华海洋文化厦门论坛暨厦门大学海洋文化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本次论坛借着厦门市努力构建海洋文化特色城市的战略规划，由厦门市海洋发展局联合厦门大学共同发起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给予方向性指导，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集美大学、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厦门市海洋国际合作中心是本次会议的协办单位。

中华海洋文化厦门论坛将搭建学者与社会唤醒海洋意识、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连续性平台，首届论坛围绕着中华海洋历史文化主题展开，计有两日议程。首日是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及圆桌讨论，次日则以“跨国史与全球史视野下的海洋”“中国海洋历史文化”“海洋区域社会管理”“中国海洋经济开发历程”为题进行四个分论坛的讨论。来自全国各地二十余所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六十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参与了此次论坛。该论坛聚焦了如下核心话题。

一、中华海洋文化研究得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中华海洋文化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发掘、传承、利用好中华海洋文化，是当代国人的重要责任与使命。因而，海洋文化学术研究要服务于海洋强国战略，这成为参加本次论坛众多学者的学术自觉。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日根在主持大会主旨演讲环节中指出：近代以来西方话语成为统治学界的主流话语，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拾回我们的话语权，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尤显重要。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在致辞中说：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要有所作为，要树立大历史观，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历史借鉴，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启示。要立足于新时代，回应时代关切，对中国海洋文化展开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凝练中国海洋文化精髓。要推进多学科融合发展，推动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跨学科对话和交融。要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努力推出更多体现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鸿篇巨制，努力形成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教授致辞

厦门大学荣誉教授杨国桢为大会作《百年大变局视野下的中华海洋文明观》主旨演讲。他指出，海洋文明是海洋强国的根基与动力，在当下百年大变局和世界疫情叠加震荡的关键时刻，树立正确的海洋文明观尤为关键：第一，要打破海洋、陆地二元对立论，坚持海陆一体、陆海统筹的海洋文明观；第二，要摒弃“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的价值系列论，打破霸权国家的海洋文化霸权，真正树立以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的整体发展观；第三，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文明观。在此基础上，学术研究要注意与现实结合、为现实服务，主动担当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历史使命，助力海洋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方堃研究员以《海洋文化的共性特征与当今发展》为题，从陆海关系的视角探讨了全球海洋文化的共性特征，并由此引申探讨了其当代发展趋势。他认为所有区域的海洋文明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各自区域陆地文明的印记、集中反映了所在区域的海洋文化精神特质。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坚持开放、包容的思想，继承与弘扬了中国历史上“和”与“合”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超越了既有的排他性海权理论，使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侯毅研究员发表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的报告。他梳理了海洋与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联结，表明海洋是人类交流互鉴的通道，人为割裂海洋、切断海洋联系终将导致落后，而以谋求霸权为目的的陈旧海洋观也必将终结。从中国传统“尚和”的海洋观出发，他认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正是在充分总结人类利用海洋、开发海洋、管理海洋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构建公平合理海洋秩序的中国方案，能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

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教授带来题为《关于中国当代海洋文化知识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的主旨报告。她以近年来由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福州大学、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发主编的《海洋文化蓝皮书》为例，希望学界积极构建中国学术国际话语体系、发挥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为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理论体系咨政建言、引导舆论、积累学科资料、促进国际交流，进一步打造富有活力的学术共同体。

王日根教授主持论坛

二、中华海洋文化个性的重新审视

宽广辽阔的海洋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人类生产生活形态，人类围绕海洋的实践活动也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明，包容性与多样性理应是海洋文明的重要表征。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教授指出：中华海洋文化在悠远的历史发展中，与陆地文化交融互摄，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在长期的中外交往中，这一个性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教授以《本土传统及其海外演化——民间自发秩序及其适应力》为题，通过传统士绅与海外侨领、传统民间组织与海外华人社团、私塾义学书院与海外华文学校、传统中国基层自治与华人社会自发秩序的四组对比，呈现了一幅华人在海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图景，发展出富有生机的自由秩序与内在活力的自生机制，形成秩序井然、生机盎然的华人社会。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吴小安教授以《中国侨乡与海洋文化：帝国、港口和移民》为题，重点阐释了其对于帝国、港口、移民几个要素的思考。他认为应该从历史与当代的长时段视角加以考察，多方观照海上人群、殖民主义、帝国、权力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体现。

