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安康：移民的进与退

沿着山沟去往村里的道路只修到半山腰便戛然而止，前方的路上堆满了乱石和杂草，大部分的房子都成了废墟，只剩残垣断壁。

即便残败如此，村子并没有被人完全遗弃。山坡上突然传来小羊羔细软的“咩咩”声，这声音越来越响，几只小山羊突然跳下岩石。它们的主人怀胜堂就跟在后面。再往山谷里一看，路边一块块零星的农田里长出了油菜花和其他蔬菜，过了一阵，有都直不起腰的老人冒出来，拎着篮子要去摘菜。

七堰社区作为陕南移民安置点示范点，村里挂着很多标语，“搬得出，稳得住，早搬迁，早脱贫。”  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陈曦 图

这是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七堰村搬迁后7年的模样。2010年7月，一场暴雨导致泥石流滑坡，埋葬了村里29条人命。一年后陕西省宣布实施一项涉及280万人的大移民工程，计划让地处偏远、贫困和地质灾害多发区的村民搬离老家，住进新的乡镇。

这里是秦岭最南端。从前，秦岭是“天下之大阻”，分隔了南北气候，这里还是秦岭和胡焕庸线交汇的地方，巴山连着它的南部，分隔了汉中和四川两大富庶的平原，山区河谷深切，原本的旅行要翻越崇山峻岭，“蜀道之难，使人听此凋朱颜”，但现在，贯穿秦岭的隧道通达，几个小时就可以翻越南北。

财富和技术正深刻地影响这深山里的村落。随着快速公路深入，崭新的村庄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在道路两旁。你可以一眼将它们和旧村落区别开来——千篇一律的房屋一簇簇挤在被开凿出来的平地或缓坡上，它们正是陕西移民计划所着眼的地方。

放眼全国，为了实现脱贫目标，中央正在实施一项涉及上千万人的异地扶贫工程，仅在“十三五”期间，这项工程就计划搬迁1000万人。其中，陕西、四川、湖北、贵州、广西的移民计划都超过百万人，堪比三峡大坝移民量。

营盘镇龙潭村未搬迁村民仍然居住在老房子有地可种。 

不过在许多地方，实际搬迁的人数常低于政府的预期。秦岭里的一些新村，往往只有房子而没有居民。有的偌大一个村子，却只有寥寥十几户、几十户长期居住。

这些问题七堰也无法避免。

步道、花园、篮球场、小型集会广场和雅致的社区办公楼，即便配套完善，新村却显得特别冷清。为了拍一张有行人的照片，通常要在这里等上很长时间，只有在孩子们上下学的时候，路上才热闹起来。许多的人家大门紧锁，邻居说，打工去了，要到春节才回。

七堰社区新楼墙上的宣传画。

新村选址在山谷的开阔地带，雨水可以很快顺着河道排出，虽然解除了村民对山洪灾害的担心，每家每户的生计却成了问题。

“我们搬下去没得法子，娃子没有收入，我们要生活嘛。”60岁的怀胜堂在老村子的家门前说。

他的土房子守在垭口，俯瞰半个山沟。灾害发生的时候，随着泥石流倾泻下来的泥沙填满了低洼处，巨大的石块横亘在沟底的石桥旁，但现在杂草丛生，早就没了当时的模样。

怀胜堂有3个儿子，他们长期在南方城市打工。他和老伴带着大儿子的一对子女住在山里。儿子们有时候从外面汇些钱给夫妻俩用，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要靠自己。

怀胜堂在七堰社区的新家。

在老家养羊、种菜、采茶，过着传统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开销，新村地少人多，没有土地可耕种，吃喝都得花钱。

怀胜堂的忧虑是那里的人普遍存在的烦恼。在新村推开他们的门，许多家庭都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有的只是空空的房间。为了减少开销，人们平时就尽量避免外出。只要天色还没黑尽，为了省下些电费，也很少开灯。

按照政策，政府给予迁往新村的家庭实行一次性住房补助，但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拿出剩余的购房款仍是捉襟见肘。七堰村主任黄锋就说，好几位村民问他借钱买房，过了好几年还是没还上。此外，他们还要担心没了耕地后的生计问题。只要身体好，外出打工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更多的时候，怀胜堂老两口还是带着孙子和孙女住在老房子，两个孩子都还在上小学。

