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合︱“拜登繁荣”与美国中产阶级

近期，为提振选民支持率、迎战国会中期选举，拜登在多个场合宣扬自己上台后取得的政绩。根据白宫方面的说法，美国目前已经摆脱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危机，2021年创造650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增速高达5.7%，实现了过去40年来最强劲的增长。

带有民主党色彩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相关研究指出，尽管面临高通胀压力，但得益于就业岗位的增加以及“美国援助计划”（ARPA）给予家庭的直接补助，美国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也得到增长。

经济增长还带来美国财政收入的扩大。3月28日，白宫就2023财年预算案发表声明称，2022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或减少1.3万亿美元，较2021财年下降近50%，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年度赤字降幅。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预算案12次提及中国，将应对与中国的竞争作为美国政府开支的重要驱动力。

至少从数据看，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绩还是比较突出的，不少美国专家甚至提出了“拜登繁荣”这一概念。3月初，拜登在威斯康星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自信满满地表示，美国正走在赢得21世纪经济竞争的道路上。无论“拜登繁荣”的真真假假，我们都有必要了解美国重振经济的大思路，毕竟中国似乎已经被拽入这场“21世纪经济竞争”。

重建中产阶级

在拜登的治国方略中，“重建中产阶级”是个关键词。在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曾在推特上发文宣称，“作为总统，我的核心任务就是重建中产阶级，这一次我们将不让任何人掉队，不论种族、性别、宗教、族裔、性取向或是否残疾”。

拜登1948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市（Scranton），来自于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他说，“我的父母给我灌注了中产阶级价值观，我已经将中产阶级价值观融入我的整个生命，我将把这种价值观带入白宫”。

在美国，中产阶级具有较为宽泛的意涵，基本等同于相当广大的美国普通民众。拜登政府的高官经常将中产阶级与工人（worker）、劳工阶层（working-class）、工薪家庭(working household)等概念进行混用。从政以来，拜登一直强调自己的“普通人”标签。政治记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描绘拜登的国会议员岁月时写道，“在华盛顿，他从不跟固化的上层阶级打交道……他一直是‘普通人乔’（Ordinary Joe），这成了一种挑衅般的骄傲。”

当然，中产阶级确实也有其经济属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收入在全国中位值三分之二到两倍区间内的家庭”。按照2018年的标准，美国三口之家的年收入中位值是7.46万美元，年收入在4.8505万美元至14.5516万美元之间的三口之家被认为是属于中产阶级。

同时，中产阶级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除了考虑经济收入，它还涉及职业尊严感、教育水平、家庭社会关系、自我认知等诸多因素。2020年盖洛普所做的民调显示，7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或工薪阶级。

正如民主党籍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所言，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是“美国梦”的重要载体，“美国梦”就是“中产阶级梦”。美国当前面临的诸多内部危机，其根源都在于中产阶级的萎缩和破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处境日益艰困，新冠肺炎疫情则使之雪上加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财富鸿沟和不平等问题史无前例地恶化，“随着经济鸿沟不断拉大，美国社会出现了壁垒越来越森严的阶级隔离”，“阶级之间的机会鸿沟不仅会危及美国的繁荣，而且会破坏我们的民主，甚至是我们的政治稳定。” 拜登政府认识到，如果任由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或是下沉，美国就难以重新找回自己的“国家之魂”(soul of the nation)。

拜登重视重建中产阶级问题，也与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治经历高度相关。奥巴马和拜登都将自己视为中产阶级出身，他们当年共同谋划和推动实施“中产阶级经济学”。奥巴马曾说，“我们的经济力量可以用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衡量”。拜登则提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等于一个强大的美国”，“让中产阶级——我们这个国家的支柱——发展并重新壮大是我们的责任。”

对“涓滴经济学”说“不”

在拜登看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与“涓滴经济学”关系密切。20世纪80年代，随着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新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开始大行其道，其奉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原则，推行以减少政府干预为核心目标的路线，推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和“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简单讲，所谓“涓滴经济学”，就是认为那些有利于富人群体的经济政策如减税，可以促进投资、改善经济，最终会使中下阶层的民众得到好处。

然而，事实却是，“涓滴经济学”之下经济和税收政策不断向美国的富豪阶层和大企业利益倾斜，“赢者通吃的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和“金权政治”（plutarchy,又译财阀政治）愈演愈烈。美国中产阶级陷入收入增长停滞、家庭财富缩水等困境，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不断恶化。同时，由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投入减少，美国中产阶级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压力显著上升，就业稳定性、退休保障、社会福利等构成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要素持续受损。此外，信息化、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冲击也很巨大。

拜登重建中产阶级政策旨在彻底扭转里根时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体现了对“涓滴经济学”等理念的全面质疑。拜登明确宣称，“涓滴经济学”从来就不会奏效。实施对美国富人群体的减税等政策，并不会让美国的中产阶级受益，只会让不平等不断加剧。拜登政府力图通过“美国救援计划”“美国就业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等，提升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应对市场失灵、公共产品缺失、社会福利缩减等问题，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拜登政府重建中产阶级的政策构想和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具体举措落实“买美国货”等竞选承诺，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为中产阶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拜登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取向，试图推动能够应对大国竞争的21世纪的“产业政策”，在清洁经济等领域加大投入。他设立“美国制造办公室”、实施“供应美国”（Supply America）计划，要把关键供应链带回美国，减少对中国等国的依赖。还通过加强“制造业拓展伙伴关系”等项目建设，为美国的中小型制造商提供更有力支持。

