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拾忆丨过蓝关镇

我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母亲曾经是一名军人，而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爷李延培，则是一位20世纪30年代从陕北清涧县走出来的革命战士。他先后当过儿童团员、游击队员、赤卫队员、红军战士、八路军战士、新四军战士、解放军战士，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可谓身经百战、屡立战功。从母亲那里，我逐渐了解了外爷在东征、西征、平型关大捷、奇袭威县、漳南战役、秦西圩战斗、解放“两淮”、义县保卫战、四平战役、“三下江南”、解放长春、鄂伦春剿匪等战斗中的英雄经历。

外爷出生在陕西清涧县一个叫东拉河乡的小山村。1987年，我随母亲第一次到陕北老家，去寻找外爷的生活印记。清涧县城通向山里的土路十分颠簸，两山之间有一条叫洛河的小河，弯弯曲曲的河流伴随我们来到村口。东拉河村这片地方属于黄土高原丘陵地区，峁梁交错、沟壑纵横。到了外爷家，两孔破旧的窑洞映入眼帘，母亲对我说：“这就是你外爷，也是我生长的地方。”

母亲告诉我，外爷家是贫困户，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外爷八九岁时便种地、放羊，帮父母分担压力。1927年10月1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我党在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广袤的陕北大地种下了革命的火种。1932年，15岁的外爷在红色浪潮影响下，报名参加了东拉河乡少年儿童团。他带领一群孩子在村口站岗、查路条，在峁上放哨，帮着赤卫队和农会贴标语、搞运动。不久后，他参加了赤卫队，很快又当了队长。1934年3月，外爷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他胆大心细、积极肯干，被乡苏维埃政府领导称为革命的“红小鬼”。两个月后，外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个月后又陆续担任团小组长、支书、副乡长等职。

村里的老人对我母亲说，外爷的小名叫“红彤”，打仗非常英勇，敢于提着刀与“白狗子”拼杀，坏人见他就打哆嗦。1935年3月，外爷成为白雪山游击队队员，先后参加了解放安塞、靖边的战斗。1935年8月，外爷带着本乡12名青年队员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他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慕家塬、定仙墕战斗。红25军、红26军、红27军三支红军队伍在永坪会师后，外爷跟随红15军团78师先后参加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直罗镇战役，渡黄河“东征”，挥师“西征”宁夏“二马”，和战友们一起鏖战山城堡，歼灭敌第78师，成为一名坚定勇敢的革命战士。

在我的印象中，外爷少小离家、南征北战，足迹遍布陕甘宁、晋冀鲁、豫皖苏和东三省，但和我们生活工作的西安城应该没有什么交集，但母亲笑着说：“你不知道，你外爷还真的来过西安呢。”见我露出疑惑的目光，母亲告诉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以及几十名南京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国民党亲日派拒绝和谈，军政部长何应钦成立“讨逆军”，以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东西两路进逼西安，并出动空军轰炸西安近邻城市。面对战云密布、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大局为重，派中共代表到西安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抵抗“讨逆军”进攻。外爷跟随红15军团从甘肃庆阳一线向关中出发进行军事策应，部队经过西安灞桥镇和蓝桥镇，从蓝田开向商洛黑龙口，然后进入商县和丹凤地区备战，配合东北军和第17路军保卫西安右翼的安全。

听了母亲的讲述，我对外爷在西安的这段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蓝田也有了别样的感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成为西安电视台的一名记者，经常到蓝田深入采访，挖掘鲜活的新闻人物和事件，蓝田也成为我记者生涯中去的次数最多的县区之一。

位于秦岭北麓的蓝田是四大名玉之一蓝田玉的原产地，素有“玉种蓝田”的美称。从蓝田往东南行进，就是华夏文明龙脉、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的秦岭。当时台里工作条件很差，采访用车根本无法保证。去蓝田县采访，我往往要先坐公交车到半坡，接着乘长途汽车到蓝田县县城，再找车去乡镇。进山采访还要提着沉重的摄像机跋山涉水，非常辛苦。

90年代，我和同事们在当地宣传部朋友的帮助下，蹚过冰凉的蓝河水，沿着崎岖的山道，用了近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蓝桥镇野竹坪村。蓝桥镇在蓝田县的东部，而蓝河桥南的七盘岭就是著名的蓝关所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中写道：“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唐代大文豪韩愈被贬离开长安时经过这里，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著名诗句。而野竹坪村从地理位置上讲，正是蓝关通往商洛的必经之地。

野竹坪村有两百来户人家，八九百口人，道路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村民日子清苦。为改变村子的落后面貌，村支部书记徐玉章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军革命传统，带领村民用七年时间，修建了一条七公里的乡村公路，为贫困山村打通致富通道。我在野竹坪村经过多天驻村采访，深入挖掘了这位“当代愚公”的感人故事，制作播出了一条题为《学愚公移山 修山村通途》的新闻，并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得到了广泛关注。

