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匈牙利电影120年纪念：在图像中思考

2022-04-03 10:5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耐观影耐观影

2021年4月30日，匈牙利庆祝第一部电影《舞蹈》诞生120周年。在这120年里，才华横溢的电影人们不断为匈牙利电影的国际知名度做出贡献。

匈牙利电影历史悠久非凡，自从卢米埃尔兄弟在布达佩斯举行了第一次放映之后，匈牙利的电影业迅速建立发展，成为世界上电影生产力最强的国家之一。然而，有声电影带来了财政和艺术方面的挑战，第一个黄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共产主义政权控制了电影制作，资源的集中为电影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

卢米埃尔兄弟播放电影

在1956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旋转木马》成为匈牙利电影的象征，向世界展示了匈牙利的图式时代已经结束，同时更具有艺术成就且更具批判性的作者电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旋转木马》赞颂爱与自由。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佐顿·法布里（Zoltán Fábri）总是与经受历史及权威不公对待的小人物并肩，同时，他电影的视觉效果和戏剧性也十分独特。

上图:《旋转木马》

（Körhinta/Merry-Go-Round，1956）

电影海报

左图：《舞蹈》

（A Táncz，1901）电影海报

还有后来跻身名导之列的卡罗利·马克（Károly Makk）也在此时开启了他作为导演的职业生涯。他的第一部作品《莉莉雯菲》同样因其丰满的活力和乐观生活的态度而受到关注。匈牙利也跟随欧洲、法国和意大利现代主义脚步，迎来1960年代匈牙利新浪潮，许多渴望走出新路的年轻创作者涌入匈牙利电影制作界。大多数人以作者电影的形式讨论几代人的经历。

伊斯特凡·加尔（István Gaál）、山多尔·萨拉（Sándor Sára）、费伦茨·古萨（Ferenc Kósa）和伊斯特凡·萨博（István Szabó）的作品赢得了一系列顶级国际奖项，这是匈牙利电影的黄金时代。米克洛什·扬索（Miklós Jancsó）的《清唱剧》是新浪潮的序曲，他在《无望的人们》中创造了一种寓言式的电影语言，即使在全球电影史上也独一无二。

在这部电影中，摄像机的运动描绘了权威围绕着受害者转来转去并诱捕受害者的行为。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将其比作蜘蛛在自己的网中，并称这部电影的结局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电影结局之一”。引用山多尔·萨拉（Sándor Sára）的话，这些电影是“在图像中思考”。

左图：《莉莉雯菲》

右图：《清唱剧》

在1968年改革失败和学生骚乱之后的几年里，匈牙利“思维倾向”（mindset）电影的激增。纪录片制作的日益强大也影响了故事片。玛塔·梅萨罗什（Márta Mészáros）在电影《领养》和《九个月的爱情》中所描绘的赋权女性角色大获成功。许多电影都能够以倒叙的形式讲述历史和思维倾向。

佐尔坦·哈斯哲里克（Zoltán Huszárik）的《辛巴德》和卡罗利·马克（Károly Makk）获得戛纳评审团奖的《爱》就来自这一过渡时期。伊斯特凡·萨博（István Szabó）获得奥斯卡奖的《靡菲斯特》和伊扎·博列蒙伊（Géza Bereményi）获得欧洲电影奖的《点金手》总结了跨越时期的政治和人物的历史经验。

《靡菲斯特》（Mephisto，1981）

《点金手》（Eldorádó/The Midas Touch, 1988）

1984年，马塞尔·扬科维奇斯（Marcell Jankovics）的故事片《白马之子》结合了东方传奇世界和西方前卫元素，被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50部动画电影之一。伊尔蒂科·茵叶蒂（Ildikó Enyedi）的作品《我的二十世纪》以一个童话故事的形式将时间倒流到20世纪。

导演专访：伊尔蒂科·茵叶蒂

伊尔蒂科·茵叶蒂

Ildikó Enyedi

《我的二十世纪》（1989）

《魔幻猎人》（1994）

《末世恋曲》（1997）

《肉与灵》（2017）

《我妻子的故事》（2021）

以下为采访正文

伊尔蒂科·茵叶蒂——《我妻子的故事》导演

“我们必须接受和接纳我们不会找到答案的事实”

入围74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的《我妻子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由Gijs Naber饰演的货船海员发现在他与妻子Lizzy（蕾雅·赛杜饰演）的相处生活中充满了变数，而这与他所熟悉的可控的航海生活完全不同的故事。