第二，大力倡导“21世纪的基础设施”理念，力图走出一条在新经济条件下重建、巩固和扩大美国中产阶级的新路。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对基础设施的认识和理解已经超越了传统概念，其倡导的“21世纪基础设施”，既包括硬性的基础设施，也包括软性的基础设施，更加重视基础设施的全面性、可持续性和社会性。为使“中产阶级人士对自己的生活之路信心十足”，拜登政府试图在技术培训、医疗保险、退休保障、教育平权等社会政策上给美国中产阶级提供实惠，提升中产阶级的获得感、保障感、福利感。

第三，提出税制改革计划，着力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为中产阶级“减负”。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等人认为，“里根革命”以来，“赢者通吃的政治”在美国大行其道，美国政府降低了遗产税、资本所得税等税率，为了使“富者愈富”而抛弃了中产阶级，造成后者的税负实际上比富人和大企业更重。拜登政府提出大规模税收改革计划，增加企业所得税、高收入群体所得税和遗产税税率。拜登政府还强调要打击美国企业的避税和逃税问题，“公司将不可能把它们的收入隐藏在开曼群岛、百慕大等避税天堂”。

“重建中产阶级”政策步履艰难

不过，在美国两党政治不断“极化”且党内分立日趋凸显的情况下，拜登政府的执政困境还是相当明显的，其重建中产阶级的政策面临不少挑战。

首先，拜登政府对“中产阶级”的定义过于宽泛、模糊。这是其获取美国选民支持的策略，但也带来政策遭遇质疑和挫折的隐患。美国中产阶级的内部存在利益上的差异和冲突，也难以用中产阶级这个大标签掩盖美国内部的族群矛盾。不同的中产阶级群体与拜登政府政策议程的契合度是不一致的，比如很多美国民众并不那么关心气候变化和清洁经济问题。

其次，拜登政府重建中产阶级政策所需要的大规模政府开支，会显著提升美国的通胀预期和联邦债务规模。民主党人、奥巴马时期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 rry Summers）曾公开撰文批评拜登政府的巨额开支，称将导致一代人未见过的高通胀。美国社会尤其是共和党人对“大政府”仍保持警惕，认为拜登政府借基建推进民主党的社会福利政策，担心政府的效率低下、政府主导的项目会造成大量的浪费。

第三，民主党党内的分歧和矛盾，也给拜登政府带来不可忽视的阻力。民主党内部的“部落化”趋势越发明显。一方面，进步派力量认为在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减免学生债务、强化环保监管、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等方面，拜登政府的做法偏于保守。另一方面，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 等人则担心拜登的基建投资和其他大规模开支计划会加剧美国的公共债务风险和通胀压力。

与中国竞争

虽然拜登政府重建中产阶级政策的前景尚存不确定性，但要看到，这一政策与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刻调整密切相关。针对拜登政府提出的“美国救援计划”“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询问拜登总统高级顾问安妮塔·邓恩（Anita Dunn）如何看这些政策背后的主线，安妮塔·邓恩强调了“中国因素”，并称拜登希望借此证明民主体制仍然能够解决“大问题”。

拜登政府强调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展开竞争，重建中产阶级则是其巩固美国国家力量基础的关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围绕“国内振兴与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主题发表演讲。他专门比较了中美在基础设施投资、科技研发投入等方面的情况，警告美国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中国在相关领域可能会超越美国。布林肯声称，只有靠美国的国内振兴，才能对中国、俄罗斯等对手宣扬的“美国衰落论”做出有力的反驳。

拜登政府的重建中产阶级政策，正推动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朝着“内政化”的方向演进，对中美关系的现实和潜在影响不容小视。应看到，中美竞争更多带有“内政导向”的特征，这一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两国中产阶级之间的竞争。美方政策着力点包括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美国科技研发的支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改善医保体系、改革移民制度等。如果这些政策能够得到落实，将有力提升美国的竞争力，从根本上影响中美中长期战略博弈态势。

此外，在重建中产阶级政策的影响下，拜登政府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方面将展现“软保护主义”姿态，炒作所谓中国的“贸易滥用”和“逐底竞争”行为，推动与中国“有针对性、有管理的脱钩”。美国还将更加重视数字贸易、技术竞争等影响21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福祉的重大议题，并加大与欧盟、日本等盟友的合作，共同对中国展开施压。

美国中生代战略问题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认为，冷战时期美国对交通基础设施、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投入，而这正是受到与苏联竞争的驱动。布兰兹声称，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是“治国术的考验”“体制的考验”，“持久的较量可以为增强美国自身的体制提供一种催化剂”。面对拜登政府的重建中产阶级政策以及美国心心念念的“21世纪经济竞争”，我们需要牢牢把握“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主线，要认识到“内线竞争”是应对美国压力的核心所在，即中美比拼的焦点是谁可以更加有力、有效地推动自身变革，如何在国际大变局之下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升本国竞争力和国内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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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