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纽约争鸣：“海归”如何改变近代中国的面貌

美国驻华大使馆2016年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留美学生多达32万余人，已经连续7年成为美国高校最大的外国生源国。与此同时，美国的留学与移民政策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争议不断，留美再次成为热门议题。

1872年，30名留美幼童登上远赴美利坚的轮船，正式拉开了近代中国人赴美留学的大幕；此后在社会变迁和进步的进程中，留美学生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17年7月17日-18日，“留美与近代中国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纽约举行，学者回溯了百年前这段中国人留学史。

“把学术研讨会办到美国”

“纽约是中国留美学生来得较早且相当集中的地方，在这里举行关于留美的研讨会有特别的意义。” 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说。

吴景平教授介绍，该中心自2005年起每年与海外研究机构合作举办研讨会，十几年来随着研究深入，会议主题已由宋子文、宋氏家族、民国人物，扩展至留美学生、近代教育以及近代中国变迁的各个方面，进而把学术研讨会办到美国。“我们认为留美和近代中国的关系在很多方面还值得深入探究，教育、经济、科技、学术甚至军事、外交等等，并很快与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达成共识，认为是时候由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合作分领域推进研究。”吴景平说。

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李又宁（Dr. Bernadette Y. Li）告诉澎湃新闻：“在美国召开关于中国留美学生与近代教育的研讨会，这大概是第一次。”

李又宁女士致力于提倡留美史研究三十余年，自1996年起在美国创立“华族留美史研究会”，在华人群体中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她坚持使用“华族”而非“华人”，取其华夏、华美、缤纷多元的涵义，强调族群的概念。她认为，近二三十年来华族的留学潮，特别是留美潮又进入一个高峰期，且人数超过以往。“我想这许多人，无论是回到祖国还是留居美国，都会做出巨大的贡献，改变中国和世界。”

《留美》是李又宁创立的双语半年刊，2017年第一期收录了从上世纪的留美学生容闳、胡适、唐德刚，到近年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中国学生何江、因马里兰大学毕业演讲谈及空气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学生杨淑平等留美学生的一手资料，李又宁称之为“捕捉行进中的历史”。

这次会议有来自复旦、北大、南开、南大、南师大、浙大、上海交大、上海师范大学、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多家国内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多位学者的与会交流。另据吴景平介绍，这次研讨会还表示了对于不久前去世的复旦大学校友、与宋家素来交往深厚的顾严幼韵女士的怀念，顾严幼韵女士的长女Jene Young应邀出席了研讨会的欢迎晚宴。

“近代人物、教育和留学，都不是新问题，但今天来看这些问题有更深的意义。”吴景平说，当代的留学已经成为许多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留学是一个勾连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话题。尽管在物质条件上已经有天壤之别，路途遥遥、轮船颠簸、前途未卜的艰辛或许已经远去，但对新留学生而言仍要克服语言障碍和经历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冲击与融合，对异乡和母国的去留选择等问题也一以贯之。

近代的留学改变了什么？留学生如何看待异国和母国？如果说，留学的历史在近代是中国追赶、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历史，那么今天当中国日益强大，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留学？对历史的追寻或许能提供答案。

大学校长的“半壁江山”

民国大学的校长、师范学院的院长中，光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过求学经历的就有三十多位，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士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有四位与会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集于近代教育家郭秉文（1880—1969）。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归国后，郭秉文即参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的创办，先后任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良芹指出，郭秉文在执掌南高师期间延揽了大批留美知识分子，开创新学科，建设学科体系，奠定了东南大学现代学科体系的师资基础。这些留美知识分子包括：竺可桢（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他在南高师创建新型地学系，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茅以升（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卡耐基理工学院），他将该校的工科扩充为当时我国大学里设系最多的工科；秉志（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胡刚复（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

