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编了本有心机的《文明对比手册》

正当“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在上海博物馆举行之际，在德国柏林博物馆下属新博物馆也正在举办着由上博与柏林国家博物馆合办的“中国和埃及：世界的摇篮”特展。这两场可谓异曲同工的文物展，无一例外的指向人类文明中一段段各不相同却行不似而神似的古老记忆。恰在此时，上博编出《文明对比手册》，以一个一个脑洞大开比较案例，尝试对文明进行比较。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把世界看成一个无法绝对分割的整体，来讲述其文明往事。在其中尤其强调的是各个文明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无法无视相互之间的差异，这些一度被割裂地观察、讲述的古代文明仍然具有的极大的共性。

然而，差异在哪里？共同点又在哪里？为什么有些差异是发端于一些共同的基础？为什么又有一些共同的归宿却是来自不同的起点？

把这些曾经伟大而辉煌、相似而又不似的古代文明试作对比，或许会更有利于今天人们对其的理解。

第一眼看到《文明对比手册》这样的书名，我是想笑出来的。

文明怎么对比？还能做成手册，难不成还有什么比较的程序与规则吗？

翻开书的时候，带着一种预备要被斯宾格勒与汤因比此类文明论者之“太阳的后裔”夯晕的心态，陡然发现了“文明的星河”、“文明的异色”、“文明的记忆”与“文明的膏腴”这样四组文章。

这样散文化的章节标题，一定是迷惑我们来的！别看章节标题如何优越轻松，内容一定凝重、苦涩、微言大义，给你讲“土地的节奏”与“城市的节奏”，或者“挑战与应对”，一定，一定是那样的！

然而并没有！

《文明对比手册》所有的仅仅是从埃及到中国跨越了红海、印度洋和南海的壮丽航道，基于宏大的信仰体系而成就的上下埃及统一的进程，自希腊、罗马开始的古典传统之不断展开的、永不停歇的华丽乐章，以及自古代至中世纪的那些像划亮黑暗的流星一般追求理想信念的人们。

除此之外，《手册》里还有很多充满奇思妙想、脑洞大开的文明比较案例。

例如景德镇瓷器与iPhone手机，这样让人乍一看百思不得其解的题目，却在编撰者的巧思之下，把读者带上了一条关于人类制造业发展历史的考察旅途，这样的比较考察无疑也是关于人类全球化贸易的观察与思考，甚至还是一段设计与创新之旅，也许还讲述了一段关于人类手指的“触摸”历史，起码还应该是关于全球文化交流的历史。

又比如关于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尤利西斯的凝视》的比较。这样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找到了关系。恰似一连串缓急有序的舞步，我们能看到编撰者如何在对于风景观看的记忆的讨论中，从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杰作《溪山行旅图》，缓缓移步到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以文学对风景与记忆的卓越表达，更进一步踏入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镜头中巴尔干半岛百年来瓦解中的风景。

在《文明对比手册》的第一个部分“文明的星河”，颜海英、林梅村、陈恒、朱孝远四位学者分别在古埃及、古代中西交流、古典时代与中世纪四个领域做文章。

颜海英的《上下埃及行旅记——早期埃及统一国家的文化动力》，尝试着对考古、史料与神话三种基本资料进行不同的处理，建构起三者间的关系，从而在理解古埃及人宇宙观的前提下，对古埃及早期国家的起源有更深入的认识。

林梅村《古代埃及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则根据考古发现，介绍古代埃及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前一篇文章里刚刚认认真真探讨了“古埃及早期国家的起源”，后一篇就开始说“古代埃及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这也许会让一部分人震惊。毕竟当我们看到埃及国家博物馆藏纳尔迈调色板上那一对长颈交缠的神兽时，不会非要联想到马王堆帛画上的伏羲女娲形象的。

然而，当似有若无的文明的边界将不同时代的地球分割成一个一个不规则的几何形状时，界内的人在获得认同感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的则是对界外除想象能力之外的其他大部分能力。

不可否认，内向的凝聚力塑造了古往今来留下众多瑰宝的“重要”文明。恰似春秋时期的楚选择了华夏而放弃了印度，或近代的奥地利（无论其被动或主动地）选择了“奥匈帝国”而放弃了“德意志”，历史上的某一群人在历史关键节点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既影响到了某一文明存续的能量，也创造性地在其来时路上铺撒上了掩埋足迹的细沙。