2021年夏末，蓝田县遭遇特大暴雨灾害，蓝桥镇所辖的国道被大面积摧毁，我专门采访了灾区，并重访野竹坪村。这一次，我认识了一位80多岁的蓝桥镇退休小学老师刘振民，他教的主要课程是语文、历史、地理，对蓝田县的革命历史非常了解，是县里和乡镇闻名的“党史专家”。

从刘振民口中，我了解了“蓝桥暴动”的历史。1930年9月，杨珊、白耀亭、林子屏、齐振国等中共地下党人与蓝桥红枪会首领曾水娃联合组织发动农民暴动，消灭了驻蓝田县的国民党军队刘汉三部200余人。“蓝桥暴动”的胜利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也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斗争的勇气，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力和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在蓝田革命斗争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振民老人还讲述了外爷李延培所在的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在蓝田的悲壮战斗经历。1933年6月，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和红26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军政委杜衡无视关中地区敌强我弱的现实，不顾刘志丹、金理科等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开辟根据地。结果红2团南下后，一路遭到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最后在蓝田县张家坪被包围打垮。刘志丹、王世泰分头带人突围，在终南山中与敌人辗转周旋，西北地区革命和红军队伍遭受了巨大损失。

老人告诉我，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队伍行军经过此地奔赴商洛。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支陕北来的番号为78师的红军队伍——这就是外爷所在的红15军团第78师了。1937年1月，外爷和战友们途经西安灞桥镇来到了蓝桥镇，他们在这里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扩大红军队伍。蓝田宜人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蓝田人朴实敦厚的性格特点，给外爷和战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了一段趣事，外爷和部队到达蓝桥镇时，就驻扎在蓝桥河附近，也有人把蓝桥河叫蓝河。那时河上没有桥，要过河就得蹚水过去，很不容易。在蓝田当地方言中，蓝河与“难活”发音相同，有传言说，国民党部队到达蓝田附近时，本想从蓝桥经过，再向商洛方向追击红军，但听说这里的河“难活”，心里发虚，就改道灞源方向了。而他们返回时，也没敢走这里的川道，而是从对面的山梁上行军，结果把一匹马摔坏了，后来这个梁就叫“死马梁”。

经过短暂的停留后，外爷和红军部队踏上了向商洛山进军的路程。风雪之中的秦岭一片白茫茫，冬日的河水也停止了喧嚣，远方的道路蜿蜒曲折。外爷文化水平不高，并不知道什么白居易、韩愈的诗，但风雪中驻足蓝关、南望秦岭，依然有一种天高地远、无限河山的感觉。

随着西安事变画上圆满句号，外爷所在的红15军团第78师奉命离别商山洛水，再次回到蓝田县，经西安西郊向甘肃行进。

刘振民老人的讲述让我对外爷和红军战士们的战斗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感受到了外爷和我与蓝田的缘分。我之所以经常到蓝田采访，也许内心之中有着追寻外爷足迹的愿望吧。

在北上行军途中，外爷和西安这座千年古城有了一次短暂的交集。途经西安驻营时，部队给每人发了几块钱并放假半天，外爷和司务长张德胜相约一起到西安城逛逛。他们逛了城隍庙，凑到茶摊上听当地人“谝闲传”（聊天）。外爷知道了西安以前叫长安，是汉朝唐朝的都城，而“西安”这个名字是明朝大将徐达起的。他还知道了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的故事。当时刘镇华的“镇嵩军”把西安围了很久，城里饿死了很多人，后来革命军援军到来，把刘镇华赶跑了。

在一家小吃摊，二人盯上了一种金黄色圆圆的东西，摊主告诉他们，这叫“油糕”，于是二人各买了一个尝尝。张德胜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结果刚出锅的热油糕糖心一下溢出来，把他的嘴和胳膊都烫了个泡。

离开西安，部队继续向西行军，来到甘肃庆阳西峰镇驿马关进行整训。就这样，外爷从陕北清涧走上革命道路，后来辗转行军来到我和父母现在生活的西安，在蓝田感受风雪蓝关的豪迈气概，走上保卫西安的征程。后来又从西安北边的泾阳县云阳镇出发抗日，奔向更广阔的战场，而在蓝田，在西安的这段经历也成为外爷多年后难以磨灭的回忆。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转眼间86年过去了，2022年又迎来了建军95周年，蓝田对于我的外爷，对于我，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内心有了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能不能在这个铭刻着红色印记的地方修建一座纪念亭，立一块小小的石碑，纪念曾经在这里征战的红26军将士，让我们牢记革命历史，赓续红色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