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朗对峙也许是个转折点：重新思考中印边界问题

印度是与中国有相同体量的直接邻邦，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是一个很难绕过的国家。然而自今年五月份以来，和印度的关系似乎变得越发棘手起来。首先是印度官方对于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表态和缺席，仅在一个月之后，6月16日，印度军队和中国军队又在中印边境的洞朗地区对峙。目前对峙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形势仍未得到缓解。国内国际现在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都不希望对峙发展成为无法管控的军事冲突。

在对峙期间，印度在军事和外交上动作也十分频繁。总理莫迪在6月25和26日访问了美国，与特朗普总统会面；7月7日至8日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G20峰会；在印度洋上，美日印三国7月10日至17日举行了“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在“东进”政策上，印度外交部牵头召开了面向东盟国家的“德里对话”，并高调欢迎了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的来访。印度这一连串的行为的背后，或多或少地都有着抗衡中国影响的考量。

“一带一路”的推进，势必会改变沿线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并与其他大国的地缘利益发生冲突。印度最近的表现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证。虽然印度在心态上想要做“有声有色”的世界性大国，它的眼界还是局限在地区，它的实际行为也反映出印度事实上还只是个地区大国。印度近年来不断向美日靠拢，其目的更多地是为了在地区制衡中国的影响。然而，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印度的意愿与能力始终难以匹配。在南亚，印度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南亚小国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却对于保持其地区的战略优势寸步不让，始终将中国看作其地区领导权的主要竞争者。遗憾的是，我们可以选择朋友，却很难选择自己的邻居。中印边防军队在边界继续地对峙，中印关系持续走下坡路，只会进一步恶化我们的地缘政治环境，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局。

虽然中国也想通过“一带一路”促进与印度关系，但是却难以解决两国之间面临的严峻的信任赤字问题，而信任赤字最大的根源，就是中印两国的边界争端。邓小平在1979会见时任印度外长的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时谈到，如果边界问题不能尽早解决，不应该让它影响到我们在其他领域改善关系。应该说，邓小平的观点奠定了之后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于处理边界问题的基调。延续着这个思路，两国于1981年启动了边界谈判，并且在边界问题的危机管控和互信措施建立上确实达成了很多共识，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反映在两国签署的一系列边界协定上。1993年，双方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实控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两国设立了特别代表对话机制，2005年签署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2012年和2013年又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和《中印边防合作协议》。这些协定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边境的和平安宁。然而，2009年以来不断有中印边界“越境”事件被报道出来，在媒体上不断被炒作，除了“越境”以外，在2013年、2015、还有今年6月以来边境上都发生了严重的对峙事件，中印领土争端日益受到关注，讨论持续升温。

中印边界线未定，彼此对实控线的认知不同。应该说，近年来，形势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双方都努力在边境地区加强己方的实际控制，而印度方面，始终继承着其50年代以来对于边界的处理思维，即重视和强化事实上的占领，以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导致碰撞摩擦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两国边界协定的存在，虽然不能阻止对峙的发生，但还是保障了双方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避免了对峙发展成直接的军事冲突。

此次洞朗对峙和以往对峙事件不同的是第三国不丹的卷入。印方的越境区是在中不的争议地区上。印度给出的越境理由是为了保护不丹，以掩盖其真正的安全关切，即担心洞朗地区通向前沿哨所的道路贯通后，中国可以在印度的“鸡脖子”——西里古里走廊上取得主动权，可以随时切断印度本土到东部各邦的通道。从事件本身的发展来看，中印边界问题有进一步的复杂化的趋势。令人免不了担忧的是，领土争端是最容易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国家利益在领土上的碰撞，也是民族主义情感的碰撞，国家利益很容易会被民族主义情感操控，当人们情系一方领土时，就会通过民族主义的棱镜，扩大化其利益价值并强化自己的领土原则，从而导致越发强硬的立场。1962年的边界战争之前，中国政府曾尽最大努力希望能够和印度进行边界谈判，然而随着尼赫鲁政府通过《白皮书》将双方政府就边界问题的一系列通讯曝光，印度国内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与中国的领土争端被置于舆论和民粹的枪口之下，尼赫鲁在谈判上很难再有妥协的余地。

洞朗对峙显示，中印领土争端若不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一带一路”战略未来的实施。边界争端由于牵涉到主权、领土以及民族主义等敏感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不稳定因素，一旦被激化，对于中国周边安全以及全球战略的影响是可以预见的。印度不参加“一带一路”只是一种表象，从中折射出中印关系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即由边界问题导致的安全溢出效应，在现阶段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印关系的整体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局。和印度建立信任的关键在于边界问题的解决，否则印度会不时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制造不和谐音，和印度开战的可能性就一直存在，而中国的精力也会被迫分散到南亚来对付印度。由于印巴的两个有核国家的对立，稍有不慎，中国就有可能被拖入南亚安全的泥沼，中国西部周边的安宁无法保障，最终会影响到国内的发展建设。

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人会有一种比较长远的历史观和时间观，反映在中国领导人在处理边界问题时，也常常会强调时机，比较谨慎，在没准备好时，不愿意过于匆忙和仓促解决问题。周恩来在1954年的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选择不谈藏南问题，邓小平“搁置争议”的提法，都是这种历史观和时间观的体现。然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每一次的对峙和“越境”报道，关于1962的记忆都会通过媒体和舆论不断在两国民众的心中放大和强化，边界争端在民族记忆和心理中的强化，只会继续地压缩两国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空间，引发愈加尖锐、复杂的后续矛盾。

此次危机如何解决还需静待观察，但是军事冲突的代价对于双方都是很难承受的，中印最终还是应该回到谈判桌上解决争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陆地方面，我们已经解决了中俄、中越和中塔的领土争端，仅剩与印度和不丹两国的边界问题没有解决，而中不边界问题的解决与中印边界问题密切相连。因此，洞朗对峙也许会是个转折点，让我们重新思考与印度的边界问题，重新审视“搁置争议，留待子孙后代解决”的思路，在保持足够的军事威慑和压制的基础上，尽快彻底解决与印度的领土争端。历史的车轮从1962走至今日，尽管印度不会是一个好对付的谈判伙伴，中印边界谈判之路必然艰辛，彻底解决争端的时机或许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