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城市｜香港的商场梦幻城何去何从

香港是一个购物中心的城市。她是世界上商场最密集的地方，大约每平方英里就有一个购物中心。香港巨大的商场密度证明，零售业是这座城市的经济核心。在香港，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零售和批发部门工作，在就业中占了最大的比重。相比起来，纽约相关就业只占整座城市的九分之一。因为香港免缴销售税和进口税，国际大牌纷纷在香港开设旗舰店，但同时他们也要承受世界上最昂贵的店面租金：2013年，香港的高端购物中心平均年租金为46000美元每平方米，是纽约第五大道的两倍，也是巴黎或伦敦高档零售区的四倍。

同时，香港也是摩天大楼的城市。这里的摩天大楼代表的是世界最高的房产价格。由于房地产构成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因此政府通过垄断土地维持着房产价格，外国的投资者又进一步把它推高。购物中心和摩天大楼构成的混凝土森林已经孕育出一种更加利润丰厚的成果。

“格伦效应”在香港

在香港，购物中心不会孤立存在。比如在新界，他们往往附着在住宅区和交通枢纽之上，而在港岛和九龙，他们又常常位于居民楼和办公酒店塔楼的下方。这种共生形态可谓硕果累累。大型的商场一般坐落在地面上，把它的橱窗面积最大化，像捕蝇草一样不断诱惑着过往人流。它们或将触角伸入地下与地铁系统紧密连接，或伸出藤蔓一般的天桥衔接到另一个商场。在其上方耸立着高大的摩天大楼，下方的商场为上方的摩天大楼提供了扩大的入口、抬高的基础。摩天大楼成为了商场的巨大标识，远远就能看见；同时，摩天楼里容纳的大量居民又供给购物中心大量客源，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

我们把这种城市空间类型称为“商场导向综合体”（MOC）或“商场城市”。这种新的称谓既看到了购物中心的核心地位，也突出了综合体的巨大体量。这些以商场为中心的发展就是城市本身。它们让人群在一座独立的建筑中生活、工作、娱乐而不必离开。商场特意设置在人流交叉点上，在住宅、办公室的大门和交通枢纽入口之间，让人无法躲避。

商场城市之于香港就像摩天大楼之于纽约，它已经成为香港城市发展的基本单位之一。这些独立的开发不断累积，彼此连接并形成集群，使香港成为商场城市的群岛，从而对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城市形式造成的后果是，进入商场对于数百万人来说不再是一种选择，而已成为必然。它确立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在商场上演，私人购物中心逐渐发挥出公共广场的作用。不仅如此，香港的公寓都特别小，夏天气候炎热潮湿，所以为什么不去商场里见面呢？这里空间大、还有免费的冷气。在商场里逛逛，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购物目标，但四周看看也不妨花一些钱。

在这方面，香港的购物中心城市最大程度地应证了“格伦效应”。“格伦效应”指的是商场的蜿蜒走廊成功诱使消费者偏离本来目的地，让他们为了购物而购物，而不再寻找某种特定产品。这个称谓是为了“纪念”奥地利建筑师维克多·格伦（Victor Gruen）。1956年，格伦设计了第一个购物中心——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南谷购物中心（Southdale Center）。这是一座全封闭、气候控制的商场，拥有主力商店、大扶梯和中庭。他的设计初衷十分理想化，希望这里变成新的市中心，辅以公寓、办公楼、公园和学校，它可以成为美国空旷郊区的一剂高密度的解药。但当美国的购物中心以孤立的形式发展起来，他的设计反而助长了他所反对的那种疯狂的消费主义。

“那些混蛋开发项目，”格伦回顾自己在美国的这一创造时感叹，他认为这些开发舍弃了社区的功能，包围商场的不是其他建筑物，而是那“浪费面积的大面积停车场所带来的丑陋和不悦”。

与美国不同，香港的购物中心更接近于格伦的原意。它们是高密度的、混合发展的社区的一部分。它们甚至比格伦设想的更好，与公共交通相整合，并拥有惊人高大的前厅，而且利润一直居高不下。

不仅如此，格伦的发明还在香港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数量级。始于1966年的“海运大厦”被认为是香港商场化的开端，它为购物中心在香港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它降临于大众消费主义盛行之前，主要针对游客而建。但即使当地人并没有在这里购物，海运大厦依旧培养了他们逛街的习惯和对于品牌价值的认知。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经济从制造业升级为向中国大陆提供商业和金融服务，香港人也迅速成为消费者。

购物中心的双重潜力

香港的商场很快适应了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并被整合到新城、交通枢纽和办公综合楼当中。它们迅速成为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购物中心，并渗透到城市的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商场城市在规模和综合度都在迅速增长，而发展的焦点也愈发清晰：让人们消费起来。

到21世纪时，由于财富更加趋于集中，购物中心逐渐放弃了大众消费而转向奢侈品市场。商场从几层楼变成了几十层的建筑物，高度的变化也意味着着租金的攀升。内地购物者洪水般涌向香港，许多人提着空箱子来香港，并在当日满载而归。来自国内外的开发商也在紧密地复制着香港的商场城市，追求这种紧凑、交通导向的和高利润的发展模式。

在香港的商场里，我们会遇到各种消费者和店主。比如在边境拖着装满了洗浴用品和尿布的手提箱的大陆客，在重庆大厦采买廉价手机和兑换外币的南亚和非洲商人，还有在中环的环球商场往家里汇款的菲佣。这些场景告诉我们，商场城市不是同质的，在各个商场的小世界里涌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产品类型，而不仅仅是奢侈品的极乐世界。