中国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明弦歌不辍、未曾间断，却长期未能进入大众视野。对此，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于逢春教授报告的《宋元帝国何以樯倾楫摧》作出了回应。他回溯了宋元二朝官民共同经营海洋、形成“海陆二元帝国构造”，造就古代中国航海盛世的辉煌历程。然而，明清统治者常以陆上君主专制制度凌驾于海上民间力量之上，一定程度上阻遏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进程，致使中国海洋文明的光芒一度被遮蔽。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王传超教授为大会带来《多学科视角下亚洲沿海地带史前人群迁徙和农业-语言传播》报告。他通过大量的古DNA数据、稻作农业与印纹陶分布的考察，综合考古学、语言学等证据，系统性地重构了东亚、东南亚乃至南岛语族人群的形成、迁徙和混合历史，揭示了一条史前人群隐秘南迁、沿徙海上的路径。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曲金良教授以中外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大量“海上线路文化遗产”为例，介绍了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线路遗产”类型里独特的“海上类型”。因其“一头在中国，一头在海外”的跨海属性，这一特殊的文化线路遗产亟待进行中外合作、开展共同保护。

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刘正刚教授以《清代顺康雍时期海疆营房建设立法探析》为题，通过对顺康雍时期海疆营房建设策略的考察，展现了地方与朝廷互动的过程，同时呈现出了清前期政府对于东南海疆治理的强烈意愿，折射出乾隆时期海疆营房建设所体现的国家海洋管理观念。

从多年对东南亚尤其是新马地区的研究工作出发，厦门大学曾玲教授在《中国海外移民与中华文化的海外发展》报告中阐述了中国海外移民与中华文化海外发展的路径与机制，展示了海外华人文化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画卷，充分显示中华文化体系的开放、包容与适应时空环境顽强发展的强大内在生命力。

大会现场

三、闽南海洋文化先导性和开放性揭示

闽南地区历来海洋活动十分活跃。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明中叶后月港与厦门又陆续兴起；闽南港口的兴衰变迁与国内局势及东亚海洋格局的深刻演变息息相关，闽南海洋文化的特质及其传播更成为地方社会与国家乃至全球历史相连结的重要纽带。本次论坛，专家学者们围绕地方社会与国家历史之间的互动，呈现了一幅区域海洋文化的历史画卷。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郑亮和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林国平一致认为：闽南区域海洋文化具有先导性、陆海兼容性和鲜明的开放色彩。

在《大航海时代闽南文人的海洋精神》报告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林仁川教授阐述了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以林希元、张燮、周起元、李贽为代表的闽南地方文人以其独特的海洋精神，主张思想开放、务实重商，提倡反对禁欲、多积金宝的财富观，甚至亲自组织商船队下海贸易，为晚明保守沉闷的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福建省社科院杨彦杰研究员报告了《明末清初厦门海洋地位的兴起》。他认为在16、17世纪，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基地、最强大的海洋力量核心和闽南向外移民与文化传播的枢纽地，此时的厦门及其周边依靠郑芝龙时期所推行的海权、海防、海上贸易等手段，为闽南区域的发展道路打下了重要的文化底色：即海洋贸易、海防重镇、连接台澎、面向东南亚。这种构建“特区”的实践堪称渊源有自，且超越时代、延续至今，在中国海洋史、中外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起源于福建的妈祖信仰今已成为最具世界性的华人重要信仰之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李金明教授以《略述妈祖信仰与中国海洋文化》为题，讲述了长期以来闽南地方由于海事活动频繁，妈祖信仰逐渐成为本地海上人群精神寄托的历史过程。他指出，妈祖信仰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包含了许多中国海洋文化的成分，展现了闽南人以海为田、向海而生、视渊若陵、勇于冒险的文化特质。

2021年7月，泉州入列《世界遗产名录》，向世界展示了“向海而兴、多元互信”的中国海洋文明模式。泉州师范学院林华东教授表示：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为中国海洋文明书写了华丽的篇章，其“闽在海中”的危机意识成为向海而生、勇于拼搏的动力，“慎终追远”的家国情怀催生了敬畏自然、敬畏传统、和合共赢的思想，“自强不息”的革新精神锻造了灵活机智、坚韧不拔的意识。泉州以其独特和完备的海外贸易体系以及支撑其运行的多元社会结构，向世界展示了“和合共生、互惠共赢”的海洋精神和中国智慧，为新时代共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四、四个专题的深度研讨

本次论坛的主力是一批近年来活跃于中华海洋文化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研讨是在充分展开的主题报告和坦诚的学术评议中精彩呈现的。

分论坛一主题为“跨国史与全球史视野下的海洋”，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主持，6位学者参与讨论发言。

