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林乾：其实我们对雍正有很多误读

自7月3日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播出了中国政法大学林乾教授讲述的《雍正十三年（上部）》，共计20讲，将于7月22日结束播出。截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发稿时，《百家讲坛》占据央视网栏目榜单第2位，而“雍正十三年（上部）”第13讲“揭秘雍正与年羹尧的恩怨”占据节目榜单第8位。

林乾于1983、1987、1999年先后获得吉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曾国藩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著有《传统中国的权与法》、《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等多部专著。2006年，林乾曾应邀赴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清史。

在林乾看来，目前大众历史教育更多的是通过文学和影视作品进行的，但是涉及的历史知识又常常不够客观真实，诸如《甄嬛传》之类的戏说式作品就给人们对于雍正的理解带来了很多误读。“作为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我感到有责任向大众讲述真实的历史。”

林乾在《雍正十三年（上部）》第1讲中就谈到对雍正的误读问题，他试图从雍正的性格对清朝政治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入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雍正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皇帝，并将他置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讨论，“这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目前，《雍正十三年（下部）》还在录制当中，会涉及雍正的私生活，从个人爱好、信仰、玩物和宠物等方面展现一个“萌萌哒”的皇帝。同时，林乾的《雍正十三年》一书也将于近期出版。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就目前的雍正研究以及历史人物成为热点等问题专访了林乾，访谈内容如下。

澎湃新闻：此前关于雍正的出版物，除了学术方面的严肃读物之外，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和杨启樵的著作似乎也受到了不少关注。相比之下，您的著作《雍正十三年》有哪些新的观点或看法？

林乾：海外的雍正研究进行得比较早，像佐伯富先生写的雍正帝，现在也有中文译本出版。我个人认为研究雍正最有贡献的还是南开大学的冯尔康先生，他著有《雍正传》。我很早就有幸结识冯先生。我1984年攻读硕士学位时，当时的导师就带着我们去南开大学拜访过冯先生；1985年我们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第二次见到冯先生；此后我曾多次向冯先生请益。我认为，他所著的《雍正传》仍然是目前最好的、最具深度的雍正研究专著。冯先生后来对这本书进行过修订，增加了一部分内容，我也进一步拜读了。

杨启樵先生的雍正研究侧重在密折制度。我记得我所买的第一本杨先生的著作就是香港三联出版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现在这本书在内地也有多个版本。我觉得杨先生在雍正君臣关系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建树。

此外，我的博士导师郭成康先生在军机处、密谕和密折等方面也进行过很多研究，在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一书中也涉及雍正时期，这本书后来在台湾也出版过单行本。

还有像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杨珍先生，她研究康熙和康雍之交的继位之争。台湾的陈捷先先生也做过雍正研究，著有《雍正写真》等著作。美国学者曾小萍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主要讲雍正时期的耗羡归公问题，由我的师弟、人民大学清史所的董建中先生译成中文，也已出版。这些可以说都是雍正研究非常重要的成果和基础。

但我觉得对于雍正的研究力度和他的历史地位还是非常不相称的，我们更多关注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关于他们的研究非常充分，但位于他们之间的雍正在位的13年好像不经意间被划过去了。除了上述我所提到的，其他成果并不是很多，依然有很多空白。

现在的研究条件比冯尔康、杨启樵先生那时要更好。就资料而言，雍正满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都已出版、翻译，这远比收录到《四库全书》里的雍正朱批谕旨要更丰富，朱批谕旨是雍正十年刊刻的，主要收录雍正六年以前的奏折。经过大量删削、删改。而汇编没有经过这道“工序”，价值比之更高，数量也多出许多。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使我们有可能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不同以往的雍正研究。