《我妻子的故事》

1、是什么让你想改编菲什特·米兰的小说？

伊尔蒂科·茵叶蒂：菲什特·米兰是匈牙利和世界文学中的一个异类，他在世时被人误解。他在二战期间写了这本深入人心的书，当时他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虽然这本书是关于一对已婚夫妇的，但他谈到了这个巨大的、紧迫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在地球上度过我们小小的、短暂的生命？我们通过一个货船船长的视角调查这个问题，他想了解他的妻子，一个法国女人，但事实上，他只是想了解生活。因此，他得到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教训，他必须学会接受和理解，生命不是可以控制的东西。

2、Gijs Naber饰演的船长Jakob Storr的表演非常出色，他一方面很坚忍，另一方面又很脆弱。你是如何展示船长这两面性格的？

伊尔蒂科·茵叶蒂：在他的海上世界里，没有可能这种说法。在海上当你面对一个问题时，你必须解决它。但是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通过与妻子Lizzy的关系了解到，他必须接受并热爱这种短暂的、无法实现的生活质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幽默、激情和曲折，Lizzy的功能就像一个禅宗老师。

《我妻子的故事》

3、你把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生活质量融入到Lizzy的角色中，蕾雅·赛杜是如何为这个角色带来性感和空灵的品质的？

伊尔蒂科·茵叶蒂：Jakob Storr所面对的Lizzy是一个极其棘手的角色，因为大多数时候，如果一个角色要在电影中发现一个秘密，电影就要讲述他们弄清这个秘密的过程，这将导致角色的理解和观众的理解两个层次。而在影片中，我们没有延续这种理解的固化。我们理解Jakob Storr所理解的世界，我们必须接受和接纳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会找到问题的答案：Lizzy是谁？以及什么对她来说是重要的？蕾雅在扮演这个复杂的角色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4、路易-加瑞尔扮演的德丁几乎是反类型的；这是你选择他的原因吗？

伊尔蒂科·茵叶蒂：路易是我在影片中选的第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德丁是像雅克布这样的人所能遇到的最危险的人，因为他代表了他所不是的一切。雅克布在海上时是一个非常强大和有能力的人，但当他与德丁在一起时，他的笨拙、尴尬、不合群、迟钝和愚蠢就会显现。他把德丁看作是一种恶棍。

5、在将小说从书页改编成银幕时，你使用了七个不是来自书中的章节标题，你是如何想到这些的？

伊尔蒂科·茵叶蒂：这本书是一个巨大的、漫无边际的内心独白，一个意识流。不知何故，我只是想让观众看到超越经典的爱情故事。因为这是一本巨大的、蜿蜒的、非常复杂的小说，我想把它归结为精华——或者让我们称它们为教训。这些章节的标题可以帮助观众关注表面之下的层次。

《我妻子的故事》

电影节选择的匈牙利经典电影也有来自这个时代的佳片，从现代主义电影的第一步，直到80年代的超现实魔幻运动（the surrealistic-magical movement）作品，放映世界著名的导演电影。这一代的另一位重要导演是凯内尔·穆德卢佐（Kornél Mundruczó）。他在新剧《过去将来时》继续深入探讨家庭创伤这一话题。

铁幕倒塌后，电影行业陷入严重危机，匈牙利电影已无观众。直至千禧年左右，新一代电影人出现了，几年后匈牙利电影也随之涅槃。其中一位导演是乔治·巴勒菲（György Pálfi），他一直在寻找新的电影叙事方式。他的最新电影《永恒》是一部东欧特色的后世界末日生存电影。

导演专访：乔治·巴勒菲

乔治·巴勒菲

（György Pálfi）

匈牙利导演 / 编剧

《永恒》（2021）

《造主之声》 (2018) 《自由落体》 (2014)

《人体雕像》（2006）

《田园风光》（2002）

以下为采访正文

《永恒》改编自匈牙利作家桑多尔·塔尔的短篇小说，由匈牙利重量级导演乔治·巴勒菲执导。故事发生在未来，匈牙利在西方战火的荼毒下，成为一片废墟，饱经风霜的士兵奥森克斯正苦苦追寻活着的意义。他的世界里没有流星，只有坠毁的飞机；胸腔里也不再有感情，只有弹片留下的苦痛折磨。在这个看不到明天的世界里，奥森克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