吴杰伟（北京大学）指出以往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多以西向为主，而对东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关注较低。因而他的研究通过梳理关于太平洋贸易的档案文献，讨论了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多向观察维度，并思考太平洋丝绸路在文化交流途径、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变迁。他认为，加强对于太平洋丝绸之路的研究，需要从多个国家的不同角度来观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彭维斌（厦门市博物馆）考察了太平洋南岛语族的双体独木舟及其的文化史意义。他认为，双体式独木舟在太平洋东部分布广泛、形态多样，是与南岛语族从亚洲东南沿海向太平洋扩散的历程密切相关的，是海洋扩散中不同岛群生存适应、交流互动、发展演进的特殊舟船文化呈现。它们与东亚沿海地区考古发现与文献、民族志材料记载的双体舟船文化有着诸多共性，对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谢侃侃（北京大学）提出了去地域化视角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取径。他认为以往以陆地空间作为基本框架的反殖民运动叙事模式，忽视了高速发展的全球航运网络带来的人员、思想、商品的跨洋流动对各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反殖民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因而他对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在殖民世界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陆地疆域于的限制，从海洋视角出发，加强对跨洋网络等去地域化因素的重视。

吴巍巍（福建师范大学）对17—19世纪英国人对东南沿海的植物考察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17—19世纪英国人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植物考察带有商业探险与军事情报探察的色彩与性质，是近代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人对中国东南地区植物考察丰富和发展了近代植物学，也深刻影响了本国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同时对于研究近代中国东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也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薛理禹、石晶晶（上海师范大学）利用中、法、英、葡、西、日等语言的双屿港史料，从全球史角度对双屿港的概念和贸易情况等进一步加以研究。作者认为，虽然朱纨对双屿港的攻占与毁坏使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遭受冲击，但通过之后兴起的澳门、月港、长崎港来看，东亚海洋贸易网络发展已经形成自身的内在逻辑和总体趋势。

韩国巍（东北师范大学）对1960年代以来的英语世界海洋史的研究进行了总体的评述。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海洋史正式成为历史研究新的议题，此时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海战史、海交史等方面。70 年代初，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海洋经济史”“海洋社会史”逐渐成为海洋史研究的主流趋势。80 年代末，海洋史研究者寻求更多学科方法与理论的帮助，与新兴的全球史、环境史、文化史领域相结合。21世纪初，主张复兴“布罗代尔式”海洋史书写的“新海洋学”（the new thalassology）受到学者广泛认可。

分论坛第二场主题为“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伍伶飞主持，共有6位学者参与学术汇报。

刘义杰（福建师范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的《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中郑和下西洋船画进行了进一步地释读。指出《天妃经》郑和下西洋船画中，船只艉部高耸的特征，符合文献所载宋元时期的福船形象，因而可知郑和下西洋船队船型为福船无疑。

朱小田（苏州大学）透过对近代江南戏剧的考察，认为江南东海地区的地方戏剧生活与海洋文化符号交互作用，活化成为“岛滩”江南社会的人文生态。与以往认识的“水乡”、“山村”江南不同，“岛滩江南”人文生态背后的是主要特征为：险恶的岛滩生计环境、海氛不靖的社会秩序与流动频仍的生活方式。

郭满（福建师范大学）对台湾鹅銮鼻灯塔建立和演变背后的历史文化意涵进行探讨。他指出，在清末鹅銮鼻灯塔的修建之初，中西之间为此展开漫长的政治斡旋，此后，鹅銮鼻灯塔伴随着台湾政治局势变换而几度兴废，可以看作是台湾近代历史革变的一个缩影。

马树华（中国海洋大学）关注近代海带引种背后的技术与社会、健康与日常、工业与生态等问题。她的文章主要致力于探索传统中国对海带的认识，明清以来的中国海带进口情况，20世纪以来的中国海带养殖探索，以及海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几个方面。

江伟涛（广东省社科院）对马汉“海权”概念在中国的流变以及中国本土海权观念的缘起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的知识分子论及马汉的“海权”一般指的是maritime power，而1899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接触《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日译本，并将“海权论”（sea power）介绍给国人，赋予马汉“海权”以全新的主权内涵，从而构成中国本土的海权观念。

陈贤波（华南师范大学）聚焦于清代华南海盗战争（1790—1810）的官方纪念活动。他从战事尾声、沿海勘定和官员离粤三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探析清代华南海盗战争（1790—1810）的善后工作。他认为多种形式的官方纪念活动意在为战争提供一套盖棺论定的历史叙事，既表现表现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也折射出嘉道以降国势衰落期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变迁。另外，官方纪念活动中多种文献资料的互相吸收转换状况，也对于重申史料的生产与传播过程，辨析文献的价值限度有一定的帮助。

