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姑妈到美少女，简·奥斯丁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重建

一八一七年，亨利·奥斯丁在给刚去世的妹妹作传时，一定想象不到笔下那个“生平无大事”的简会在两百年后有怎样的命运。上世纪末以来，一股奥斯丁热潮在全球蔚然兴起。其六部小说的影视改编接连问世，引起广泛反响，不仅带动原著再度畅销，还让“奥斯丁服饰”“奥斯丁家居”“奥斯丁旅游”备受欢迎。更匪夷所思的是，奥斯丁本人竟然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全球最美五十人之一，还入选《娱乐周刊》十大“娱乐人物”，令人顿生穿越错觉。一位奥斯丁专家不禁感叹：“（奥斯丁）所吸引的公众想象和媒体关注足以让任何在世的作家羡慕。”

这个堪比大众偶像的“简”究竟魅力何在？二十一世纪的公众和媒体如何想象这位已作古两个世纪的经典作家？我们可以透过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传记影片——《成为简》（Becoming Jane）——来寻觅答案。略显怪异的片名借自新近出版且颇受好评的奥斯丁传记《成为简·奥斯丁》（Becoming Jane Austen: A Life）。影片将历史、传记、虚构融为一体，成为一个联结作家生平、传记、作品及相关影视改编等多重文本的互文范例；并且，作为首部以简·奥斯丁本人为主角的商业剧情片，集中反映了作家在当代大众文化景观中的形象与定位，折射出当代人诉诸“奥斯丁”的欲望和需要。本文将主要通过该片来探讨简·奥斯丁在当代大众文化中的形象重建话题。

从传记到电影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奥斯丁的生卒年月、社会关系、出版过程，这些可谓证据确凿的史实材料不难查到；但其私底下的真实面目，其创作灵感的具体来源，其人生选择的复杂原因，却无人得知。尤其是当姐姐卡桑德拉烧掉部分信件后，作家的私生活便更成谜团。也许正是这份看似简单的人生履历，给后人留下更多遐想空间；正是家人的销毁行为，使得“奥斯丁”愈发成为传记家眼中神秘莫测而又魅力十足的对象。

《成为简》之前，早已有被奥斯丁家族成员精心管理并广为传播的“简姑妈”形象。不论是兄长亨利·奥斯丁在简去世后描绘的“贤淑虔诚的基督徒”，还是侄儿詹姆斯·爱德华·奥斯丁-李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打造的温柔和善的“简姑妈”，都意在塑造一位一生波澜不惊、品性无可指摘、几至圣贤的奥斯丁，一切会引发争议的成分均被去除。而后，经过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社会及至一战后报刊媒体的渲染和教育体制的灌输，“简姑妈”逐渐演变成一个关于奥斯丁的神话，以至于一九三二年奥斯丁信件结集出版时，很多人大吃一惊，因为那个听上去并不温柔且好嘲讽的写信人与完美的“简姑妈”形象构成了反差。渐渐地，随着更多史料的挖掘，当代的传记者推演、拼凑、建构出奥斯丁更为丰富的面目。例如，帕克·洪南（Park Honnan）首度披露了奥斯丁失败的初恋，大卫·诺克斯（David Nokes）揭示了奥斯丁的“阴暗”内心，克莱尔·托玛琳（Claire Tomalin）突破奥斯丁的简单人生、展现其见多识广的经历，卡罗尔·希尔德（Carole Shield）则强调了她与环境的和解……

作为传记，《成为简·奥斯丁》的特色何在？——答案是“爱情”。确切地说，是爱情与写作的关系。作者乔恩·斯彭斯（Jon Spence）以前所未有的篇幅探讨了奥斯丁的初恋经历于其创作的意义。他认为，与汤姆·勒弗罗伊（Tom Lefroy）的关系不仅造就了奥斯丁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且影响了其所有作品。不仅《傲慢与偏见》直接以作家本人与勒弗罗伊为人物原型，连后期的《劝导》都象征着对勒弗罗伊的“正式告别”。

