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与当代女性情感观：生为子君，却梦想成为唐晶

说来残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出生的这批中国女性，在青春烂漫时接受的所有情感教育，都是“不及物”的，启蒙主义的幽灵和理想主义的光辉，在破灭之后依旧散发着它们的余韵。然而等到真正进入婚姻与家庭，中国社会早已完成市场经济转型，资本主义逻辑成为新一代丛林法则，摆在她们面前的是一个必须“及物”的世界。让一个理想主义者面对现实，这个文学艺术中无比悲怆的主题，其实正是一代中国女性人人都在探索的命运。

彼时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由禁闭走向开放，“爱情”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成为人性自由、追求解放的表征。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引发的社会讨论，在为女作家与老干部疑似精神出轨的爱情赋权、正名的背后，是在为人们告别集体主义、重提个体权利进行合法性的论证。琼瑶作品随着书籍、影视等形式进入大陆，成为风靡一时的大众文化现象，并因《还珠格格》系列的成功达到顶点。现在回顾，无论是纯文学里那些爱情自由身体解放，还是琼瑶小说里那些小三上位真爱无敌，估计都会被今日的“正房教”痛骂到死，作为反派的男二女二，也会时常作为“故事里唯一的正常人”被社交媒体重新解读。然而作为一代人的情感启蒙者，在琼瑶的感情观中，为了爱情可以不顾家庭、阶级甚至道德伦理，这种对绝对纯粹之感情与自我的追求，却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表征。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启蒙理想的破灭，张爱玲被重新发掘，并通过影视化进入大众视野。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依旧有个人，有爱情，但在个人和爱情的背后，却是无法抗拒的时代与命运。无论是《倾城之恋》中，空袭毁灭了一座城池却缔结了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姻缘，还是《半生缘》里，乱世的颠沛流离让曼桢和世钧难成眷属，爱情并未让人们获得超越日常生活的机会，反而因此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和无力，甚至还因求之不得而屡屡露出卑琐的一面。从琼瑶处知爱之无敌，到张爱玲处知爱之有限，一起一落之间，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一代中国女性感情观的碎裂。

无论舆论怎样谴责郭敬明的拜金，但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看郭敬明长大的这代人，总比看琼瑶长大的上代人要活得轻松，因为从现实走向理想，总比从理想掉落现实，相对不那么痛苦一点。坏人成佛，只需要放下屠刀，但好人成佛，还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以琼瑶启蒙，被张爱玲打脸，在感情观碎裂之际仍旧需要顽强求生，这个求生的途径，就是通过《我的前半生》被再次提起的亦舒：在跟我谈论爱情之前，请先让我拥有一块面包。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每每晚间首播结束，社交媒体上就会涌现关于《我的前半生》各种各样的剧情讨论，主要角色的风评屡屡转变，追根究底，是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立体多面，在演技派演员加持下更显得血肉丰满。罗子君有为妻的娇纵，也有为母的坚韧；陈俊生有作为丈夫的逃避、失职，也有作为下属的担当、义气；贺涵有他成熟睿智、充满魅力的一面，也有喜欢说教、热衷“养成”的一面；唐晶会为朋友子君两肋插刀，但在事业上杀红了眼，也会不打招呼就利用恋人贺涵的纰漏抢夺案子。

而《我的前半生》能够热映的关键，还在于它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揭露了生活无比现实的一面。婚姻里的第三者，不是狗血家庭伦理剧中的那些妖艳贱货，而是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年妇女，甚至在养尊处优的原配面前相形见绌，但就是那点加班时的陪伴、午夜里的热茶，几个月的温言软语、善解人意，盖过了夫妻相携成长的十年。爱情难测，婚姻易变，这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其中的暗流涌动，让你根本无从察觉，哪怕是事后明了，不甘心地苦苦比较，却更生出一丝荒诞。

离婚之后，周末探望孩子的时间，亲生孩子平儿，只有爷爷奶奶陪伴，爸爸俊生是要和新妇凌玲、继子佳清出门逛街、吃饭、看电影的，哪怕是留宿一夜，也是佳清睡在床上，平儿打打地铺。小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也会吵闹着要回原先大房子的家，也会看见条件好的叔叔就眉开眼笑、讨取好处。血浓于水、相依为命的鸡汤已经馊了，这里有的就是“妈妈指望不上儿子，儿子也指望不上爹”的一剂毒药。

《我的前半生》里最“成人”的一幕，莫过于凌玲和俊生误入子君供职的店铺买鞋，子君一闪而过的怔忪之后，立刻换上职业化的笑容，单膝跪地为昔日小三脱鞋换鞋，拿捏着前夫的内疚、利用着小三的面子，一口气卖出了两双高档女鞋。当同事事后得知他们的关系，惊讶于“那你刚才岂不是有一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感觉”，子君淡然转身，“我好得很。本月业绩我又稳冲第一了”，“我要是给他们脸色看呢，什么都得不到，要是笑脸相迎呢，还能多卖出去两双鞋，你说哪个划算？”