分论坛三的主题是“海洋区域社会治理”，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枫主持，共有5位学者参与学术报告。

王潞（广东省社科院）以雍正乾隆年间福建“海岛请垦”案例入手，将关注点置于清朝前期的时代背景下，具体考察海岛政策的出台过程，并分析皇帝、内阁、地方大员和士绅不同主体对“洋利”的态度以及利益之争，揭示海疆治理的具体细节。作者认为，乾隆君臣抑制绅士开拓海洋，同时，承认了贫民在外洋海域采捕的事实。

赖正维（福建师范大学）根据久米村及闽人三十六姓历史文献，从久米村社会管理、生活习俗、宗教文化、家谱编纂等层面对久米村的社会文化、生活习俗进行全面细致分析。作者认为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福建与琉球的人口移动，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两地思想文化与生活习俗的交融及其相互影响。

伍伶飞（厦门大学）以浙江菜花山灯塔为例，分析私设灯塔的筹资、建设、运营过程，厘清以外籍税务司治下的海关和中国航运商人为代表的各方力量的博弈关系，为重新审视外籍税务司制度提供一种视角。作者在对近代海关以灯塔建设为中心的海务工作研究发现，抛开批判殖民主义话语叙述的利益之争的表象，中西方的冲突与博弈其实还受中外航运业发展水平差距的影响，由此产生双方持续的思考错位。

蔡勤禹、高铭（中国海洋大学）以海塘修建为例，考察近代应对海洋灾害机制的变革。文章从修建经费、施工管理、技术材料和海塘管理四个方面入手，详细地展现了海塘修建的近代变迁，并认为这些变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沿海地区、抵御海洋灾害起到积极的作用。

李毅婷（浙江师范大学）从移民史角度考察清代台湾书院的发展脉络，并且分析台湾书院的文化活动呈现的独特现象。作者指出，清代台湾书院的发展，深深烙印着海洋文化的印记，以儒家为核心的内陆文化在台湾播迁始终与海洋文化播迁交杂在一起，二者不可分割，从而铸就台湾思想文化的一些独特性。

分论坛四主题为“中国海洋经济开发历程”，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瑶主持，共有4位学者参与学术汇报。

马光（山东大学）从“元明鼎革”问题入手，认为学界以往对该问题的讨论没有从海洋史的角度切入阐释。而马光教授认为虽然从海洋政策和海上贸易角度去看元明鼎革，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断裂”之面，但是明初在辽东驻防、胶辽运饷的局面下，元明在海运和造船技术的层面上，则更多地表现出传承的一面。因而他认为不应简单地将传承或裂变对立起来看，而应从多维度出发，体会海洋史层面元明鼎革既有嬗变、又有因袭的一面。

杨培娜、魏静怡（中山大学）关注广东硝石贸易在全球市场中的变动格局。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广东硝石贸易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世界上印度和智利硝石陆续发现，欧洲市场趋于饱和，中国开始从海外走私进口硝石。硝石贸易在广州体制下，早期表现形式为广东硝商采买洋船压舱咸砂（洋硝）煎硝，之后广东硝石原料来源逐步呈现出“土洋结合”的情态变化。

李尹（中国海洋大学）主要聚焦于清代山东沿海贸易重心的变迁。他以清代档案、旧海关档案为基础史料，认为清代山东沿海贸易的重心经历了从胶州至烟台，再从烟台至青岛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动过程也推动了沿海城市的发展。

詹朝霞（厦门市社科院）揭示了厦门“向海而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帆船时代厦门的兴起主要以郑氏至清康雍时期较为显著，轮船时代厦门则是贸易繁荣的通商口岸，改革开放以来厦门港成为对台交流前沿，华侨华人出入口岸，外资汇聚的投资热土，厦门建设新时代海洋型城市将根基深厚，前景广阔。

朱雄（中国海洋大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突出明代江南“向海性”的特点，提出了“海洋江南”的概念。他认为这一理路，可以更为明确地展现海洋在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江南地区通过“内外联动”与“中西互动”参与构建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过程。

经过两天的学术讨论，论坛圆满结束。本次论坛学者提出的议题丰富多样，既有对海洋史学研究的宏观理论探索，也有基于个案分析出发的具体实证研究，“全球视野”“地方视角”，既关注上层的制度变革，也关注底层人民的海洋实践，对于推动国内海洋史研究学者的交流，促进海洋史学的前进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教授期冀，此论坛能够成为今后持续加强国内外海洋史学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努力将中国的海洋史学和海洋文明研究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