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发表了长篇大作《21世纪的资本论》，资本主义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同时受到了批判，从而面临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所没有出现过的经济和信任危机。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民众与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治理或改革方案以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居多，但这并不能解决当下的危机，反而会加重现有的危机。我们要想真正解决问题，首先需要找到危机的根源。

1、一些相关的概念

我们打算从最简单的概念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及其可能的解决危机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对资本作出精确的定义。什么是资本，资本是人们未消费掉的储蓄。资本来到人世间，它是人们生产活动所创造的财富中那些未被消费掉的部分。剥削和掠夺，其实是剩余或者财富的转移，并且是契约之外的、非自愿的转移。

其次，资本有什么用？资本是被企业家用来投资的。什么是投资？投资就是把通用性的货币转变成专用性的固定资产、去生产特定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不是财富，投资不是交易。资本是用来创造价值的，而对于财富来说重要的则是价值保护。投资是把货币变成固定资产创造产品，而交易则是用钱生钱。

有了以上的界定，我们就可来定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把资本这个新的生产要素系统地纳入到人类生产活动当中去的一种制度安排。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因素是：私人产权（资本的人格化）；民主政治（约束政府对资本收益的肆意掠夺）；以及市场竞争（确保资本的有效配置与生产效率）。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资本主义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人类的生活水平与物质的丰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让人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和时间来发展自己的潜能，从而是只有土地和劳动两种要素来开展经济活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可比拟和想象的。

最后，尽管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但在其发展与演化的过程中却充满着危机。资本主义危机不是经济周期波动。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源于企业家的创新，所以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特征，其产生的结果是发展与离心进化，熊彼特本人将其定义为毁灭性的创造，而不是崩溃或者衰落。资本主义真正的危机是由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发现的、具有内生性的生产与消费失衡的危机、或生产过剩的危机。在下文中，我们将按照这样的定义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机理，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2、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及其形成机理

生活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古典经学家，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乐观的与悲观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依属于典型的乐观派，他提出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假说，从而产生了著名的“萨依教条”，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动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而和谐的运行。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则大都为悲观派，他们观察到了报酬递减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担心经济会因为投资报酬递减、利润动机消失，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

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导入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与进步等变量否定了这种悲观主义的结论。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却愈演愈烈。这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虽然纠正了古典悲观主义的错误，然并没有找到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

对资本主义危机做出正确解释的当属奥地利经济学家。通过几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努力，他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机制，并合理地回答了资本主义为何总是有生产过剩的危机与之相伴随的原因。剥削论当然也是一种解释，但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其解释能力显著弱化。比如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垄断（工会）、劳工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上升与作用加强、以及劳动工资的大幅上升和遍及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等，再用资本剥削劳动来解释资本主义危机已经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了。

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论证逻辑如下：参与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要素分别是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其中企业家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发起人，他们发起生产活动的动力来自于利润，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利润动机；作为生产活动结果的收入会做以下分配，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资本获得利息，扣除这三种收入之外的剩余即为企业家的收入利润，生产性活动的结果是正和性质的；企业利润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企业家异质而造成的，但在技术模仿与市场竞争的推动下，企业利润最终会趋向于均等化，为了获得高于他人的利润，企业家就必须持续的创新；创新会导致资源的重新配置，并导致技术与产品过时或守旧企业的退出，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分为两个大类，消费品和资本品（投入品），消费品被工资、地租和利息所有者购买，而资本品则由企业家用利润购买，然后用于创新与扩大再生产，只要市场价格信号正确，两个市场得以出清，经济就会在企业家的推动下走向动态发展与演化；那么危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那就是在工资与利润增长不能保持平衡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供求失衡的经济危机。