在香港购物是一种无缝衔接的体验。地铁出口直接接入商场，商场之间又以行人天桥相连，人们可以在购物的连续体中畅游，而无需受到“公共空间”的污染。在这样的构成逻辑下，建筑的外形只是其他力量作用的一个结果。通过最大化总建筑面积形成了建筑的体量，有时只是单纯地把地块的平面向上叠加；地面层的外观设计就像一个堡垒，使得城市环境在街道上消退，把人引入商场；住宅塔楼的平面一般是钻石型或十字架型，以便塞入尽可能多的公寓；为了增加公寓的实用面积，开发商在公寓的外表面尽可能多地设置凸窗，就像在塔楼上粘上好多疙瘩。

与这种朴素的建筑外观和公寓的狭小面积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宽大美丽的商场中庭。在这里充斥着各种活动，像是特别展览和社区聚会，让许多人感到宾至如归。这些室内空间催生了一种类型独特的城市主义：购物与溜冰场并存，走道和自动扶梯将人们带入一个三维的小宇宙。与这些奢华的室内空间比起来，城市公共空间里的人行道相形见绌，有时也带来争议。

如果开发商将私有空间向公众开放，政府将奖励他们更多的建筑面积，于是商场中的这种“私有公共空间”就应运而生。这种私有公共空间出现在类似屋顶的地方，只有穿过商场的迷宫才能到达。同时，在商场跟前的私有公共空间中，广泛的公众使用往往受到阻碍。例如香港的时代广场故意设置了不舒服的椅子，并安插“过于热心”的警卫，以防人们在此逗留太久。时代广场“面向公众开放”，但“使用方式有限”，比如不能在此游行、遛狗、遛鸟、演奏乐器等等。私有公共空间存在的意义仍是把人带到商场中去。

总之，香港的购物中心拥有双重潜力，它既可以腐蚀城市公共生活，也可以为其做出贡献。有时它通过单一发展割裂城市，有时它又将城市的肌理无限连接，并创造出多样性。

如果往最坏的方向发展，香港的商场城市将成为“购物启示录”之后的另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它是最先进的“后福特社会”的空间载体：人们喜欢尽可能多地呆在商场里，不仅为了满足购物欲望，也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他们不再需要直面消费主义带来的恶果：来自附近华南工厂的大气污染。

这种“超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似乎沿袭着中世纪的城市形式，私人飞地成为城市中的堡垒，他们把城市分裂成一个个门禁控制的高层住宅区，且只能从购物中心进入。在这些飞地之外，街道遭殃了，他们面对的是购物中心那空旷的外表面，最多有些建筑立面的装饰物。街道上没有了城市生活，马路被降级为一个供人们排队进入奢侈品商店的地方——在广东道的路易威登门口，永远有人在街边排队——这是品牌崇拜的真实体现。

在最好的情况下，香港的商场城市可以成为活跃的、多元的和相互联系的开发项目，为公共领域做出贡献。实体的裙楼商场被打破成一个个片段融入城市，通过开放的街道和庭院交错联通，增加和改善了城市中的公共休憩空间。裙楼屋顶与行人天桥互相连接，使居民可以享受到一个联通的高层步行界面。裙楼外缘不是空旷的墙壁，而是足以激活街道的店铺门面，又或者裙楼降到地下成为一个开放空间的基础。最后，购物中心不仅可以拥有国际品牌程式化的旗舰店，还可以增加日常用品的商店，以丰富商品的种类。比如旺角中心里就有很多小店铺，在信合中心里也有很多微型“盒子空间”，月租只要一百多美元，而且没有佣金。

商场城市向何处去？

香港的商场城市，现在是时候改造自己了。内地消费者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对香港购物中心的兴趣，因为他们在自家附近就可以找到类似的产品和体验。到2018年，澳门的购物空间面积将比十年前增加15倍以上。随着内地和澳门零售业的蓬勃发展，人们会不会不再需要香港的购物中心了呢？

同时，在购物中心的发源地美国，有许多人观察到“死去”的购物中心，他们宣称购物中心已经终结。由于空置率过高，这里出现了“鬼屋”，还有“疤牌”（先前租户留下的标牌）。在美国，零售业逐渐离开购物中心，回到城市、街道和市场。而香港却仍在建造更多的商场，同时关闭了市场、消灭了街道。

此外，从封闭式商场以外的购物趋势中可以看出，公共空间对零售业也表现出吸引力。北京新太古里三里屯是一个繁荣的零售区，而它拥有店面林立的街道。香港热门的“星街”(Star Street)混合着本地手工艺商品和各式餐厅。虽然这些街道环境也可以说是同购物中心一样以零售业为中心，但他们的发展得益于街道的身份、多样性和自发性。

在香港，政府拥有大部分土地，因此与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它更有可能发挥影响力，将商场打碎，创造新型的、令人兴奋的城市。良好的城市空间以及它的包容性、差异性、自发性和竞争力对任何城市都至关重要，因此，香港需要将天平更多地往公共领域倾斜，正如它采用自动扶梯作为商场出口将活力注入城市那样。比如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它是世界最长的室外有盖自动手扶梯，它造就了活力四射的“Soho”区，现在也成为香港文化认同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无论未来如何，香港都是一个先进消费社会的独特代表。19世纪的巴黎拱廊被瓦尔特·本杰明看作是资本主义奇景的发源地，那是奢侈品第一次展示于大众。自那时起，购物中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道路。它从拱廊的基本原型发展成百货公司，又从商场进化到商场城市，从而完全交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巴黎代表了十九世纪的消费城市，那么香港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消费之都：购物无处不在，商场愈发迷人，消费意识不断延续，一座高密度商场城市的消费梦幻城。

【作者Stefan Al系荷兰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设计副教授。著有《华南工厂城》（Factory Towns of South China）、《城中村》(Villages in the City)和《商场城市》（Mall City）。本文转载自杂志《城市中国》078期，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