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与素琴》作者云从龙：要发掘宏大叙事下的“私家历史”

【编者按】《明星与素琴》一书于今年4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云从龙运用“历史拼图”的方法，以贺明星与王素琴这两位“小人物”在建国初期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延伸叙述了自清末民初到共和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信念与梦想、飘摇与浮沉。什么是“历史拼图”？“小人物”的历史如何书写？我们来听听云从龙的分享。

云从龙，本名任建平，生于1984年，甘肃灵台人，现居江西南昌。

澎湃新闻：您是从何时起开始关注私人档案的？

云从龙：我对于私人档案的关注，是在2010年10月份以后。在那之前，我对文学和诗歌相当着迷，一心想要成为一个诗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发乎性情，歌之咏之。但努力了很久，战绩平平，最终败给了天赋和更杰出的人。

2010年盛夏，由于认识了我女朋友（现在是我的太太）的缘故，自杭州辗转来到南昌，开始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起先是找了一份工作，结果只上了一周班，就不愿意去了。接下来做点什么呢？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江西师范大学（老校区）后面的文教路上瞎溜达，看到一家旧书店寻求转让，当即决定，做回接盘侠，开个旧书店吧。

江西师范大学后面的文教路上当时（2010年）有三十多家旧书店，是整个江西省旧书业最集中的地方。除了一些店家售卖大学二手教材外，更多的书店，经营的都是社科类的古旧书籍，而我的书店，起初以特价书为主，货源来自北京。但很快，我就发现要将一个书店打理得像个样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资金短缺，书源不足成了最大的问题。左邻右舍的书店里都是“汗牛充屋”，而我的书店里，长久的看上去都是空荡荡的。怎样开拓更好的书源呢？左思右想，我决定在经营特价书的同时，也涉猎一些古旧图书。后者的来源，主要是位于城郊结合部的废旧纸品收购厂。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些私人档案，就是在废旧纸品厂里翻检旧书的时候。一些零散的个人自传、计划经济时期合作社的生产账目、会议记录、社员的政治审查案卷等，首次进入我的视线。

不过，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好玩，并未意识到它们真正的价值。改变发生在2011年秋天，我的一位朋友主编一本文化杂志，希望我能开个专栏写些文章。我突发奇想，跟他说我收集了很多私人档案，是否可以根据它们写一些小人物的故事。他听了后觉得可行，并将专栏命名为“社会文本”。不久，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交给他看后，得到了不错的评价。此前，我从未想过自己误打误撞收集来的这些私人档案会变成铅字。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鼓励。此后，我又陆续写了几篇，渐得法门，愈发对私人档案的解读与写作放不下来。

澎湃新闻：开书店有哪些轶事？

云从龙：开书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如果真的要聊这个话题，大概都可以写一本书，我在这里只讲一个故事。在一般的人印象里，喜欢买书读书的人应该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人或者在社会上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一定地位的人，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我开书店的时候，见过一个人，起初并不熟悉他，只见他每次来书店都穿得破破烂烂，胡子拉碴，戴着一副底片很厚的老式近视眼镜。进来以后，他首先会仔细地将每个书架上的书都扫一遍，然后问我，老板，有没有佛教方面的书？每次都是这样。后来，我听邻居们说，他在外面街道上卖油炸，每天挣的钱都会被老婆统统没收，之所以这样，是担心他拿钱去买书。可是，他仍然会想办法“藏”一点私房钱来买书，并且他只买佛教方面的书。据说有一次，他看到一本金陵刻经处的旧版《楞严经》，卖家开价很高，他并没有那么多钱。但最后还是要买，方式是和书店约定分期付款，大约用了好几个月，才将书钱付完。

有一次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专门买佛教方面的书呢？他说是要拿去庙里供奉，他买的每一本书，最后都会供到庙里。我又问为什么要供奉到庙里呢？你自己不读吗？他顿时脸色大变，嗔怪我小看他不读书。说着竟然解开衬衫扣子，从怀里掏出一本《虚云老和尚法汇》，跟我讲一代宗师的过往与心得，滔滔不绝，讲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小瞧他。