一般说来，当利润率增长超过工资率上涨的时候，便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相反，当工资率上涨过快，利润率相对较低的时候，便会有企业家投资不足、经济走向停滞或者衰退的危机发生。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平衡，那就是工资增长率与利润增长率之间的平衡。当然，过高的地租与资本利率也会打破这样的平衡，从而导致对利润的挤压，并产生企业家被排挤或遭淘汰的恶果，但依靠薪酬过生活的人毕竟占了绝大多数，所以，只有保持工资与利润的平衡增长，才有经济繁荣，才能同时出清消费品和资本品两个市场，做到动态可持续增长。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消费与生产、工资增长与利润增长失衡性质的危机，而且它并不总是因为消费不足而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投资不足而促成的，危机的根源在于利润，利润既是资本主义增长的动力，又是危机的原因所在，利润过高、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经济危机，利润过低、投资不足、经济衰退、经济危机。那么我们可以不要利润吗？如前所述，没有利润，也就没有资本主义。我们可以退回传统吗？当然可以，但等待你的是贫困。至于波动，则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它不是危机，而是企业家创新导致的生产结构的调整与演进。

3、资本主义危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最著名的危机治理理论当然是带来一场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归咎于储蓄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主张在居民消费支出下降的情况下，可通过增加政府的支出来维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借以达到稳定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这样，凯恩斯主义就把一个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政府的政策问题。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凯恩斯主义导入国家干预，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这被宏观经济学家定义为需求管理，需求管理的基本做法就是，当总需求不足而导致失业增加时，政府便增加公共支出来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反之，则相反。但是，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

首先，政府的需求管理没有去解决利润与工资失衡的结构问题，而是从数量上去平衡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的问题，实属本末倒置、因果颠倒之错。其次，通过增加政府支出而增加的需求与企业家生产与创新所带来的供给在结构上往往是不相匹配的，结果政府政策本身又成为一种新的造成经济扰动的因素，危机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为政府干预而添加了不稳定的因素，换句话说，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成为危机成因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政府干预恶化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价格信号出错，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由市场和企业转向政府部门，这样又引发了更为深层的产权危机，并带来了严重的效率问题。

凯恩斯主义的危机治理为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错误，关键在于其理论体系存在巨大缺陷。如果把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做个比较，就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错在哪里。首先，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是建立在消费品和资本品两商品模型之上的，而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则是建立在单一消费品模型之上的，因此，在奥地利学派那儿，储蓄不是宏观经济的漏出，而是购买资本品进行投资的资金来源，但是，在基于一个商品的凯恩斯模型中，储蓄构成宏观经济的漏出项，只要储蓄增加，就会导致失业增加，从而需要政府增加支出来恢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凯恩斯主义的这种干预方法完全抛弃了长期，即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所说的投资资本品再生产消费的“迂回生产”方式，只有短期，即短期的消费支出，然而，短期干预越是频繁，经济的波动反而更加剧烈，这就像频繁调整方向盘的结果是汽车无法稳定行使在公路上一样，越是要纠偏，越是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其次，在凯恩斯的干预模型中没有企业家的存在，这样就会带来以下问题，不需要考虑工资与利润平衡这个结构问题，只需要进行基于数量的总需求管理，从而很容易把企业家创新带来的周期波动与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的危机加以混淆，进而导致不必要的干预，特别是对创新周期的干预。最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模型严重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关注的是消费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由于忽视劳动力市场，就会忽视劳动供给的刚性问题，当劳动只愿意按照满意的工资提供劳动供给的时候，政府旨在增加就业的支出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

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区别只是在于过程管理还是事后干预，直接干预还是间接干预。这种区别最终表现为是财政干预还是货币干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是通过财政进行直接的、全过程的干预，而货币主义的方法则是在危机发生后，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间接地进行救市干预。两者都未能有效地解决造成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问题，即上文中反复强调的工资与利润、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结果，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场景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一方面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进行日常的总需求管理，另一方面又按照货币主义的方法让市场自由运作；但是，只要危机发生，无论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家最终都会变成凯恩斯主义者，故有“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之名言，其含义是，不管在总需求管理上存在多大的政策分歧，只要危机发生，货币主义就会放弃自由主义的不干预立场，与凯恩斯主义一道参与拯救危机的行动。就像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所看到的那样，财政注资、货币量化宽松，前者为凯恩斯主义之举措，后者则为货币主义之举措，货币主义所要坚持的货币中性的立场不复存在。由此可见，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其实同根，只是关注的重点不同而已，凯恩斯主义关注的是产出与就业，货币主义关注的是价格与流动性。只要危机发生，就会同舟共济。其结果是，按照货币主义的政策建议，在危机时期所提供的超量货币恰好成为下一轮危机的起点。