“1918年，南高师有外国教育背景的教员有32人，占教员人数的60%；到1923年，这一人数达到64人，基本上来自美国各大学。”姜良芹在报告中说。

除却倚重留美学人革新科学教育之外，郭秉文还在东南大学开“女禁”，首倡“男女同学”、尝试学分制，推进自由开放的选修制度，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中心主任杨金荣在报告中进一步探究了郭秉文这些对中国现代大学有深远影响的举措，并指出其教育变革的思想基础应追溯到他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不分性别、肤色与种族的教育实践对郭秉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Ryan Allen从社会科学视角探讨郭秉文的办学理念，认为其兼具本土视野与国际理念的举措造就了东南大学的黄金时代。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凯从竺可桢的改革入手，探讨近代教育理念的转型。他指出，竺可桢执掌浙大后以哈佛为典范，调整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设置基础课程，浙江大学的办学方针与学术风气随之转型。抗战时期，“求是”校训成为浙江大学平衡物质与精神、中西新旧之争，应对国难的重要思想资源。抗战胜利后，竺可桢提出大学教育以培养理智为先，融汇新旧，沟通文质，方可实现“通才教育”。

社科文献出版社首席编辑徐思彦则从竺可桢日记中发掘他的阅读史，指出竺可桢作为一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战时八年（1937-1945）的350种阅读书目中有70%是人文社科类书籍，其文理兼修的读书路径、通才教育的办学理念和他在哈佛所受的教育有内在关联。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的报告探讨了新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谢希德（1921-2000）。他指出谢希德任复旦大学校长（1983-1988）任内打破了长期以来较为封闭的状态，和美、日、欧众多知名大学建立交流关系，将师生送往国外深造，使复旦第一次真正走向世界。“她力排众议，倡导并筹措资金于1985年成立美国研究中心，建成美研中心大楼，开展对美国及中美关系的全方位研究，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这种开放心态对1980年代复旦的飞速发展、国际化以及思想的活跃有很大关系。她身上体现了真正的大学精神。”姜义华说。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威的报告则关注留学生群体中批判和反思的一股力量，即“学衡派”，留学生中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从哈佛留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等组织“学衡社”，反对新文化-新文学，以稳健保守来制衡牵制激进主义、唯科学主义带来的文化观念突变和人生信念失范。

“一个归国留学生群体公开反对新文化-新文学，反对自由恋爱、倡导包办婚姻，在当时就特别引人注目。一群沐浴欧风美雨的留学生，而不是遗老遗少来提出这一观点，甚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沈卫威指出，《学衡》在东南大学最有影响的三年，校长是出身哥伦比亚大学的郭秉文；而在胡适及新文化派风头最劲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毕业于哥大。后来中央大学最稳定、最好的九年（1932-1941），校长是有哥大学习经历的罗家伦。“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在民国大学及舆论空间的最好体现。”

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的报告发掘呈现了胡适留美回国后与西方人士的交往。他指出1920年代的北京有一个由欧美外交官、文人学者、旅行人员组成的西人群体，胡适与之关系密切；他们的社交互动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据欧阳哲生介绍，胡适在北京往来的外国人士包括建筑师、人类学家、传教士领袖等等，胡适与他们会面多负有翻译任务。除却是欧美驻华使馆的常客以外，胡适与西方人士的深入交流主要在北京的西方学者圈中展开，包括在北大任教的洋教员和来京访问的汉学家或者学者，如北大教授柯乐文，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德国语言学家雷兴，俄国汉学家柏烈伟，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瑞典汉学家喜仁龙，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等等，均为外籍人士。

胡适晚年生活在纽约时，登门拜访的人仍络绎不绝，唐德刚曾戏称为“纽约八景之一”，途过纽约的中国名流、学者、官僚、政客如果没有见过胡适，“就等于游西湖未看到‘三潭印月’、‘雷峰夕照’”，“那回家去，真要妻不下织，嫂不为饮，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了！”

欧阳哲生引用唐德刚这段话，指出1950年代已是胡适人生轨迹中的落日余晖，社交尚且盛况如斯，五四时期更是如日中天。“胡适参与接待了所有来京西方汉学家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工作，说他是在京西方学人圈内的‘地保’并不过分。”欧阳哲生说，“胡适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几乎扮演了独一无二的主要角色。”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留学生之一，胡适的角色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教授苏智良探讨“校长胡适”，指出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的革新；南开大学教授吴克峰指出胡适作为庚款留美的受益者，在1922年“壬戌学制”（今天仍在使用的“六三三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的确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完成中国学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人”。