一国、一族，乃至一种文明，有时候恰似历史丛林中的猎人，他们的目的即捕猎足以彰显其荣耀与辉煌的猎物，他们时不时小心翼翼地隐藏其自身的行踪，为的是能获得更宽广的行动空间。

今人在回溯这些曾赢得辉煌与荣耀的老猎人的行迹时，想要正确认识其狩猎的过程并试图从其经历有所得益的话，如果不吹散掩埋在历史小径上的细沙，认真辨认其行进的足迹，恐怕少不了会付出过多的“爱的徒劳”。

“辨认”离不开“比较”。

于是在《文明对比手册》的“文明的异色”、“文明的记忆”与“文明的膏腴”这三个部分，我们看到了编撰者的“雄心”（与心机）！

“异色”、“记忆”与“膏腴”，章节的标题特别“感官”，不正统却与统辖的文章篇目相得益彰，参与比较的案例无不丰富多彩、珠光宝气、有滋有味。

这十数个尝试对文明进行比较的案例，包括二里头龙形器与阿兹特克双头蛇、景德镇瓷器与iPhone手机、元青花与其“欧洲兄弟”代尔夫特陶、古希腊的沃伦杯和电影《霸王别姬》、马王堆的“T形帛画”与古埃及“亡灵书”、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电影《尤利西斯的凝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博斯的《尘世乐园》、苏轼的《寒食帖》与伊斯兰书法、《凯尔经》与雕版《西厢记》、古埃及、古罗马与古中国雕塑、西周青铜器史墙盘与埃及学的“宝器”罗塞塔石碑、圣艾格尼斯杯与敦煌壁画中的鹿王本生故事、西斯廷大教堂与晋南名刹广胜寺水神庙。

这其中有些比较是很有基础的。被选择出来进行对比的文明遗存，无论在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还是在器物用途上，本身就有很多相似性。

比如关于二里头的龙形器与阿兹特克双头蛇的比较或关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博斯的《尘世乐园》的比较等。

在这些篇章中，能看到中外不同文明间，关于信仰、死亡、国家意识的不同思考，这些思考有着惊人的相似的途径与脉络，却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文明景观。

其中有些比较则比较晦涩。编撰者选择了一些遗存遗物，这些物品本身或许并不足以进行全面的对比，但是生产出这些辉煌遗物的人类或许拥有者类似的心灵状态。

比如关于《凯尔经》与雕版《西厢记》的比较、关于古埃及、古罗马与古中国雕塑的比较，以及关于西斯廷大教堂与晋南名刹广胜寺水神庙的比较。

在这些篇章中，同样列举了异曲同工的文明表现，只是进行比较的双方的相似点更加隐蔽，产生的影响则更加不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篇章对于素材的选择格外“触目惊心”。让人怀疑这些大胆的选择是不是会挑战严肃的读者的心情！

这种“关公战秦琼”式的比较，选择的或许是完全不搭界的对象，但是似乎还是终于找到了对象之间能够构成链接的“虫洞”。

比如关于西周青铜器史墙盘与埃及学的“宝器”罗塞塔石碑比较的文章里的“与一个以语言和文学见长的城市为敌，该是多么可悲的事”，或关于景德镇瓷器与iPhone手机的“触摸”，甚至以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电影《尤利西斯的凝视》比较本身。

如果说“与一个以语言和文学见长的城市为敌，该是多么可悲的事”这样的引用已经让人稍微上火了，那么“触摸”又是怎么回事？！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视》又哪里能比较啦？！

有什么可比的？——翻翻书看大概就知道了吧！这本“匪夷所思”的《手册》大概算是能稍微满足一下读者“开脑洞”的欲望的……

《文明对比手册》最后附一篇《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可能是编撰者在天马行空之余的自白，试录一段，希翼读者们能看出编撰者们“不可儿戏”的认真：

“关公战秦琼”是风马牛不相及，故而没什么可比的，然而“哈德良”和“汉武帝”、“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伦理是微妙而难以把握的，而这恰恰决定了比较的有效和有意义与否。比人生轨迹，这两组都没什么好比的，但如果是构建权威、帝国霸业，塑造文学人物的方式方法和想象的维度，这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伟大的成功和伟大的失败其实都很相似，和《比较列传》一样，其实是由此及彼，补充空白。未必准确，但绝对能帮助理解。理解文明比较的伦理就是掌握约束，是否能构成比较的平台，是否会沦为“伪比较”，缘起和目的的正当性固然是前提，目标和结果更重要，有些比较之所以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