既然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治理方案均不能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危机，那么就只有按照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来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在于找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并给出了解决危机的行动方向，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虽然如此，然从实践来看，成功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大都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无关，而与奥地利学派建议的行动方向比较一致。比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早时期就推出的最低工资法，以及二战之后资本主义黄金发展期的一些社会与经济方案，包括欧洲的工资集体谈判、美国的员工持股、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缩小了工资增长率与利润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对于维系宏观经济的供求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有关统计数据来看，二战之后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前，工资与利润的增长率基本同步，从而被称之为战后的黄金发展期。

但是，这样的进步为何就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呢？因为它遭受到了来自于三个方面的冲击：由经济泛全球化推动的资本跨国流动；替代劳动或降低成本的非中性科技进步；由生息资本对产业资本替代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异化。

4、强化资本主义危机的三大冲击

如上所述，二战之后的社会进步是有助于缓解资本主义内生的危机的。但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冲击，让资本主义偏离了原有的解危之路。

首先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它给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在能源危机的冲击下，世界财富在石油生产国与非石油工业化国家之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转移，并引发经济危机，但这次危机是外生的，而不是由工资与利润失衡所造成的，事实上，在危机的冲击下，工资与利润都减值了。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危机做出的某些反应则严重偏离了奥地利学派的治理方向，从而大大提升了资本主义内生性危机爆发的概率。这些反应包括：大公司离岸；降低成本的创新；从生产走向寻租。以上这些做法不仅没有能够弱化资本主义危机，反而让危机变得更加频繁、危机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严重，终在2008年引发了百年罕见的大危机。

大公司离岸是为了通过套利而提高利润率。但是，大公司离岸套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国家异质，只有国家异质，才会有生产成本的异质性，从而产生公司套利的机会。这种机会在197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世界尚处在国家同质的西方全球化时代，由于国家同质，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对外直接投资无利可套，故而以异质商品的贸易为主，资本流动只具有边际意义。进入19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从同质国家的全球化、即西方全球化到有异质国家参与的泛全球化的结构性转变。因为国家异质，于是就有了国家之间生产成本的差异，在成本“竟次原则”、也就是利润最大化之动机的驱使下，西方高成本国家的大公司就会对低成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就业机会的国际再分配，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就业机会因资本外流、生产地转移而减少，进而导致工资增长停滞、甚至下降，而公司的利润却迅速增长。这样，工资增长率与利润增长率之间的平衡便被打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公司离岸，政府甚至都无法通过再分配来重新平衡工资下降情况下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对离岸的大公司征税。于是，泛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面临双重失衡：要素市场上工资与利润的失衡；以及商品市场上需求与供给的失衡。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而加强。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由于要素的流动性是不对称的，在一般情况下，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显然要高于劳动的国际流动性，因此，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有主权边界的。当一个国家放任资本自由的跨国流动，那么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平衡、进而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资本主义危机就会得到加强。