个人品质的锻造与磨练

宋子文（1894-1971）是民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拥有不凡的教育背景：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认为宋子文受惠于近代教育和留美教育，留学前后的两段经历相得益彰，共同塑造了宋子文。

上海圣约翰大学档案中至今保存有宋子文的求学记录，吴景平教授在报告中展示了宋子文在圣约翰预科国文部“出乎意料的修学课程”；蒙学、修身、国文、历史……进入大学部以后修课科目扩大到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等学科。

这打破了以往人们对宋子文“西化”的单一印象，并为理解宋子文后半生的轨迹提供了参考。“圣约翰大学是一所‘中国化的美国学校’，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入门，通过文学语言介绍外国，并且与海外学校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吴景平展示了一封宋子文到美国以后写给圣约翰校长卜舫济的信件，信中提到在美国的哈佛、MIT等高校都有圣约翰同学的身影。他在信中描绘了对于哈佛的观察，称这里“很不一样”，上课时间少，专题讲座多，让同学在课堂之外有所获益。他的兴趣在这里发生了转变，从政治转向经济，为他的一生定下基调。

现在人们常以“后见之明”揣度历史人物，认为宋氏三兄弟、三姐妹出国深造似乎“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吴景平认为这在早年尚不显赫的宋家不过一个很自然的决定，“因为从他们的父亲宋嘉树的留学经历中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留学对一个人的完善、改变是非常显著的。对个人成长而言，是培养生活的独立性，是对知识眼界的拓展，也是对意志品质的磨砺。”

近代女子高等教育

留学生对近代女性地位改变的影响引人瞩目，复旦历史系教授陈雁在报告中探究了密歇根大学、巴伯奖学金（Barbour Scholarship）对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密歇根大学时最早接收中国学生、接收人数最多的美国大学之一，该校1918年起设立的巴伯奖学金是专门针对女性、主要是亚洲女性的奖学金，获奖者中中国女留学生一度占到总数的一半。

巴伯奖学金要求获得资助者学成后回祖国服务，为亚洲国家培养了杰出的女医生、女科学家、女教育家。它是近代中国女生赴美求学的重要渠道，“出走的娜拉”可以不用依靠父亲兄长和丈夫，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独立完成学业。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妇产科医生丁懋英、物理学家王明贞、生物学家、教育家吴贻芳等都是巴伯奖学金的受益者。

吴贻芳的故事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的报告中被与“花木兰”相提并论。吴贻芳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1928年获得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被聘请就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她不仅自己投身抗战活动，而且作为抗战妇女的领袖，支持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投身抗战，参加宣传、捐款、慰问，甚至积极踊跃参军。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吴贻芳提出战时教育必须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要。张连红认为，抗战期间金陵女大师生也经历了从不问政治的“金陵女儿”到投身抗战大潮的“国家女儿”的认同转换，这与吴贻芳的鼓励和大力支持分不开。

法律、政治和兵工教育

交通大学战后审判研究院教授程兆奇报告介绍了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他指出，在美国主导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而非大陆法系，因此，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中国检查组首席顾问倪征燠等为代表的中国团组的主要成员，大多有美国教育背景。这为他们在东京审判中带来知识、情感、沟通等多方面的便利，在匆促的情况下的审判从取证到庭辩直到最后判决的顺利完成成为可能。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钱元强先生介绍了留美与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联系。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时，政治学组的五名候选人为：周鲠生、萧公权、钱端升、张奚若和张忠绂，其中四人留美、一人留欧，可见留美对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建立影响之深。

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高翔则从军事角度切入，探讨留学生对国民政府兵工教育的影响。他指出国民政府兵工教育始于汉阳兵工专门学校，最早以留日生主导。抗战时期，留美出身的校长方光圻锐意改革；抗战胜利后，留美生作为集体开始主导兵工教育工作，国民政府仿照美国军校体系实行军事院校改革，基本具备了美式兵工教育机构的雏形。