由于《百家讲坛》节目的限制，我没有面面俱到，而是把重点放到雍正所处的时代大环境中。我认为，雍正六年以前，特别是雍正即位之初的前三四年，他受到了极大挑战。与康熙用近62年在臣民中所塑造的“伟大帝君”这座难以跨过的高山相比，雍正首先要超越的是自己。此前他以“天下富贵闲人”的形象自居，他在《朱批谕旨》刊刻的上谕中第一句话就是：“朕向在藩邸，未谙政事，不识一人，毫无阅历闻见。”这句话虽然有“矫饰”的成分，但整体上符合实际情况。在身为雍亲王的时期，他每天主要出入今天雍和宫旁的柏林寺，还写过很多关于佛教的语录，可以说那时他还是无心于政事，康熙交办诸皇子重要事情时也往往没有雍亲王在内。所以到雍正二、三年时，他还向大臣说，朕是皇帝，你们不要以藩邸雍亲王视朕。

另外，雍正嗣位后，把康熙的皇八子作为总理事务大臣之首，晋封廉亲王，这有笼络的成分。但很多大臣习惯把雍正的政策跟康熙朝进行对比，而且习惯于把雍正和当时的廉亲王进行对比，因此很多大臣、宗室开始特别支持廉亲王。所以现在看来此举对雍正形成挑战，甚至给他执政造成巨大压力。他至少有二次“让位”闹剧。后来干脆讲，要所有宗室、大臣站队，凡是站在廉亲王一边的即国之贼。

所以我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待雍正继位之初所推行的重大政策举动，比如最重要的一项是查办亏空，惩治贪腐。大臣们都感到不适应，好像真的要改朝换代，抵制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所以我在《百家讲坛》的下部第一讲就要说“为君之难”，雍正不但要超越自己，更难以超越的是康熙在位62年在臣民当中树立的无比尊崇的地位，即便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也没有取得这样的地位。

同时，政策的转变需要得力人手的推动，而阻挠政策施行的这些人当然会受到雍正毫不留情的惩治。所以我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讲雍正前几年的大案，包括处置廉亲王胤禩、胤禟、年羹尧和隆科多。

我觉得雍正皇帝还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尽管他执掌大清王朝只有短短的13年，连他父亲和儿子的四分之一时间都不到。但他在制度方面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变革确实在整个清朝历史中都非常关键。

我们知道最核心的变革就是摊丁入亩。康熙时期就在某些地方实行过，但没有推广开来，因为这相当于动了富人的奶酪。摊丁入亩事实上就是实行单一的财产税，国家征税只看财产的多寡，因此穷人的缴税负担非常轻。

这样做延续了明代一条鞭法的效果，进一步令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从减少甚至免于赋役负担，形成自由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真正的“打工潮”就是在雍正的摊丁入亩政策之后。这对减轻农民负担，甚至推进城市化，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都是有帮助的。

但摊丁入亩的推行在每个省都遇到了极大的反弹或者说抵制。土地多的人基本都是权贵阶层，所以他们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不过雍正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搞一刀切，也没有时间表或路线图，而是实行政策放开，让各个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由总督巡抚布政使司来进行奏请，逐步施行，所以有的地方到了乾隆时期才把政策全面施行。

还有就是雍正采取的“耗羡归公”。实际上在康熙后期就有好多大臣奏请耗羡归公，比如像年羹尧在陕西就一直这么做，但康熙极力反对。因为清朝总结明朝灭亡的最核心的两条教训中，一条就是明朝因加赋而亡。所以康熙制定了一条类似祖训的规定：永不加赋，也就是说使得百姓负担不再增加，有一些藏富于民的味道。

百姓在地方官府缴纳银两时是散碎银两，而地方官府向户部缴纳的是整锭银。在这个改铸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损耗，所以叫耗羡银。当然，这是一个客观的名义，实际上，这个钱多半是经手的官吏差役额外所加。雍正把耗羡银归公，就使得康熙“不加赋”的祖训被破了，所以他要承担很高的风险。

雍正即位之初也特别强调孔子所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孝也”，同时承诺“皇考临御以来，良法美意，万世昭垂，朕当永遵成宪不敢稍有更张，何止三年无改。永远遵循”。但事实上，雍正心里很明白康熙晚年积累了很多社会弊端，登基后，在承担了很大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他还是推行了自己的改革。所以雍正是一个特别务实的改革家，而不是理想主义者。