爱情在以往奥斯丁的传记中，即便不是全然消隐，也大多一笔带过，因为“事实”实在是乏善可陈。这位勒弗罗伊出生于爱尔兰，是奥斯丁邻居的亲戚，当时在伦敦攻读法律，一七九五年圣诞节访亲度假时结识了奥斯丁。口述笔传留下的种种蛛丝马迹表明，两人一度关系密切，但男方在一七九六年初突然离去，从此天涯各一方。然而，斯彭斯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巧合，奥斯丁在一七九六年夏天前往伦敦时，恰恰住在勒弗罗伊寄居之地；继而大胆推测：在此期间两人有过接触！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传记者也语焉不详。

传记者这一小小推断，立即引起奥斯丁专家的不满，奥斯丁北美协会前主席琼·克林格尔·雷（Joan Klingel Ray）教授指出，时值学校放假，勒弗罗伊不可能留在伦敦，更不可能与简重逢。当然教授的反驳也是推断，假期并不排除因特殊缘故逗留的可能。与学者的质疑相对照的是，影视创作者从这一推断中获得了灵感并作出自由发挥——简不仅与勒弗罗伊重逢于伦敦，其后续更是一波三折，或许会令奥斯丁的忠实读者目瞪口呆。

恋爱中的奥斯丁

这段半真半假、真假难分的情事，倒是秉承了传记的主旨，与简的创作紧密交织。影片伊始，简便以“写作的女性”之姿态出场。她时而驻笔凝思，时而奋笔疾书。笔、纸、书，成为全片最常见的道具和表意符号。主人公初识的场景也与写作相关。简在壁炉前为家人朗读作品时，不速之客勒弗罗伊闯入，对她的得意之作不屑一顾。不久，两人在书房偶遇，由讨论文学技巧而互生好感。勒弗罗伊离别前，彼此坦白心声，相约在伦敦会面，并结伴拜访著名小说家拉德克里夫夫人……文学爱好为两人的相知相爱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与勒弗罗伊交往还帮助简认识到自身局限。他嘲笑她不谙人事，推荐当时可谓诲淫诲盗的《汤姆·琼斯》。这种以男性游历和视角为主导的作品，间接为她打开一扇通向未知广阔世界的窗扉。从简读菲尔丁小说时的废寝忘食，以及和表姐一起偷窥男孩们在河里洗澡时的兴奋可以看出，简对这个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以前的她只拥有乡村少女的视角，而他带来了与之相对的、城市的、男性的观点，作为挑战和补充。两性的思想交锋不仅滋生了爱情，也扩大了简身为创作者的视野。

尤为重要的是，亲身的恋爱体验激发了简的创作灵感。片中简开写《傲慢与偏见》正是在去伦敦探望勒弗罗伊期间。与心上人交换誓言后，她心潮澎湃、彻夜难眠，构思出“五个穷人家的女孩子……”的故事。而当恋情遭到勒弗罗伊的经济资助人的极力反对以及姐姐未婚夫客死他乡的消息传来时，写作又变成平复内心忧伤的发泄工具和寄托。她告诉姐姐正在创作一个“关于两个女人”的故事（暗指《埃莉诺和玛丽安》，即《理智与情感》的前身），说要写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由此，写作拥有在另一个层面上推动爱情的力量——通过虚构，可以将现实中的缺憾弥补成完满。

虽然影片聚焦于作家的爱情，片名是“成为简”而非“恋爱中的奥斯丁”，暗示着影片主要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成为”的主语应该是影片重点刻画的少女阶段的奥斯丁，一个才华横溢、芳心萌动的女孩；“成为”的宾语则是大众熟知的作家“奥斯丁”，其中包含着女孩简需要寻找和确立的两个身份——终身未婚的简，以及创造出不朽作品的简。无论是传记还是电影，都似乎意在强调“成为简”与她的初恋相关。但问题在于，“成为”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这两种身份如何融为一体？一次失败的初恋固然令人心碎，却未必导致终身不婚的抉择；私人情事固然助益写作，却并非获得伟大文学成就的必要条件。爱情和写作的交织背后还隐藏着怎样的矛盾冲突，是电影轻描淡写或故意回避的？