澎湃新闻：您比较偏好哪些历史著作？它们对《明星与素琴》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云从龙：笼统说来，我还是比较喜欢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这个偏好从上大学那时候就有了。一方面来自老师们的指引，另一方面也来自个人阅读经验的积累。就个人的阅读史而言，大学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主要偏向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古典主义、传统文化等等，在此之后，逐渐对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发生了兴趣。这个改变从何而来，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仅仅能体会到的是，阅读的视野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从房龙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到H.G.Wells的《世界史纲》、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甚至连斯科特的《数学史》，我都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后来，我又盯上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外国传教士、外交官们记述中国的各类书籍，尤其是黄兴涛、杨念群两位先生编辑的那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令我深深地着迷；再后来便是剑桥中国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四十年代的西方记者、学者记述中共的著作；一直到大学毕业后对于像《王氏之死》《叫魂》《江城》这一类书籍的涉猎，从未停止过。

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最大的启迪是：针对某一具体的研究或观察对象，我们特别喜欢用“二分法”对待，非白即黑，非对即错，非好即坏，并且还善于先入为主，先预设结果，再寻求论证。西方的学者们则完全不一样，他们看待一个问题，往往不去轻易地做价值层面的结论，而是尽可能地呈现事实的全貌，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和判断。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出现和变化背后都有十分复杂的因素，并不是由单纯的一两个关键人物或事件来主导的。

澎湃新闻：《明星与素琴》运用了哪些原始材料？您是如何得到这些材料的？

云从龙：《明星与素琴》的原始材料一共有三种，一是贺明星写于1948年12月的一份入党自传；二是贺明星与他的女友王素琴在1949年5月至1951年3月的三十五封通信；三是王素琴在1956年和1968年的一些个人政治审查材料。这些材料，得自于一家旧书店中。当时和很多档案卷在一起，塞在一口蛇皮袋子里。我去看时，书店老板不让挑挑拣拣，如果要，就全部买去，用南昌话说，叫“一枪打”，不要，就一个也不要动。我大概看了下，觉得有用，便“一枪打”了。

贺明星自传封面

拿回家去放了很久，才做了分类和整理。最先是妻子帮我在电脑上誊录了《明星与素琴》所有原始材料的文字，然后就开始做案头工作，比对文献，抽丝剥茧，前前后后大概写了两年多才完成。最初，我觉得大概写个四五万字就可以收笔，等完成时，回头一看，居然接近十五万字，五百来条注释。吓我一跳。

澎湃新闻：书中有时会使用第一人称，也被称作“转场式的叙述”。这样的写法用意何在？会不会有您的主观因素掺杂其中？

云从龙：首次提出这个说法的是作家马国兴先生。《明星与素琴》首发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上，2015年最后两期。马先生是《读库》的特约编审，也是最早看到《明星与素琴》的读者之一。待当期的《读库》出版后，马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我的写作，“转场式的叙述”便由此而来。

不过，对我而言，在写作时从来没想到过这样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非要说出些理由，我想应该有两点：一是“转场式的叙述”最直接的灵感来自于史景迁先生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在那本书里，他用第一人称叙述了康熙帝的一生，感觉一下将读者带入了历史现场，皇帝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而是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的平常人，诸多复杂的历史事件通过这个视角来看，顿时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二是在《明星与素琴》中使用转场式的第一人称叙述，根本原因还在于我想拉近读者与贺明星的距离，让人们有一种历史的“在场感”，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在父亲罹难之后的心路历程。另外，对于贺明星，我是抱有某种同情的。我总觉得，在1942年到1946年左右的那段时间里，他是一个特别孤单和可怜的孩子，在最需要父亲的时候失去了父亲，从此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不仅要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苟且偷生，还要不时承受家族里叔伯父子的白眼，心情之抑郁，可想而知。

这一节转场式的叙述，虽然使用了第一人称，甚至带有相当的文学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是从原始材料和文献史志的基础上而来。比如说我写日本人投降后的情形、贺明星几次生病的情形、明水县土改的情形，在原始材料及二手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甚至连睡梦中父亲临走时的那个吻别，在《贺明星自传》中都写得清清楚楚，略有不同的是，我在叙述这个“吻别”的时候，放大了它的意义，从梦境到现实，从现实到追忆。我认为，那是贺明星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情感场景，代表了他对父亲永远的思念。虽然有文学上的描摹，但我并不认为它就是感性的，靠不住的。相反，我觉得我多多少少触碰到了贺明星的内心。

