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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画魂悠悠：李骆公三十周年祭

李兆忠

2022-04-01 08:59

来源：澎湃新闻

李骆公（1917~~1992）笔名黑沙骆，原名李英，晚年名骆公。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著名书画篆刻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为天津美术学院创始人之一。他曾留学日本，很早就开始“油画民族化”的探索。然在其艺术生涯中，1957年仿佛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他走上截然不同的篆刻家、书法家道路。提起李骆公，画界同行不免就要扼腕叹息，为他未竟的画业。今年为李骆公逝世三十周年，《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特刊发此文。

提起李骆公，画界同行不免就要扼腕叹息，为他未竟的画业。他的油画，曾是那么精妙，画风又是那么超拔，如果顺利发展下去，不知会达到何种境地。

李骆公 1940年代

李骆公1917年生于福州郊外一个贫寒人家，父亲教私塾，业余行医，以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十三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罹不治之症，知大限将至，为省去装殓费，投闽江自尽。

街头即景之一木板油彩 33.1x24cm 1945年

夫人像布面油彩尺寸不详 1940年代佚失于日本

不可思议的是，家境困窘的李骆公，偏偏迷上油画这种代价不菲而难以谋生的艺术。所幸天赋出众，且得贵人相助（如上海私立美专校长刘海粟、著名画家关良、丁衍庸、倪贻德等），避免了夭折的厄运。1940年8月，刚毕业于美专的李骆公，以“黑沙骆”的画名在上海大新公司的画厅举办个人画展，反响热烈。画坛前卫、著名左翼文艺家倪贻德论为“有构成的力，朴素而厚重的色彩，粗线条的硬性的笔触”，是对上海孤岛流行的纤巧、颓废、病态的画风的突破。

上海大新画厅《黑沙骆个展》，左起：李骆公（黑沙骆）、温肇桐、倪贻德、赵无极 1940年8月1日

然而李骆公没有成为绘画斗士，“黑沙骆”犷野的外表下，有一颗灵敏纤细的心。他信奉马蒂斯的艺术哲学：绘画是一种“平衡、纯洁、宁静、不含有使人不安或令人沮丧的题材”的艺术；“它好像一种抚慰，像一种镇定剂，或像一把舒适的安乐椅”。受这种艺术理想驱动，1941年秋，在一位旅日同乡资助下，李骆公毅然东渡日本留学，考入日本大学高等艺术专攻科研究生部。因不满学院式沉闷的教学，校外求师，成为日本现代绘画大家野口弥太郎、猪熊弦一郎、里见胜藏的私淑子弟。1942、1943年，李骆公连续两届入选日本众望所归的“独立画展”（相当于法国的“秋季沙龙”），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1944年末李骆公回国，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开始“油画民族化”的探索。

李骆公在奈良公园写生 1940年代

上海徐家汇路（日本第十三回独立美展作品）尺寸不详 1940年代的副本

李骆公的艺术生涯中，1957年仿佛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一位著名油画家，在此之后，他成了篆刻家、书法家。造成这种变化的，是那一年的“反右”运动。李骆公当时是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教授，在“大鸣大放”中，出于“油画民族化”的艺术情怀，对僵化的前苏联写实主义绘画教学体系提出批评，结果被打入另册，剥夺教职，下放天津郊区劳动改造，工资从每月两百多元降到三十元。那一年李骆公刚好四十岁。

李骆公、齐白石、李可染于齐白石家中 1949年

李骆公在兴安路家中作自画像 1950年代

尽管李骆公日后感叹，他是被逼入篆刻这个“方寸之地”的，在当时的情形下，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转向都是明智的。打入另册后，一家七口的生计很快成为难题，温饱尚且难保，哪里还有余钱供养代价不菲的油画？两年后回校，降级留用，在资料室打杂，工资调回到一百余元，李骆公也没有再碰油画，理由也简单：他所钟爱的画风已为时代抛弃。而且，在那个敌情观念高度发达的年代，到处布满批判的陷阱，也许只有冷门的篆刻，才是一个可以解忧、寄托精神的地方。

关良画戏 1970年代

东山魁夷 1980年代

李骆公的篆刻出手不凡，短短两年，俨然行家里手，这自然要归功于他的童子功，但也未必尽然。其实，早在下放劳动期间，李骆公就开始下功夫，每晚深夜人静时，不顾白天的劳累，在香烟盒包装纸的反面勾画线条，构思章法，星期日回家时奏刀。1961年，为采购寿山石，李骆公专门回福建老家一趟，途经上海小住，向前辈大师请益。钱瘦铁看了他的印作说：“你的治印可与齐白石乱真了。”王个簃向他指出：“源与流必须搞清，才能独创一格。”两家批评相辅相成，点到为止，令李骆公茅塞顿开，如获至宝。