同时，我还特别关注雍正的个性。我觉得帝王的个性跟平民百姓的个性不一样，因为帝王的个性会影响到国家的大政和重要政策的实施。我特别把雍正的性格同康熙进行了对比，雍正猜忌多疑和善变，这对他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他的摇摆，另一方面是他容易走过头。所以说雍正时期进行政策改革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

此外，我特别剖析了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比如我用了很大篇幅解读他跟年羹尧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彼此之间有很高的期许，称千古君臣榜样，历来君臣里没有像他们两人合作得这么好的。但后来两人转瞬之间翻了脸，最后闹到你死我活，年羹尧也要跟雍正分九鼎了。雍正最后定了90多条大罪，把年羹尧赐死了。我试图从雍正的性格本身来解读这种关系。

我在《百家讲坛》讲“雍正十三年”和写作《雍正十三年》，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更多的是把雍正作为一个个人，作为皇帝的个人来解读的。这样做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或使得这个人物更加丰满，让他展现出有血有肉、有情有意和有担当的皇帝形象。

澎湃新闻：您刚才讲到关于雍正的研究还有许多空白，想问问您还有哪些空白？

林乾：雍正的研究需要进行全面的梳理，而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可能只是雍正行事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另外，就摊丁入亩而言，我觉得缺乏一种全面的研究，包括各个省的推广过程也缺乏全面的梳理。还有雍正执政初期的危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过去没有人这么讲，好像他顺理成章就当了皇帝，天下就是他掌控的，实际上我觉得雍正前三年对国家的掌控力量远远没有达到我们所认识的这种程度。我们需要对雍正身份的转变过程进行研究，他的江山是何时慢慢稳定下来。雍正六年是一个节点，因为年羹尧在雍正三年时死了，雍正四年的阴历八月和九月，康熙皇九子胤禟、皇八子胤禩被雍正折磨而死。我用“折磨而死”是非常准确的，过去这些一直都有争议，包括雍正是否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再到雍正五年，他把隆科多圈禁起来，雍正六年隆科多因圈禁而死，雍正终于松了一口气。所以他自己也讲，在雍正六年以前，他每天都殚精竭虑，从早到晚都在处理朝政。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大义觉迷录》？写作《雍正十三年》时是如何参考、对待这份资料的？史景迁也有一本名为《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的相关著作。

林乾：雍正六年以后的江山并不是很太平，这就涉及到你提出的《大义觉迷录》，史景迁这本书我读过。我在《百家讲坛》也讲过曾静策反案。我们今天来解读《大义觉迷录》最大的意义是在于其中收录的几篇雍正谕旨，其中第二篇长篇谕旨洋洋洒洒有上万言之多，内容为辩驳曾静策反书加给雍正那些集古今帝王所有毒点于一身的“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雍正看完这些罪状后惊讶得落泪，“没想到天下还有如此看待朕的”。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如果要这样的话，天下人都可以反对我雍正了吧。所以雍正说了心里话：这一局他输不起。后来雍正对此案件是“出奇料理”，他不查案件本身，专查这十条罪状的来历。

第二个长篇谕旨是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发布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间。因为这在《清实录》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只在结案时有描述。不过在雍正朝的起居注册中有全文登载。但我的意思是，雍正所派的钦差大臣杭奕禄还没到长沙审案，雍正就已经向朝臣发布了长篇的谕旨，反驳强加给他的不实之名，所以我认为后来的审判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雍正这样做就是未审先判，事先给出了标准答案，已经给后来的审判定了调子。所以我倒认为案件的很多真相可能被隐去了，而我在使用《大义觉迷录》时，更加注重原始档案和档案的生成过程。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前些年您曾参与其中的曾国藩出版热？似乎现在这股热潮又退了下来，这是为什么？