澎湃新闻：您曾说过，《明星与素琴》讲的不仅仅是爱情，他们两个人还有哪些地方触动您？

云从龙：爱情之外，最触动我的有两点。

一是信仰。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内忧外患，贫病交加，到了四十年代末期，终于迎来了廓清寰宇、从头再来的机会。明星与素琴是这个大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真正执着于信仰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代国民。这之中不仅仅是他们这种新政权的积极追随者，还有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名流巨贾，都发自内心的遵从信仰的召唤。而今天，我们谈及信仰，往往虚情假意，表面上把它标榜得极其崇高，实际上根本没有底线。前几天，我去看《冈仁波齐》，看到尼玛扎堆带着家人一路不停朝拜的镜头时，坐在旁边的观众不住惊呼：看，信仰多么可怕！言下之意，我们是不该有这样的信仰的，信仰会将人变成“疯子”。我当时就想质问他，有信仰的人怎么就可怕了？到底是我们这些心无敬畏、事无底线的人更可怕还是尼玛扎堆的执着可怕？孔子曾说：“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里生活的太久，便以为没有信仰才是正常的，而有信仰才是不正常的、可怕的。

贺明星写给王素琴的信

二是命运。在《明星与素琴》的第二部分，我曾详细解读了贺王二人的通信，信中他们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时代的看法，坦言要投身在激动人心的大时代中，为新的国家和人民尽自己的一份力。和上面所说的“信仰”问题一样，这种赤子之心并不限于当时的一部分人，而是涵盖了整个社会阶层。但是，从后来的社会发展来看，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个人期许与国家意志南辕北撤的错位，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在《明星与素琴》的写作过程中，每每思及这些，无不扼腕叹息。

澎湃新闻：在叙述他们故事的时候，用很大篇幅来交代历史大背景，为什么要这样做？

云从龙：在我看来，明星与素琴的每一个人生选择，都与当时大的时代趋势密不可分。比如贺明星随军南下，成为新政权坚定的捍卫者，比如王素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态度积极地想去参军，比如在1956年和1968年王素琴的个人遭遇，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而这些，又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共同的人生轨迹。也就是说，明星与素琴实际上具有社会意义上的普遍性，他们并不是那个时候的异类，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员。因此，我在叙述他们的故事时，特别留意对整个历史大背景的交代，甚至在一些地方不遗余力，通过第三者的经历（如陈赓、邵式平、魏必达的日记）和第三种文献（如江西纺织工业资料）等，做了大量的补白。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想努力探索宏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与大历史的互动关系：大的时代、大的历史是怎样席卷、深入骨髓地影响个人命运的，个人又是怎样回应一个不断巨变的大时代的。这样的考察，对于尚处于现代化前段的中国来说，意义颇大。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与国家行进的方向往往是紧密地绑缚在一块轨道上的，很少有人能够像我们今天自由地选择就业、选择居住、选择信仰等等。

澎湃新闻：明星与素琴的故事讲到“文革”前就戛然而止了，为什么？您曾联系过王素琴女士及其家人，他们后来的故事怎样？

云从龙：直接原因在于至今我都没有找到更多更翔实的有关明星与素琴在“文革”时期的私人档案。“文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明星与素琴在这场社会运动中，具体到他们各自所在社会“小环境”里，都做过什么，应该如何更为客观地来评价，对此我都找不到更好的资料去支撑，最终只能戛然而止。就整本书来看，多少有些虎头蛇尾。

事实上，我曾有过一个真正地走近明星与素琴的机会。那是在2012年冬天，我通过明水县的一位朋友获得了王素琴还在世的消息，并且还与她在电话里有过一次短暂的交流。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能取得过联系，直至现在这本书出版了，都没有能够与王素琴及其家人取得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刻意回避了自己所经历的这段历史，原因讳莫如深。这对我来说，深感遗憾。