1、《永恒》改编自桑多尔·塔尔的小说Our Street，是什么吸引您想要将其拍成电影？

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在念大学导演专业，我们要拍一部文学作品改编的短片，我选择了它。但当时的计划对于一部大学短片作业来说太大，后来转而拍了其它小说。2015年我迫切的想要拍一部电影，环顾四周看看有什么可以拍，想起了这个曾经特别喜欢的故事。原作者几年前不幸去世（注：桑多尔·塔尔卒于2005年1月30日），这本书成为留给我的遗产，因为我（大学时）与他交谈过，他把小说（改编权）给了我。然后我们开始开发，说开发，因为我想要看看我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好奇。当然这不是一部反乌托邦或者战争小说。它描写了一群人深度绝望的生活状态，不需要战争才能活成这样。书中刻画了生活在最底层的不同角色，这是一本非常美丽的小说。电影选取了其中一部分，我们把地点做了一些改变，加入反乌托邦氛围以凸显他们的悲惨以及为什么这样悲惨。

2、您的电影《永恒》不是像《饥饿游戏》《移动迷宫》一样传统的反乌托邦，它看上去非常现实。

说它反乌托邦是因为还没有发生，我们害怕将来会发生。是的，这不是一部科幻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我们为了对问题进行讨论，做了一点超出现实的想象，然后可以对问题进行讨论。我们提出：假如情况如此，会发生什么？这是反乌托邦的基础。但同时，我认为它现在正在发生中，只是没有人看到，或者我们无法看见，只能感受到，就像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现在整个欧洲都在担忧，它会在以后发生还是已经发生了？这是一种混合型战争，通常没有人可以感受到。

《永恒》

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城市里，但是人们如何相处呢？社会正在分化，因为很多人有所害怕，害怕气候变化、害怕互联网、害怕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脸书、油管、谷歌等大企业把人像商品一样利用，你收到的信息通常都只是为了娱乐。这是分化，整个社会都在分化。欧元不够强大，民主不够强大。民主在十年前受到攻击，波兰、匈牙利等国家正在发生变化，政府逆民主而行。这是现实，不是反乌托邦，它正在发生。我认为这是战争，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小说做了一点改变。

3、您说您的电影是零预算，没有拿到政府基金。为什么没有拿到基金？

因为他们不允许讨论民主这种事，电影人没有自由。匈牙利电影基金会就像是审查制度。如果我向体制提交电影计划，首先，他们说我不行，因为他们不信任我，比如政治上（不信任我）。但我在政治上不反对政府，可他们说，不管，反正你不够忠诚。另一方面，你不能忽视匈牙利正在发生的事、现在的政治局面以及你的观点。我认为艺术是关于你（的观点），电影是具有戏剧表现特征的体裁，你与故事、哲学和美学打交道。在艺术中，你需要诚实的自由的表达，但这在匈牙利是不可能的。

4、您是如何在没有预算的情况下依然决定拍摄，并成功把它制作完成的？

如果不拍电影，我会生病的。我需要电影。如果找不到资源，就和朋友们一起干，一穷二白的干，不为任何利益。我周围有很多好人。这种独立方式对独立电影制作很有好处，因为没钱，全靠情感和友谊。我们一天天在一起工作，修改计划。如果他们找到一个好的拍摄地点，我们就去拍，如果没有，我们就去另一个地方拍另一场戏。这是一种有机的改变计划，我们可以把当下的感情投入其中。当拍摄全部结束，我很震惊，开始恐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并没有计划拍这样一部悲伤的诡异的电影，这对我来说像个怪物，像电影里那个变种生物。这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搞了这样一个东西？我吓坏了，又花了四年时间与我的电影建立关系。

然后新冠疫情来了。我们有一名很优秀的剪辑师Réka Lemhényi。她的公寓里有一套新的剪辑系统，但是她因为疫情没活儿可干，独自在家。我告诉她我有已经拍好的素材，如果有时间愿意剪的话可以给她，剪得好就行。半年以后，她交出了一个长片。之后我们又一起做了点修改，补拍了四天。我们还需要特效、混音、调色等后期处理，所有这些都是由一群好人完成的。他们在大工作室工作，完成那些挣钱的事后如果有时间再为我的电影出点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永恒》

