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走向田野的中国考古前辈，如何成为大师

张泉

【编者按】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它们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家不断裂变，时代疾速转捩。

从四大机构里，走出了李济、赵元任、吴宓、贾兰坡、夏鼐、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考古名家，他们在乱局夹缝里，默默耕耘，不懈奔走。他们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不仅开创了学术的新纪元，更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风雨之间，荒野之上，这些先辈为何前行，又如何前行？作家张泉前后花费十年，广阅资料，潜入档案，将一代学人在考古现场和学术书斋的经历集成《荒野上的大师》，为读者勾勒了中国考古的诞生经过，在内忧外患之际凭热血和专业为国效力的事迹，让人们看到他们逆境中开辟新天地的勇气和毅力。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张泉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頁folio ，2022年3月

经出版社授权，摘录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李庄度过的艰苦却重要的岁月，读一读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建筑学泰斗们在离乱中展现的学人风骨，重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德。

战时中国文化中心

江声浩荡。

1940年冬天，几尊神像从李庄东岳庙里被抬出去，再也没有抬回来。

在抗战的隆隆炮火中，同济大学第六次迁徙，最终落地李庄。乡民们请走神像，放进桌椅黑板，东岳庙做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校舍。作为回报，工学院架起电线，李庄人用上电灯，比南溪县城还要早十多年。

同济大学迁校，最初看中的是南溪县，却遭到婉拒。县城里的乡绅们担心，人口激增会导致物价上涨，甚至危及民风。举棋不定之际，一纸十六字电文却从偏僻的李庄发出：“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电文起草者，是李庄的乡绅领袖罗南陔。他和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惠、李清泉、江绪恢等乡绅、袍哥的抉择，让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庄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留存一线生机。

与同济大学一起来到李庄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也随着人潮来到李庄。从昆明到李庄，山路蜿蜒崎岖。每家人只允许携带八十公斤行李，从古稀之年的老人到刚出生的婴儿，三十一个人挤在卡车里，一路颠簸。随即，他们如同蒲公英一般四散进李庄的土地，同济大学占据了镇中心的各种古建筑，史语所去了板栗坳，中国营造学社则搬到上坝。几个月间，李庄人口就从三千六百人激增到一万五千人。

中国营造学社李庄旧址 wiki图

小小的李庄，成了这一代学人的挪亚方舟，载着他们迎向未知的命运。

何处是李庄？

流亡之中，所幸故人并未失去联系。

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时常收到李庄的来信，信封上贴满邮票，里面的信有厚厚的好几封，署着不同的日期。因为邮资昂贵，寄信都是一种奢侈的行为。信纸大多极薄极脆，留着细微的印痕。纸张的每个角落都满满地填着字。在李庄，纸同样来之不易。

怎样向别处的朋友们解释李庄这座偏僻的小镇，梁思成颇费思量。

李庄地处长江上游，上承宜宾，下接泸州，流向重庆。清人翁霪霖在《夜宿李庄》中写道：“入境依然泊夜航，人烟最数李家庄。地沿僰道寻孤驿，江合戎城记一塘。别渚蒿芦秋淡荡，隔堤牛马水苍茫。双渔藉手劳相问，深愧扶筇父老行。”当年行客们沿江直下，夜泊李庄时，每每也会在百感交集中望向江岸边连绵起伏的炊烟。倘若登岸造访，则会与无数神灵狭路相逢，东岳大帝、龙王、玄武祖师、关公、佛祖、观音，以及耶稣，在各自的门扉里等候前来许愿的人们。

其实，梁思成他们并不是李庄的第一批流亡者，明清两代，“湖广填四川”，李庄就迎来过各地移民，四方杂处，形成“九宫十八庙”的古镇格局。王爷庙的后山门，石坊上有一副对联，“江客来从幽径入，羽流归向小门敲”，描述的正是典型的李庄风土，大江奔涌，山径深幽，风波迭现，万物静默。

四川宜宾 李庄古镇

1942年，费正清再度来到中国，担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虽然他是中国通，费氏夫妇还曾与梁思成、林徽因结伴走过山西的穷乡僻壤，然而，梁思成还是无法向他们准确地描述李庄，最终，他只能模糊地写道，李庄在“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在北总布胡同梁家客厅

听说费正清准备到李庄一聚，梁思成兴奋地把李庄的位置标注得更详细了些。“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在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60里（约20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

这一年的11月，费正清来到李庄，他生了重病，一直卧床。李庄的艰苦远远超出费正清的想象，他感叹：“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或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近代以来更被频仍的国难烘托得愈发悲怆。

与命运暗自较量

梁思成的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他的背比从前更驼了。所幸，流亡的日子里，他见到了另一种奇迹—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千百年光阴的侵袭，大美无言，遗世独立。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总会有丝缕微芒，能够照亮一隅，慰藉人心。

刘敦桢忙于整理《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从1940年7月到1941年12月，他代表中国营造学社，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走访了云南、四川、西康的四十四个县，调查了一百八十多处古建筑及附属艺术遗物。但他深知，自己所见的不过是九牛一毛，只有“云南十分之一，四川五分之一，西康十九分之一”。他和同事们正在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建筑形态，一个与北方全然不同的世界。尽管西南地区的建筑可以笼统地分为“汉式”和“藏式”，但“因地理、气候、材料、风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别，产生各种大同小异之作风。每种作风又随时代之递嬗，而形成若干变化。故吾人欲于短期内完成详尽而系统之调查，殆为事实所难许可”。