柳叶绿池边 1970年代

中原方逐鹿 1970年代

原来，李骆公治印起初模仿齐白石。齐翁篆刻单刀直入、雄强豪迈的气魄，令他倾倒不已。经两位大家指点之后，李骆公开始钻研传统，上溯甲骨文、金文、古鉨、秦汉印，在此基础上，融入现代绘画的构成元素。李骆公研究专家丁伯奎认为：这时期的骆公篆刻，在秦汉印的基础上开拓，范围与草篆近似，着重篆法、构图、金石味的探讨，“他汲取油画中构图平衡、黄金分割律，以及虚实变化、节奏韵律与治印的开合聚散，分朱布白等规律相结合，大胆突破传统篆刻法，并从中国写意画得到启发，重神不生形，讲究气韵生动。”（丁伯奎《驼踪》，漓江出版社1984年出版）沿着这个路子，李骆公的篆刻渐入佳境。

刘海粟印 1979年

陆俨少 1980年代

李骆公成熟期的篆刻作品，金石的“刀味”与笔墨的“画意”融为一体，妙趣横生，十分耐看。他将西方现代绘画的造型法则融入篆刻，产生一种质朴灵动的“形式美”、“抽象美”。日本篆刻巨匠梅舒适认为：李骆公的篆刻一见令人惊奇，细看回味无穷，文字的象形性与风物的融合性相表里，充满自由活泼的想像力，令人仿佛置身千姿百态的桂林山水中。（参见日本《篆美》杂志2002年第二期）。确实，李骆公的篆刻具有鲜明的绘画表现性，拓印下来，便是一幅现代版画，与米罗、保罗·克利的绘画，可谓异曲同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骆公将篆刻从书画“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变成一种独立的视觉艺术，意义之大，自不待言。

十年动乱之初，与许多文化人一样，李骆公挨批斗，关牛棚，因早已成“死狗”，倒也没有特别受罪。在牛棚里，李骆公依然手痒，偷偷在碎纸片上勾画篆符，红卫兵小将发现，训斥几声便也了事。1969年，李骆公被逐出学院，随妻下放到广西省灵川县潭下公社，无法安排工作，略费周折后，进了县文化馆，负责看管阅览室。

李骆公在漓江边写生 1970年代初

偏僻的灵川县城，人们对这位年过半百，千里外皇城脚下发配来的老者充满好奇，说是摘帽右派，工资却比县长还高，喜欢写一笔天书一样的怪字，说一口谁也听不懂的闽南话，运来的行李中，木箱籐箱十几个，麻绳捆得严严实实，打开一个，是石头，打开另一个，还是石头，除了石头就是书，没有别的东西。人们笑了，纷纷摇头。

李骆公与刘海粟、关良在桂林 1978年

李骆公与关良在桂林榕湖饭店创作油画 1978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县文化馆，李骆公负责管理一间五十平米左右的阅览室，收发小人书、文艺期刊之类，活很轻松，有许多闲暇可自由支配。据李又三（李骆公之子）回忆：那时他们住文化馆内一间十五平米的宿舍，李骆公白天在阅览室上班，一得空，就琢磨他的篆刻，构思起稿，心摹手追。晚上小酌两杯后，或治印，或挥毫，一直忙到深夜，如是者数年，名声渐渐起来，上门求印索书法者越来越多，李骆公从不拒绝，有求必应。

关于此段岁月，画家王玉良的回忆可供参考——

1973年，我到南方写生，在广西阳朔北渡口一个依山而建的阁厅中，看见墙上挂着一幅风格奇异的草篆和另一幅拓有两方鲜红巨玺并附有跋文的条幅，跋文字体也是草篆，令我喜欢之极。经打听，得知作者李骆公，就在附近的灵川县文化馆上班，于是前去拜访。灵川县文化馆靠着铁路，是一座低矮的砖房，门外是一个砖头散落的场院，像是临时的露天电影放映场，墙边杂草丛生，显得荒凉，时有火车通过的隆隆轰鸣传来。老先生负责一个书报室，阅览桌上放着几个小纸牌，上面书写“不要撕书报”、“安静学习”的字样，字体介于隶篆之间，一看出自李骆公的手笔。我当时脑子一阵发热，真想把这几个小纸牌拿走，收藏起来。这次拜访，向老先生求到“业精于勤”四个草篆字，我视为珍宝，一直珍藏到现在。

灵川八年，李骆公随遇而安，潜心于篆刻与书法的探索，陶然忘忧，堪称逍遥。期间也有一场飞来横祸，险些要他的命，这里不可不记。

引起这场横祸的，是李骆公根据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创作的一幅草篆书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亢奋激昂的时代氛围下，毛主席诗词是最安全、最有艺术品位的创作题材，书画界同仁几乎人人为之。而李骆公此番以毛主席这首缅怀亡妻、战友杨开慧的诗词作为书写对象，却是情动于中，有感而发，而且积多年之功。万没料到的是，这样一幅作品竟也会触礁，激起惊涛骇浪，几乎将他淹没。