应对由石油危机所带来的成本上涨冲击的另一种反应就是技术创新。发达工业化国家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技术创新浪潮表明，技术中性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技术创新可以是激进的、熊彼特式的“毁灭性创造”，也可以是非熊彼特式的渐进演化。熊彼特式的“毁灭性创造”，淘汰的是不合格的企业家，带来的是经济发展，它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显然是非中性的，因为它产生的效应是“离心进化”，比如电脑替代了打字机，数码替代了胶片等，它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波动，但不是危机。至于非熊彼特创新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创新通常可以带来正和效应，它可以实现工资与利润的同步增长。但是，降低成本的技术创新则会产生负和效应，特别是那些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其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减少工资份额、增加利润所得。197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技术创新当然具有综合性，但是用技术和自动化机器替代劳动的技术创新比比皆是，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的线上作业，不是减少了劳动的就业机会，就是把劳动排挤到了那些低生产率与低收入的部门，于是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平衡不复存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加剧。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在工业利润下降的同时，作为资金成本的利率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这当然是因为石油价格上升导致流动性匮乏所致。就如奥地利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利率上升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最终会将企业家逐出产业领域，放弃出于利润动机的产业活动而蜕变为追求高息的资本家，去从事单纯逐利的金融交易活动。1979年金本位崩溃之后，纸币泛滥，由于缺乏强大的货币锚，失去黄金锚，取而代之的是信用锚，币值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性，金融投机随之兴起。为了获得更多的投机交易空间，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目的都不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向产业和企业家提供生产和技术创新所需的资本，而是为了投机性的套利交易。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第一，金融从一个服务部门变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创收“（本质是生息）部门，其收益主要来自于财富转移，而不是财富创造，因而具有零和、甚至是负和属性，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越是庞大，生息资本占比越高，其经济增长的前景就会变得越是暗淡；第二，金融“创收”产生一种错误的激励，资本可以作为一种“财富“投入金融市场去寻租（生息），而不必将其转化为创造财富的固定资产来获取辛苦的企业家利润，这样资本就像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资本家就像农耕社会的贵族，依靠存量财富来获得租金收入，而不是通过生产活动来创造真实收入，因此，租金收入与真实收入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收入是否来源于生产性活动创造的新价值；第三，就产业活动看重的是价值创造、而投机性的金融交易更加看重价格维护而言，金融资本要比产业资本更加保守，因此当金融资本替代产业资本而成为社会主导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精神便会趋于消失；第四，产业资本相对萎缩、金融资本急剧扩张导致的结果是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与工资收入的相对乃至绝对下降，这将进一步恶化工资与利润的平衡关系，以及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关系，资本主义内生性的冲突与矛盾不仅没有趋于收敛，反而趋于扩大；第五，当资本在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间逆向重置，金融资本在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时，工业资本主义也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由于金融资本主义的寻租行为具有反生产的性质，资本的进步属性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也就开始受到质疑。资本主义的危机也就变得更加频繁与难以控制，就像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所揭示的那样，金融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因为金融资本的收益不是来自于财富创造，而是来自于投机交易，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租金），就必须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而不是更多的财富，增加杠杆而不是增加储蓄，于是就会像明斯基所观察到的那样，金融资本必定会沿着从对冲金融到投机金融、再到庞氏骗局这样的交易路径演化，这时，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可以导致现金流短缺的随机冲击，便会引发一场人们难以规避的金融危机。这样的案例，在金融发展史上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5、资本主义的未来

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生产力的一次伟大解放。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它的理性，当然还有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源于企业家的创新。因此，资本主义对于人类来说是富有价值的。

回到现实中，面对重重危机，资本主义又将如何走出当下的困境呢？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工资增长与利润增长的平衡、进而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