林乾：“曾国藩热”确实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年首先是唐浩明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小说并不是很多，因此轰动一时，其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整体上重塑了曾国藩原来留给人们的印象。后来我也关注曾国藩，进行相关研究和写作，可以说在“曾国藩热”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写过《曾国藩成大事的九十九个方略》，还和我的师兄，首都师范大学的迟云飞教授合著了《曾国藩大传》，可以自负地说，到目前为止，这仍是曾国藩传记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目前《曾国藩大传》正在修订，准备再版。

我认为“曾国藩热”有这个时代的契合点，那时人们要借助当官做事情，还要平安落地。曾国藩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方面堪称中国传统社会最后的精神偶像，和那个时候的时代风气有所契合。

但任何事物的发展也有盛有衰，持续多年的“曾国藩热”现在好像要淡下来。我个人的理解：现在曾国藩相关的出版物太多，并且鱼龙混杂，让读者感到新书也大体不出前人的研究范畴，可能就不再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的社会风气和之前也有一些差别，我们现在可能更讲究担当。虽然曾国藩身上也有一些担当的成分，但他为官还是谨慎和保守的。我觉得这可能和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为官要有作为和担当”在契合度上有一些疏离，也可能因此使得“曾国藩热”逐渐降温。

澎湃新闻：清朝的官员是不是都有一种要么不那么愿意去承担，要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趋势？

林乾：是这样的。我主要研究政治制度史，尤其是明清法律制度，所以在过去的著述中也讲过这个问题。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朝的治官之法太多了。现在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六部以及各司都有自己的处分规定。这就使得清朝的官员动辄得咎，摇手触禁，稍微不慎就要犯错误。晚清冯桂芬有一句话，“天下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这里的“例”就是条条框框。行政法规太详细并且数量太多，没有给官员自由的空间。

这种趋势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了，到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使得“有官不为”成为官场中的一种惯例。

所以我在《雍正十三年》中特别讲到张英和张廷玉父子，他们是父子宰相，都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张廷玉自己讲过，参与机务近五十年，“冰渊之凛，有如一日”。曾国藩读张廷玉写的东西就感到很奇怪，“当时官员为何都如此？不敢有任何作为，甚至做了什么事情都不敢写下来”。

张廷玉在给父亲写行述时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父亲在朝中做了什么事情。张廷玉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父亲“退食之后，从无一语言及国家事”。“退食”可理解为退休或上朝之后。也就是说张英可以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同家人讲在朝中做的任何事情，包括自己的儿子张廷玉。

澎湃新闻：一个历史人物受到了关注，这方面的著述和影视作品就会大大增加，结果可能导致其他一些历史人物很难进入公众的视野。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乾：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总要选择对时代有价值或和时代有联系的历史人物进行解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各个朝代的记录也非常丰富。从原始素材来讲，可以说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无法做到把所有的历史都呈现出来，所以人们自然会关注同现实问题有一定关联性的，或对现实有重要启示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包括上述提到的曾国藩和雍正。

我觉得在现实当中讨论雍正这个人物就非常有价值。因为雍正当时遇到了第三代的瓶颈现象。雍正自己也曾说，从顺治皇帝到康熙皇帝，良法美意已经持续了八十年之久，基本的制度、框架都已构建完成，预留给他的空间不是很大。如果雍正因循守旧，那清朝很有可能会面临衰落。但我觉得雍正肩负起了时代的重担，他没有因循这种状态，而是整饬吏治，使得风气一变。乾隆继位之后，尽管有一些纠正，宽严相济，但基本延续了雍正既往的做法，使得清朝盛世局面持续时间很长，几乎占清王朝的一半时间，这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中是没有出现过的。这同雍正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务实改革家，一个非常有担当、有作为的皇帝是分不开的。王安石变法有“祖宗之法不足守，天道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我觉得雍正身上也体现着这样的精神。所以总会有一些热点被人们重新发现，也是历史的一种再发现和再解读。

        （谨谢范俏佳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