怀家领取的搬迁补贴是4万元，他的3个儿子又花了3年凑足17万，到2014年买下新村一套106平方米的公寓房，又到了来年才有钱装修。这套房子，怀胜堂舍不得住。他担心小偷光顾，每隔一两天就回到新家一趟，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又走路回到山里。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七堰村的人都对大雨心有余悸。怀胜堂记得，那个夜里，他坐在屋里，眼看着山谷的水一节节涨起来，已经到了房子跟前，他赶紧叫上家人，往山坡上跑，一宿都躲在一个塑料棚里。第二天他才知道出了事，山脚下半个山坡垮塌下去，盖住了好几幢房子。后来，村里的人在那儿立个碑，纪念遇难的人。

2010年“7.18特大泥石流灾害”，将七堰村一队的房屋全部掩埋，造成29人死亡，原七堰村一队的位置，现在整齐地种上了松树苗。

暴雨和山洪在夏季频发，财产损失也是常有的事，但在搬不搬迁这个问题上，年轻人和老年人产生了分歧。老年人不愿离开，大多数年轻人却不愿意守着这座山。他们不爱种地，他们的父母也从小不让他们再种地。

26岁的黄凯是七堰新社区为数不多的“返乡青年”。不过他说，回家是为了结婚，后来他在新村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电工的工作，就没有再回到大城市。

新村现在距离高速公里只有几公里。走出去不远就有超市、餐厅、卡拉OK。黄凯也说，有了新房子就觉得在家待着比外面好。等到建筑工地上的工作结束了，也不打算出远门，“有足够的钱就在附近开个饭馆。”他说。

搬迁后，曾经的七堰村变成了七堰社区，合并了周边其他居民，社区合并后有1025户，有209户的贫困户，在路口竖立着社区规划图。

更多的公寓楼正在新社区扩建。按照规划，今后将有超过4000人入住，除了来自山区不同村落的移民外，政府还计划售卖商品房，聚集更多的人气。

这种计划能否实现有待时间考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吴锋在陕南移民区调研。他发现在山里，旅游是个支撑产业，靠近旅游点的村子家家开农家乐，年轻人都能安顿下来，离开旅游区就萧条很多。

但秦岭的旅游在吴锋看来还欠发展。“秦岭是中国南北的分界，也是文化的交融之地，可以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和北美落基山脉相比，但不论知名度还是旅游产业都比不上后者。”

有学者多年前就提出建立秦岭国家公园的想法。那里是中国珍稀动物大熊猫、金丝猴的栖息地，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但提到这些野生动物，大部分人都只想到四川、云南。

陕西省移民脱贫搬迁工作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李夏胤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配套不完善就会导致乡村的人气低”。他口中的配套，指的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

但“这是（城镇化）势必要发生的事，我们只是加快了这个进程。陕南移民现在已经不是搬不搬的问题，而是后续的发展问题。”他补充说。

2017年3月，七堰社区组织精准扶贫户参加会议，讲解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以及2017年社区希望打造旅游新镇的计划。

七堰村主任黄锋也头疼如何吸引年轻人回乡和解决村里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

陕西省的生态移民计划提出要将新村尽可能建在靠近工业园区和旅游区的地方。对于政府来说，新的集中型乡镇似乎也是以劳动力密集为特点来吸引企业入驻的优势。但更多时候，效果并不能立即显现。

七堰社区合作社有养猪场、茶园、藕池，村主任黄锋希望解决留守中老年人就业，但现代化养猪场只需要很少人工，茶园、藕池也只能在固定时节农忙。

黄锋说，七堰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外出务工的传统，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到更发达的南方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在国家打造新一轮特色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这位村干部看到了希望。他参观了汶川地震遗址后，有了在七堰建立泥石流灾害遗址纪念馆的想法。“都说这里是陕南避灾移民的发源地，我们还在原来那地方搞了纪念碑，原来的好山好地给冲毁了，应该利用起来，”他说。

还住在老村的小学生们上学需要走大约半小时到新社区附近的学校。

黄锋还想到发展茶园。“记事的时候就听老人家在说我们这块儿好多茶叶，（他们）走个上十天的路程到西安去换点盐回来。”他联合着几个人，承包了一片茶场。在村里开村民大会的时候，他鼓励那些留守的中老年人到茶园去工作。但会后有人抱怨说，茶园大规模用工的时间只有短短数周，大家还是感到没有着落。

怀胜堂家的偏屋里，放着制备好的棺木。

转眼间又临近雨季，村干部时不时地跑回山里，叮嘱留守的人撤退。怀胜堂的儿子们给他打电话也常问有没有下雨。他心想着只要没有大暴雨就还可以住在山里。新家对他来说，还显得陌生，他甚至不知道煤气灶如何使用，儿子们给他添了个小电磁炉，他也舍不得在那里折腾，总觉得这房子是要留给儿子们的。

（“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专题每周一、三、五刊发更新，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