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首先就需要控制资本的国际流动，让资本流动仅限于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内，以防止资本跨国流动所造成的就业流失、进而导致工资率的下降。在泛全球化的今天，要想控制资本跨国流动，要么增加资本国际流动的成本，征收“托宾税“（离岸税），减少直至清除资本国际套利的收益，要么直接从法律上加以禁止。但是，采取这样的危机治理方法会面临两大困难：第一，不管是征收托宾式的资本离岸税，还是直接的法规管制，都需要政治上的配合，这在普遍实行民主政治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又会得到多少人的支持呢？实际情况是，人们更加愿意接受的不是限制资本跨国流动的议案，而是政府举债的福利国家议案，这样，便可以在不增加劳动负效用的情况下，通过国家福利来弥补因为就业下降与工资率下降而造成的损失。其结果是，危机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强化；第二，即使控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但只要本国的生产成本高于他国（这在有异质国家参与的泛全球化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本国仍然会在低成本生产国商品的冲击下面临工资下降或者失业增加的风险，为此就得在控制资本流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贸易保护政策，这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简单讲，贸易保护会带来脆弱性，因为没有贸易将增加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平衡的难度。于是资本主义又将面临一个新的两难：是自由放任？还是控制资本自由流动与贸易保护？如何是后者，还将对今日的全球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其次，是要对技术创新加以管理。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技术创新并非都是非中性的，更何况还有许多技术创新是反生产的。简单来讲，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创新对于劳动与资本都是有利的，但降低成本的技术创新对于劳动是不利的，而反生产的技术创新从长期来看则对资本不利。对技术创新进行管理，显然已经进入产业政策层面，但是，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产业经济专家让·梯诺尔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产业政策经常受到人们的嘲笑，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正确的产业政策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那些不侵犯私人产权、且不影响市场竞争的产业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而技术创新就是一个比较适合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领域，原因就在于技术创新具有较大的外部性（技术外溢）和不确定性（失败概率高、时间周期长），从而需要公共资助。既然技术创新离不开公共资源，那么就存在对企业和社会的技术创新加以管理的渠道和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基础研究层面上控制技术创新的方向，可以从税收政策上加强对提高生产率和就业机会的技术创新的支持，也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对反生产性的技术创新加以抑制。对技术创新进行管理的基本原则无非是：第一，尽可能提高企业竞争力与生产率，借以达到对外保持贸易平衡、对内保持工资与利润增长平衡的目标；第二，就像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在《美国创新简史》中所指出的，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管理的时候还需遵循“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原则，那些已经能够盈利，或者在短期内能够盈利的技术创新交给企业，对于那些有长远意义，暂时看不到市场前景的技术创新则由国家来扶持；第三，为了确保技术创新能够带来工资和利润同步增长的效应，除了对技术创新进行管理之外，还需要通过增加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来提升劳动与新技术的匹配性，这里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如何在静态国家福利支出与动态发展人力资本支出间保持平衡。

最后，是要坚决的纠正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异化。金融资本主义违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金融资本的资金来源是杠杆而不是储蓄；目的是交易获利而不是把通用性的货币转变成专用性的、用于真实财富创造的固定资产；金融资本运作的结果是泡沫、动荡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不是造就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由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危机其实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失败，但却经常会被普通人误以为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因此，让资本主义回归到正常状态已经刻不容缓。基本的方法就是稳定货币、减少套利交易的机会，加强金融监管，反对一切旨在规避监管、制造套利交易机会的“金融创新”。但是问题就在于，在当下纸币本位制度下，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稳定货币呢？回归金本位是不现实的选择，黄金的储存量与生产的增长率均无法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回归金本位就意味着通货收缩；去中心化的货币体系意味着多元化，多元化的货币只会创造更多的投机套利机会，而对制约主权货币超发的作用极其有限；在现有的货币制度下，为了稳定货币与价格，抑制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演变趋势，比较可行的改革方案是建立“央行本位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要件是：央行独立；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从多元的变成单一的；赋予央行以金融市场的监管权。目前的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通常要同时兼顾稳定价格与稳定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经常是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只要央行不能独立，那么就会在压力之下，放弃稳定价格的目标，服从经济增长的目标，从而导致货币超发与经济动荡，并为金融投机创造更大的空间。赋予央行更多的金融监管权，可以在稳定价格的同时稳定金融，并可促使金融活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产业活动，实现经济繁荣，而不是制造泡沫与风险。

资本主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它有能力解决当下的危机而重新走向繁荣吗？

（本文有略删节。本文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