王素琴给贺明星的信

澎湃新闻：您常提到“历史拼图”的概念，能不能详细阐释一下，何为“历史拼图”？

云从龙：“拼图”这个词更多的是对某种智力游戏的描述，将其引入历史写作的范畴，可能是第一次。一如我在自序中说的那样：“在历史语言范畴中，拼图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可能会运用到今天已知的大部分学科理论，如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文学、经济学、考古学、生物学等等，对具体的标本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它的对象（即标本）并非我们日常所熟知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历史，而是所有宏伟叙事的背后，即那些隐秘的底部之海，更具体地说，它可能是这些底部之海中的一粒沙子、一颗贝壳、一种微生物、一个正在发酵的溶洞。”我认为，这段话能够很准确地表达我的想法。

这本书最初只有三种原始材料，自传、书信、个人档案，相互间的关联性并不是很大。要将故事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就必须想办法将它们拼合，就像一幅被撕碎的画、一面被打破的镜子，必须要一点一点地拼接，复盘每个可以咬合的碎片。这个过程有时候很艰辛，但也很有趣。在《明星与素琴》中，当我对贺明星的自传进行细致的考察时，父亲贺文翰的身影渐渐地浮现了出来。尤其是当我最终确定地方史志中记载的贺文翰与贺明星自传中记载的“父亲”是同一个人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实在是太美妙了。就像探秘或寻宝，终于找到了神秘地图中的金矿所在。

不过，我觉得“历史拼图”只对我有意义，它是我对自己初步尝试历史写作的一点小总结。

《明星与素琴》，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要书写“小人物”的历史？“小人物”的历史又应该如何书写？

云从龙：严格说来，明星与素琴并不能算是“小人物”，因为明星曾当过县长，素琴也是国企中的高级干部，就当是的情况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很多。但是，如果将历史的视野放远，考察的半径拉大，就会看到，他们实际上还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尘埃。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历史叙述中只有大人物、英雄、伟人、政治家或者各种各样的大反派，历史原本很生动，很鲜活，结果却被粗暴地弄成了脸谱和偶像，最后放眼看去，就那么几个人，其他的没了。老百姓没了，士农工商没了，甚至连失败者也没有了。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应该既要有伟大的人物，更要有普通平民，甚至连小丑也要时时在场，这才算真实。

事实上，中国一直有书写小人物的历史传统，远至司马迁的《史记》、陈寿的《三国志》，近至明清以来文人笔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野史”，都记载了众多关于小人物的历史，有的十分有趣。中国人在很早就明白，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更多是市井小民的传奇。可是，1949年以后，这样的传统却被有意的忽略了。

“小人物”的历史应该怎么去书写，我觉得没有一定之规。《明星与素琴》我以“拼图”和“复盘”的方式娓娓道来，主要是因为一手资料十分有限；但在下一本书里，如果资料充沛，我又会换一个写作方式。但我认为，对于小人物、私家历史、民间历史的书写，“拼图”的意义长久存在，将那些在宏达叙事背景下被忽略被遮蔽的人性与故事发掘出来，我觉得这应该是当代作家们不遗余力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还认为，当代汉语世界关于历史研究与写作的观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跨越和提升。以前，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深受意识形态的桎梏，但这些年来，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内学界正在努力从过去的泥沼中挣脱出来。起先是受到海外汉学研究的启示，尝试全新的历史叙述，后来是自觉地挣脱旧有观念的束缚，更加客观地进行历史研究，再后来是从宏观进入微观，从旁观走进现场，从事件转向人物，从是非转向细节，以明清史、近代史、民国史、抗战史、中共党史等为例，我觉得，近年来变化非常大，一些错误的观点正在得到矫正，一些捏造的伪史正在被廓清。

此外，我还注意到，一些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学者正在快速崛起，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学界的新星。这些学者出生于日趋开放的年代，自儿时到学成，享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大部分信息便利，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前辈学者那样，背负着卸之不下的历史包袱。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轻装上阵，在各自的领域努力耕耘，成就不可小觑。我曾留意过美术史、社会学、人类学、当代史方面一些年轻博士的著作，观点独到，非常用功。我认为，这会为将来的历史写作注入巨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