毛泽东·蝶恋花（砖版拓印）纸本 41x67.5cm 1960年代

1973年秋，中国国际贸促会筹办赴日展览会在全国征集作品，广西方面选送的作品中有李骆公的书法草篆《蝶恋花》，报送审批时，被“四人帮”麾下分管美术的亲信发现并及时汇报。一时黑云压城，御用文士挥舞棍棒，定罪为“以象形文字歪曲丑化毛主席诗词”，证据就是“泪飞顿作倾盆雨”的“雨”字，其中变形夸张、顺势而下的二十几个墨点，被说成是“污蔑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哭了二十几年”。闻此判决，李骆公如遭电击，血压激升至二百四十毫米。所幸自治区领导干部中不乏明白事理者，其中还有李骆公的篆作爱好者，于是采取应付的办法，最后大事化小，不了不之。

漓江烟雨 1980年代

李骆公的书法草篆突破传统楷篆的艺术规范，将现代绘画的“形式美”与原始汉字的“象形美”、中国绘画的“墨韵”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画趣洋溢、虽古犹新的现代书法形式，得到画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刘海粟认为，这是一种融合古今、别具一格的“返祖”艺术实验；张仃认为，李骆公的草篆讲究“骨法用笔”和墨色变化，富有音乐的旋律与节奏。尽管如此，两位大师都不主张后人模仿，张仃这样告诫中青年艺术学徒：“不要从形式上抄袭和模仿他，而应走自己的路”。此中深意，有识之士自能领会。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游学日本，在东京一家画廊看到李骆公的书法，眼睛一亮，碰巧旁边挂着米罗的版画，两者相映成趣，令我久久贮立。当时完全不知道，李骆公是上海私立美专高才生，著名油画家，四十年代初留学日本，作品两度入选日本“独立画展”。多年后，每想及此事，总觉怅然，既为自己，也为前辈。在风雷激荡、狂飙突进的20世纪中国，一批趣味纯粹、画风超前的画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作画，迂回曲折，旁枝斜出，结出奇异的艺术之果而无法归类。这其中，李骆公可算典型的个案。那“书中有画”的草篆，与米罗的画放在一起，论笔墨线条，可以说毫不逊色，甚或凌驾其上。不得不承认的是，两者仍有重要区别，如果说前者是戴着脚镣舞蹈，后者就是天马行空的自由创造。

李骆公在新作龟虽寿前 1978年-1980年代初

亨利·马蒂斯完成中的作品

胡安·米罗听音乐的女人油彩 129.5x161.6cm

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一桩心事开始萦绕李骆公。周围的朋友纷纷劝他重拾画笔，恢复中断多年的油画创作。恩师刘海粟从欧洲给他捎回上好的油画颜料，儿子李又三从东京给他寄来日本最高级的画架，李骆公自己也跃跃欲试，并表示：他其实一直都在心里画着。

光阴如梭，几年过去，李骆公一直未将心中的图画诉诸画布。人们的期待落了空，于是开始解释原因，如画技荒废多年，重拾不易啦；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啦，等等。此外另有一种说法，笔者以为更有参考价值：上世纪80年代初，旅法画家赵无极回国探亲，李骆公看了他的画册，颇受震撼，沉默良久，打消了重拾油画的念头。

李骆公作哈尔滨街景（史国才藏） 1945-1946 原作佚失于哈尔滨

黑沙骆自画像纸本钢笔 15×20.5cm 1940年代

赵无极是李骆公上海美专时代的同学，1940年李骆公与他先后在上海大新公司的画厅举办个人画展，因为经济拮据，李骆公画展用的画框，还是赵无极借的。两人志同道合，画风也接近。抗战胜利后，赵无极自费留学法国，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浸泡多年，探索出一种东方趣味的抽象表现主义画风，成为“巴黎画派”的重要一员，如今已是名满全球的艺术大师。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晚年李骆公对漓江画童阿西的发现栽培。阿西是灵川县文化馆一位同事的孩子，1973年生，与李骆公间壁而住。在与李骆公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小阿西开始涂鸦学画，进步神速，令李骆公欣喜万分，不遗余力指导爱护，不使脆弱的艺术神童受到任何污染。1976年冬，芬兰文化部为次年举办的赫尔辛基国际儿童画展向中国征稿，得知这个消息，李骆公从阿西的画作中精选十幅寄给广西有关部门，不料被退回，理由是阿西没有户籍。于是，李骆公自淘腰包，请长假，亲自携画北上，请求画界同行老友的支持，北京的李可染、张仃、黄永玉，上海的关良、朱屺瞻等名家，看了阿西的画纷纷叫好并挥毫题词，予以高度评价。阿西终于破例获得参展资格，他的作品震撼了评委，荣获此次国际儿童画大赛的金奖，从此声誉鹊起，直至引起“英国艺术教父”、国际绘画大师大卫·霍克尼的关注，在1981年的中国之旅中，专程到桂林寻访这位比自己小四十多岁的天才画童，并馈赠绘画颜料。

以上的故事听来就像传奇。时过境迁，类似的故事是否还会发生？笔者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李骆公此举，已超出“爱才”、“识才”的范畴，而更含“以儿童为师”的艺术痴心，也就是说，在对“童心”自由飞扬的向往中，寄托着李骆公自己的绘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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