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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面临怎样的精神挑战
这本新书为什么命名为《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因为2004、2005年左右,童世骏和他的团队做了一个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调查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于社会学家陆学艺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呼应,在陆学艺的研究中,主要根据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童世骏和他的团队认为,考虑当代中国人,不能只看物质怎么样,社会地位怎么样,也要看精神状况怎么样,就做了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研究。十多年过去,这个问题愈加重要。
7月22日,童世骏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陈卫平教授、顾红亮教授,做客思南文学之家,与读者分享他们对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思考。
讲座现场,左二起:童世骏、陈卫平、顾红亮他特别提到精准扶贫的例子。对于仍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当务之急就是解决物质生活,而这种解决的同时又有精神意义,只有走出物质贫困,才能走出狭义上的绝望。走出贫困以后,物质生活进一步提高,精神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但童世骏也提出,两者间并非简单的物质生活提高多少,精神生活就会相应提高多少的关系。因为精神生活涉及认同、意义、价值。“认同,就是我是谁,我们为什么连撞衫都不愿意,就是我出生在这个世界,我就是我,我不愿意跟别人一样。我有时候我跟校长穿的同样的衬衫,就很尴尬。”然后是意义,童世骏笑说人生最难熬的就是太无聊。“我们老同学从国外回来以后,经常说一句话,那地方好山好水好无聊。所谓的无聊就是无意义。”还有价值,就是告诉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童世骏特别提到近来关于坏人变老还是老人变坏的争论。“这种现象的要害就是好坏的差别没有了,对错的差别没有了,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年纪大的人身上,大家会更加失望,因为成长的过程就是知道好坏的差别,对错的差别,这就是价值。”
尽管物质生活的改善有精神意义,但童世骏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到了不能通过指望走出贫困来改善精神生活的阶段,而是通过更多的努力,来改善精神生活质量。
因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通过物质来改善精神生活,它的边际作用有降低。精神生活质量要进一步提高,要对精神生活本身做更大的改进,这是很重要的。
另一个精神挑战的重要背景是交往手段发生的变化。“昨天我跟一个同事坐高铁从北京回上海,我做了一个小调查,我在车间里兜了一圈,然后拍了照在微信圈里发,在那么大车厢里只有一个人正在读纸质书,其他人都在看手机。我们有的同事说,不对,人家看手机也在看书,确实手机上有很多书可以看,但我留意了一下大家在看什么,没有一个人在看书,都是在看微信、视频等等。”童世骏认为,这个现象非常值得从精神生活角度去关注,一方面精神生活依赖于技术条件,现在的技术条件大大改进,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那么多人在火车上,完全是闲暇的时间,因为干不了别的,在干吗呢?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对于童世骏举的这个例子,陈卫平认为不够完整,他追问道,“哪怕在火车上都在看书,这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吗?我们好像每天都在看书,好像不看书就无聊了。”陈卫平将这样的诘问引向知识分子群体。“很多精神产品都是我们创造的,为什么我们要创造这些精神产品呢?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创造这些精神产品的同时,不等于我们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比如我们创造精神产品,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只是为了评职称,有时候为了拿到稿费等等问题。”
陈卫平认为,这对当下提出了一个问题,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是不是同时就是精神活动的引领者?他认为实际上是打折扣的。
童世骏。澎湃资料中国如何处理精神问题,对世界有示范意义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接下去怎么走?童世骏引用毛泽东的说法,中国人应该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怎么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已经到了“中国应该,而且可以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向何处去,意味着越来越会影响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说到底是中国人向何处去;中国人向何处去,说到底就是物质生活富裕了,接下来是精神生活向何处去。
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陈卫平援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述》里提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怎么发展,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也是指出了中国精神生活的方向。“但是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一个中国被震撼的时代。就是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侵略者炮声震撼,中国人开始觉醒了。现在到了中国震撼世界的时代。因此在这样一个中国震撼世界的时代,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讲,我们需要来加以研究、讨论,然后我们要来加以实证地考察、调查。”
陈卫平特别提到童世骏的“当代中国人精神课题”里的一个数字,就是关于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人数,这是信仰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潘晓的发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就是信仰危机。这样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这方面的挑战应该说开始多了。
我们从哪里寻找精神信仰?陈卫平指出,一种是从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去寻找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所提倡的。另外一种,从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去寻找它的精神信仰,这也是当前儒家思想复兴的背景。但是陈卫平提出疑问,如果回到传统社会的思想当中去,能否回应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的挑战?
童世骏认为,整个世界现代化的趋势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其实有很重要的重合。当今世界,宗教极端主义盛行,出现了宗教战争、教派冲突,问题很严重,出现了经济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和精神领域的传统的复活,互相交织的现象。那么中国文化在未来能否成功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中国的文化和典型的现代化高度重合。
“在世俗化的条件下,人是不是仍然有独一无二的认同?人仍然有丰富的意义,人是不是仍然有明确的价值标准?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的精神世界,也是当代世界的精神挑战。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人的责任,选好我们自己的路,不仅仅是对我们这块土地上民族的生活有影响,其实在全世界都有启发意义,甚至是示范的意义。”童世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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