亦舒写喜宝有句人生格言，“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很多很多的钱，如果两件都没有，有健康也是好的”。前夫的感情，既然已经失去了，秋后算账这种事，能出气，没得利。不如心平气和地将对方的那点心思都兑换成自己的银子，前夫的愧疚卖一双鞋，小三的面子卖一双鞋，多卖一双是一双，有了提成才能活下去，然后才能活得漂亮。连鲁迅在《伤逝》里头都说，“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像罗子君以前衣食无忧地过阔太生活，只是偶然，离婚之后从头开始，才是必然。即便是电视剧中拥有主角光环，被唐晶和贺涵一起帮助，罗子君也不敢轻言接受。贺涵大大剌剌地授意她瞎编简历，并可以做她的担保人，但子君还是担心万一出事拖累对方，并且面试之前专程观察生活、以防被问到工作细节。然而即便是这样用心准备，也没有青春偶像剧中“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的阳光励志，倒是刚巧撞到了枪口上，差点被假工作里的真同事戳穿。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即便是助人者仗义伸手，也会有老天暗中设障。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接受丛林里的规则。在现实的逻辑中，感情这东西，是贵是贱，是厚是薄，那是要满足了马斯洛金字塔下面几层的人才有资格考虑的问题。琼瑶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故事，已经连十几岁的小姑娘都骗不过去了，亦舒的重现，宛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发展中的香港之魂，在二十一世纪的上海重新找到了肉身：爱情童话不存在，个人奋斗正当时。

生而为子君，却梦想成为唐晶

从凭借最初的校园爱情，就能获得优渥生活的怡然阔太，到跌落入遭遇背叛、谋生奔波、终成精英的职业女性，罗子君的人生遭遇，其实也是当代中国女性情感观念的另类表达。谁不是从追求纯粹感情的爱情神话之中走出，从一条条鄙视链中，认清利益至上的现实逻辑，从一个个第三者中，认清爱情易逝的感情真相，最后提刀上马、征战人生。从童话到现实，这是时代转型期，一代女性不可避免的命运，她们唯一的后悔，就是没有梦醒得更早一点，甚至，干脆从来就没有梦过最好。

所以，她们最像的是罗子君，但最想做的却是唐晶。

《步步惊心》里，若曦从温润如玉的八爷移情最后赢家四爷，是种梦醒；《甄嬛传》里，甄嬛爱过皇上、爱过郡王，最后误杀郡王、气死皇上，是种梦醒；《我的前半生》里，子君从离婚到逆袭，同样是种梦醒。作家和编剧折腾出一幕幕“坠落”之后“重生”的故事，来陪伴着一代女性度过谷底的艰难岁月。若曦、甄嬛、子君，都是她们世俗意义上认清真相后的“榜样”，但唐晶，却是她们走出谷底、回望岁月时，理想世界中的“偶像”：她从未经历坠落，因为她从未有过梦游。

如果不把性别的刻板印象作为预设，人生会活得潇洒很多。当贺涵将自己的破绽故意露给唐晶，想试探唐晶对自己的感情时，唐晶毫不犹豫地拿着文件截住了原本属于贺涵的客户。贺涵为此伤心失落，唐晶为此后悔道歉，但他们都无可否认，这个选择，是唐晶的本能，无法克制的本能。正如《杜拉拉升职记》席卷全国时，“中国的出版人突然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的职场女性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图书消费群体，她们对成功的渴望，并不亚于这个国家里的男人。”

罗子君办公室捉小三，能说出“相比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教养是完全不值一提的东西”，是因为此时此刻，她的婚姻和家庭，对她不仅意味着爱情，更意味着经济来源，意味着每日口粮。一个人为生存而挣扎时，十之八九，姿态是好看不了的。只有等她得过三个月销售冠军，知道自己可以靠本事活下来，才能对老金的小恩小惠、上司的图谋不轨说不，才能成为“姿态好看”的“亦舒女郎”。

唐晶不同，她天生就是“亦舒女郎”，从一开始，她就热爱工作、只信自己。她有爱情，也有爱人，但爱情的位置，或许比面包要高，但肯定比江山要低多了。因而为了江山，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男人。唐晶作为亦舒女郎，从未有过姿态不好看的时刻，毕竟，杀人比求人，姿态要好看多了。

因而当电视剧开播之初，连造型师都在暗搓搓地丑化家庭妇女，把离婚之前的子君打扮得花红柳绿，更加衬托得唐晶在黑白灰的变换中，美得高级脱俗，充满精英气质，非常“亦舒女郎”。日料店的小帮工一口一个“唐晶女神”，猜测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她。子君周围的都是憨直老金、已婚上司之类的烂桃花，而唐晶，才是全剧男男女女都心心念念的真女神：贺涵爱慕她，李睿追求她，罗平勾搭她，老卓欣赏她，子君依赖她，洛洛崇拜她，连情敌薇薇安都在认输之后承认对她有好感、想做朋友——当然，唐晶礼貌地拒绝了。

《我的前半生》从原著到剧作，争议最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原著中唐晶、子君分别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回归了家庭生活，让人觉得独立的女性最终也不免落入找个男人嫁掉的选择，实在是虎头蛇尾。电视剧则让贺涵和子君产生了感情，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其实最好的结局，应该是让子君的下半生过得和上半生不再一样，享受单身独立的职场精英生活。男性的终极理想是“后宫三千”，这点自古未变，但是当代女性的终极理想，却是“没有男人”，换句话说，就是如同唐晶那样，无论有没有那另一个人，都永远保持着清醒、独立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