5、也是一个很感人的过程。当在Q&A环节您说这部电影零预算时我也很震惊，想到其它很多大预算，花费上亿美元的电影，最后却糟糕透顶。

（笑）是啊，这很神秘。我当然也想有预算，但我认为对于电影来说预算多少无关紧要，预算和电影质量是两件不同的事。不幸的是没有人知道一部电影最终是好是坏，不可能提前确信。当你看到一部好电影，它与其它电影有相似之处，但它是好电影，其它那些不是。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品味，但有时你看到一部好电影，你会感觉到它毫无疑问非常非常好，这与什么品味什么人观看无关，好电影就是好电影，无需争辩。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永恒》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之一是当你准备拍摄一部电影时，你要考虑到它将在两年三年四年或五年后呈现给观众。所有电影人都必须有远见。三五年后，我的电影还契合当下吗？人们关心的话题还一样吗？这就像乐透，没有人知道。它很难，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光给钱是不够的，电影拍好需要点这样神秘的东西。另一方面，大部分电影是商业片，超过80%的电影就像电影界的麦当劳汉堡，这是工业制作，而我讲的是小电影，那些想讲述在所生存的世界里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独立导演。

6、您如何让您的电影具有独特性和创造力？

首先需要自由。如果有人来找我拍商业片，我的电影当然会不一样。自由是底线，很重要。我梦想为观众拍一部商业片，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有一些作者导演可以做到，比如科波拉的《惊情四百年》，它很受欢迎，同时又是一部具有作者性的作品。除了自由之外，我还在寻找个人标志性特征，对我来说，这才是一次完整的电影创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匈牙利才华横溢的导演不仅赢得了重要的电影节奖项（包括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而且他们也慢慢恢复了观众对匈牙利电影的信心。新一代电影人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独特的叙事和视觉风格，从独特的角度讲述故事。比如莉莉·霍瓦特 (Lili Horvát) 的《未知时间的爱》，表现了对爱情本质的隐秘观察。以及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的作品《弗兰克删除》。

左：《未知时间的爱》

右：《弗兰克删除》

导演专访：Gábor Fabricius

Gábor Fabricius

匈牙利导演

《弗兰克删除》（2021）

以下为采访正文

《弗兰克删除》讲述在1983年，布达佩斯的东欧铁幕背景下，弗兰克是一个朋克乐队的歌手，该乐队代表了他们这一代人反对极权的声音，但是他的乐队被禁止了，他也被警察带到精神病院并强制保持沉默，弗兰克牺牲一切来反抗。

1、是什么促使您决定拍摄《弗兰克删除》这样一部电影？

我认为通过一部电影或任何一种电影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引发讨论。这不是经典好莱坞式的娱乐，而是针对议题进行提问。这部电影所关注的议题是个体与极权统治、个人与权力、创伤、如何应对个人创伤、思想自由、社会多样性等。

我觉得，相比传统西方国家，匈牙利存在社会多样性问题，也就是说，总有一个政府倡导的主流，任何不属于这个主流群体的人永远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被排挤在外或被边缘化。我认为这种态度可追溯到过去的极权主义时期。这就是核心。我想要探索和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害怕差异，害怕与主流不一样的人。在政治心理学的机构中我发现了其起源与象征，它成为了电影的核心。五年前这个项目就是这样开始的。

《弗兰克删除》

2、在电影里我们经常听到收音机传来的宣传口号。本片主人公是朋克乐队主唱，可以说音乐也是一种宣传，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我发现您本人很喜欢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创作的过程中，您有从摇滚明星或摇滚乐中汲取灵感吗？

自从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人们在摇滚明星那儿找到了新的寄托，甚至“明星”这种称呼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我们把他们看作来自天上的星星，闪闪发光，几乎接近神话中的神。我认为大众拥有向导非常重要，在二十世纪，拥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成为讲述真理和自由的演说家。想想涅槃（Nirvana），他们的故事很类似，并且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人生。当然他们享受来自人群的热捧，但同时为了寻找真理和谈论真理也牺牲了自己。想想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所有流行文化中的这种集会都给人们带来某种生活方式和人生重要价值观的指引。我认为流行文化有其非常珍贵和有价值的一面。

3、电影中有很多情节并不明确，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发生或者如何发生，是有意为之吗？