反思留美：只影响了社会上层吗？

研讨会间隙，在主办方特别安排下，92岁的旅美华人作家王鼎钧出现在会议现场，就着浓浓的山东乡音，做了一段言简意赅而余韵无穷的讲话：

“留美与近代中国教育，这个大标题牵动了今天在座各位有学问的人。留美的学生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如何改变中国人？中国人又如何改变了中国？想到这里，全中国的人都会受到震动，全美国的人也会受到鼓舞。……

我听见一个有学问的人说，美国的教育只改变了中国的上层，没有改变中国的下层。是这样的吗？我是在中国社会的下层挣扎奋斗的人。我觉得美国教育，广义的教育，它的效果，减少了中国人的痛苦。

我没有研究，我有生活感受。那些年，我确确实实，零零碎碎，断断续续，上个月减少了一点痛苦，下个月又减少了一点痛苦。痛苦为什么减少？追本溯源，美国的教育思想是源头活水。”

王鼎钧先生发言后便拄拐杖缓步离开，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像个老神仙，突然来惊醒一众因为时差和密集研讨而略显疲乏的与会者，又飘然而去。但他抛出的问题留在了会场：留美教育是不是只影响了中国的上层，而没有影响中国的下层？

与会学者在讨论中提到两位近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陶行知（1891-1946）求学于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秋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他在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主张，且尤其重视农村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晏阳初（1890-1990）曾负笈耶鲁大学，在一战时期为法国华工办“识字班”、白话文《华工周报》，回国后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并力行乡村教育实践。

“中国留美学生当然有过精英化的时代，但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如第一位毕业于耶鲁的中国学生容闳，第一批官派留美幼童，均出身平凡乃至穷困的家庭；而他们所受留美教育的影响，及他们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都不容小觑。”李又宁教授回顾自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经历时说，“我那个时代的留学生，谈不上上层或下层，多半是公教人员子女，来美国靠的是奖学金。我也问现在的学生，父母从事什么职业，当然有‘官二代’‘富二代’，但也常常发现有来自农村、父母是工人、农民的孩子。留美教育深入到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阶段，这是我个人的印象。”

吴景平教授认为，从历史上看，留学的确有区域的差别，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较多。“但我认为不是阶层的问题。20世纪以后留学渐成风气，一般社会各阶层都知晓留学的情况。留学归国人才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广泛的，如铁路、医学、工业等等，国家、民族、社会能够共享成果。在社会科学、思想层面，有从事教育、文学、传播的人士，受此影响的绝非上层而已。”

历史与现实：今天我们为何讨论留学？

中山大学研究员许治英提到，美国门户开放时期政策中，旨在影响中国或确有善意帮助中国的改革与进步的政策，其实大多失败了，无论是银行团、粤汉铁路特许权的收回还是东北开发，这些恢宏的计划最后都受到挫折或无疾而终，唯有一项小小的利用庚子赔款来兴学的教育政策，却意外获得很大成功。通过这项庚款计划留学美国而学成归国的，有些不仅在科技，教育，工程等领域成就突出，而那些进入政界和财经界执掌大权的，更成为中华民国特别南京政府时期有影响力的一批人。

吴景平教授认为，留学是一个能打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话题。时过境迁，留学从“救国”的历史重担下走出，成为许多家庭、个人考虑的日常问题。负笈远行的艰辛困苦已经远去，了解和学习的进程没有停止，留学和关注留学的人越来越多。

李又宁教授在总结发言上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胡适、郭秉文、宋子文？因为这是把我们的历史与世界历史联结在一起的方法。其实在每一代留学生的历史里，都能看到外国人的歧视，而我们在克服种种歧视和偏向，努力向前迈进。胡适先生受了很多歧视，他不敢讲。他提出意见，必须拿出西方的大师做招牌，他搬出了杜威。现在我们不再是这样，我们敢写，敢抗议，敢讲。但我们必须要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们要发现自己和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