1966年9月，刘敦桢陪同日本建筑师访华代表团参观，在南京中山陵前留影。摄影/福山敏男

他也开始兴致勃勃地写《云南古建筑调查记》，梳理了云南古建筑的历史演变，并计划针对自己在昆明及昆明之外各地域调查的古建筑情况，分别写两篇论文，可惜，这篇文稿最终只完成了不到一半。

尽管研究经费极其微薄，中国营造学社还是考察了李庄周边的古迹。莫宗江、卢绳测绘了李庄旋螺殿和宜宾旧州坝白塔，莫宗江、罗哲文和王世襄测绘了李庄宋墓，刘致平则调查了李庄的民居和成都的清真寺。此外，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代表，陈明达参与了中央博物院在彭山的崖墓发掘，莫宗江则参与了对成都王建墓的发掘。抗战胜利看起来依然遥遥无期，工作可以消解每一天的焦虑与失望。

梁思成和莫宗江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室内  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 图

梁思成则开始写作《中国建筑史》，莫宗江负责绘制插图，卢绳帮忙收集元、明、清的文献资料，病中的林徽因除了收集辽、宋的文献资料并执笔之外，还校阅补充了《中国建筑史》的全部文稿。

黎明之前

1943年初夏，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来到李庄，在梁家受到“煎鸭子的款待”。他在李庄发表演讲，探讨为什么科学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比不上欧洲。然而，眼前的现实又让他百感交集。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李庄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图

当时童第周在同济大学任教，李约瑟对这位蜚声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同样心生好奇，执意要看看他的实验室。不料，他只看见一台旧显微镜，以及几尾金鱼。童第周没有额外的实验设施，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天晴时到阳光下做实验，下雪时则借助雪地的反光。李约瑟不禁感叹，童第周解剖金鱼做研究，但童第周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条困在沙漠中的金鱼。

李约瑟在李庄为童第周和夫人叶毓芬拍摄的照片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图

中国营造学社同样被困在沙漠中。李约瑟离开几个月后，刘敦桢也向学社的同仁们辞行。1943年秋，他决定回归阔别十一年之久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离开的前夜，他与梁思成促膝长谈。两人因中国营造学社而相遇，合作十一年。抗战之初，中英庚款董事会曾表示，即便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员们因战火流落各地，只要梁思成和刘敦桢在一起，董事会就愿意承认学社的存在。他们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却终究难逃一别。

刘敦桢的离开，似乎颇有隐情，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营造学社已经失去经济来源。尽管费正清努力向哈佛燕京学社争取了五千美元赞助，也无济于事。学社成员们无法领到工资，生活朝不保夕。刘敦桢给营造学社做过会计，更是深知其中的艰难。

离开李庄后，刘敦桢前往重庆沙坪坝，并于次年担任中央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可是生计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改善，为了维持生活，他被迫变卖了珍藏多年的《辞源》，纵然如此，依然无从挽救小女儿，她被脑膜炎夺去了生命。

陈明达也在同期离开李庄，前往西南公路局。他用无穷无尽的工作麻醉自己，命运无常，灾难接踵而至，但《营造法式》仍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强迫自己每天待在小房间里，手抄了整本《营造法式》和全部的手绘建筑图。离开中国营造学社后，他也从未放弃对应县木塔和《营造法式》大木作的探究。在他的余生里，他一直在研究并注释《营造法式》，并且坚信，通过这部北宋的“天书”，可以一条一条地还原出“一个与西方建筑学体系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营造法式》陈明达点注本

中国营造学社并没有作鸟兽散。1944年，梁思成甚至恢复了停办七年多的《营造学社汇刊》。在昏暗的房子里，他们把论文编排好，在药纸上誊抄、绘图，再用石印印在土纸上，自己折页、装订。梁思成在复刊词中描述了同仁们所做的努力：“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作了一点实地调查”，而这“一点实地调查”其实包括“云南昆明至大理间十余县，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及川陕公路沿线约三十余县，以及西康之雅安芦山二县”，他们寻访的遗迹包括寺观、衙署、会馆、祠、庙、城堡、桥梁、民居、庭园、碑碣、牌坊、塔、幢、墓阙、崖墓、券墓以及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等。两期汇刊中有多篇文章正是他们在四川的考察成果，有莫宗江的《宜宾旧州白塔宋墓》、刘致平的《成都清真寺》、卢绳的《旋螺殿》，以及王世襄的《四川南溪李庄宋墓》，而战前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以及费慰梅对山东武梁祠的考察，也都在这两期汇刊中有所交代。

李约瑟拍摄的大禹庙（禹王宫）庙内景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图

1945年，他建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创立建筑系，为战后重建培养人才。他踌躇满志，试图重新规划中国的建筑教育。对于中国许多大学建筑系沿袭的法国Eco le des Beaux-Arts课程体系，他颇为不满，认为“过于着重派别形式，不近实际”，他自己则对包豪斯兴趣盎然，希望以此规划建筑系的课程，培养“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带着中国营造学社剩余的几名成员，梁思成启程前往清华。

中国营造学社存世十五年，自此悄然落幕。这十五年里，有八年是在战火、流离与极度困窘中度过的，纵然如此，他们依然努力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阴差阳错之间，许多中国古建筑随着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的脚步，得以重现人间，《营造法式》不再是无人能懂的“天书”，中国建筑史得到相对系统的书写。他们走出书斋，合力拓展出一个新的领域，成了开创者而不是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