（笑）当然。我一直在想我们的人生经历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比如你早上起来，接到某人的电话，你事先并不知道，生命中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大致说来，我们是在探索人生。我们越想活得有安全感，知道的事情越多，我们的人生之路越窄，这就是为什么安全的人生非常无聊，你会很确信未来将发生什么，无法想象会有变化。但大多数人的人生是未知的，它是一个旅程，一个挑战。我们不知将如何死去，不知两周或两个月后发生什么，我们只知道人生可能向某几个方向发展。我们就是这样感知生命中的体验。

《弗兰克删除》

我想要用电影创造与此类似的情境，给观众赋予呼吸空间（breathing space），让他们像体验人生一样思考和感受。通过不把每一个细节都交代清楚这种方式，我邀请你与我一起工作。当你看这部电影、与我一起工作时，你的创造力被电影激发利用，这就像一个你与我之间的工作坊（workshop）。因为我没有给每个问题提供答案，所以你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部电影由此对你来说成为一个挑战，也成为一个持续探索和研究的过程。倾听者和观看者联合创造了这部电影。

这种语言已被好莱坞抛弃，因为它太难了，太难让观众一起参与工作了。好莱坞要的是爆米花和娱乐。而我们持另外一种态度，我们希望引起你的注意，唤起你对电影中这些话题的个人经验和记忆。重要的是你来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是我来清楚的告诉你答案。

4、在制作本片的同时你还制作了一部关于真实历史背景的纪录片。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将会有一场争论，人们会说，这是编造的历史，他想要抹黑过去的美好。在这部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中你会看到这不是虚构，是真实发生过的。对于一些人真的很难面对这段还未远去的历史。至于一部电影，想象一下，她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最终停留在哪里？电影只是电影本身还是存在于你、我和观众脑中的记忆？我认为这是你获得的电影（导演用右手食指在我前额画圈）。所以这是你获得的电影的最终结果，你脑中有一个电影的格式，他有一个，她有一个，我们每个看过的人都有一个包含了自己情绪、感受、参考、好恶、信仰、真假判断的电影的最终版本，我要为这个最终结果奋斗。

因为我写剧本，创作，拍摄，剪辑，把她放到电影院里，最终结果将是留在脑中的关于电影的记忆，她可能会改变人们今后的人生，所以我必须要精心呵护她。如果某些地方会导致结果受到攻击，我必须要处理它们。我预料到威尼斯首映后这部电影会在国内遭到攻击，人们会说这从未发生过，我必须要捍卫这一点。发行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电影市场推广策略的一部分。

5、这部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两个奖项（维罗纳电影俱乐部奖-最具创新性电影，男主角Benjamin Fuchs获得星光奖），而且是非常美丽的奖项，但还是很难找到发行商。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我们可以回到电影语言。这部电影想要与观众一起进行一次工作坊。今天，人们不想与电影互动，他们就是TMD（fxxking）懒！简直被宠坏了！太多频道内容，今天电影甚至不被称为电影，而被称为内容。老实说，你花六年时间创作了一个内容，这是件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对不起，我不创作内容（笑），我创作电影。你用六年时间创作了内容，但那个内容不能快速滑下观众的喉咙，因为观众必须要嚼它，因为它不是像垃圾食品一样免嚼或者易吸收，所以发行商说观众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无法投钱购买。

6、如何改变这种现象？

我们无法改变。我们无法改变。这是时代精神，这是资本主义。只有金钱驱动，只有数量和销售算数，我们很难改变。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止在电影业，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亦然。人们不知道如何做出改变。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正在吞噬我们，就像电影中弗兰克与体制的较量。

所以我在想，我不在乎数字。我已经从事广告业很长一段时间，我面向几千万消费群体制作广告，我可以做到，我知道（如何取悦观众）。如果有人能做到这点，那一定是我，很多艺术电影导演并不知道如何判断大众的喜好。但我不在乎这些。我认为我获得了较少但却更严肃的观众，观众乐于与我共事，这对我来说比和大众打交道更重要更珍贵，所以我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这样的观众，找到我的观众，不是靠数量，而是靠质量。此乃正道。（That’s the only way.）

近年，高雅艺术与娱乐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匈牙利电影制作人的目标是吸引更广泛的观众，也勇于探索不同类型的电影。

恐怖片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佩特·贝尔根迪 (Péter Bergendy) 的《身后事》是匈牙利第一部融入地方特色的鬼片。而浪漫喜剧则一直很受欢迎。Nóra Lakos的《以影史著名未成婚情侣命名的糕点》再次刻画在当代生活中寻找幸福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