作为女性的奥斯丁

片中，简与恋人首次分手后，母亲警告她：“有情固然好，没钱却万万不行。”缺乏经济来源正是有情人被拆散的原因。在一个由金钱、阶级、性别差异所构成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对于法律和经济上都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来说，追求爱情似乎变成一种奢望。简对此不是没有认识。在离开勒弗罗伊后，她接受了同乡富有乡绅韦斯利先生的求婚。与此对应的史实是，奥斯丁在一八〇二年十二月二日答应了哈里斯·比格-威瑟的求婚却在翌日反悔。电影移花接木，把求婚时间提前，以三角关系展示戏剧冲突，以此表现简所面临的那个老套的选择困境——金钱与爱情不可兼得。勒弗罗伊与韦斯利分别代表没钱的心上人和有钱但不爱的人，从简的几次选择可以看到她，或者说编导力图表现的价值观。

在简接受韦斯利求婚后，勒弗罗伊却意外重现。这也引出了全片高潮，也是最离谱出格的虚构：两人决定冲破一切障碍私奔。这是从未见载于任何史册或传记的一段情节，在奥斯丁的小说中只会发生在品行不端的人物身上，而绝不会属于女主角。不过，如果我们不计较历史真实性而将其视为构建“奥斯丁”的一种文本，倒是可以从中读出许多丰富的含义。当私奔途中简发现勒弗罗伊的家信，得知他是一家生计的依靠，意识到自己的欢乐可能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时，简选择了主动离开。如果说第一次分手是被社会所迫，第二次看似简的自主选择，实则还是囿于社会压力的被动选择。

在简的“选择”背后，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无法选择的现实。尽管少女简可以如假小子般撒腿狂奔、猛挥球棒，尽管智力完全不输于男性同龄人，她却不能像亨利或勒弗罗伊一样去接受大学教育。这种不平等甚至表现在她和勒弗罗伊的关系中。初次见面，他便对她的文风不以为然，促使她撕毁稿纸、自我否定。再度相遇，自以为见多识广的他嘲笑长于深闺的她的空白人生，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来“指导”她去了解只有男性掌握着入场券的世界。女性是被男性启发和指导的，伟大的女作家也不例外。女性可以不顾自己的声名，却极其在乎心上人的前程，在追爱路上依然谨守传统的利他美德。简忍痛割爱的行为后面，隐藏着其实与“简姑妈”一脉相承的价值体系，都是社会对“理想女性”的期许：善良，体贴，自我牺牲，成全他人。相比之下，同样丧失了珍贵初恋的勒弗罗伊依然选择了结婚生子，而简却孤独终老。为爱情付出代价的常常是女性。

即便没有经济压力呢？假设简能衣食无忧地与心上人步入婚姻殿堂，她可以“成为简·奥斯丁”吗？片中拉德克里夫夫人意味深长的愁容，似乎预示出不妙的前景。在这段由编导虚构的拜访片段中，女作家透露出同时扮演妻子和作家身份的艰难：“别人都说他的妻子是疯子。”在俗世眼里，女性作为妻子与作家的双重身份是无法调和的。

值得注意的是，“becoming”除了“成为”还有“适合、适应”之意。“成为简”既可以指代主人公用写作界定自我直到成就自我的过程，也可以暗含她不断调适自身、迎合期待、归顺社会的意味。片中简的身姿就隐含着某种微妙的变化。影片前半部的她假小子气十足，漫山遍野地奔跑嬉戏，令人想起奥斯丁小说中无忧无虑的凯瑟琳、热情奔放的玛丽安、精力旺盛的伊丽莎白。渐渐地，她的步履愈益沉重，神情越发压抑隐忍，除了私奔片段短暂迸发的释放感，后半部的她更像是稳重克制的埃莉诺、沉默内向的范尼、忍辱负重的安。简在成为“简”过程中面临的冲突，也是影片内含的深层矛盾所在：一方面，编导着力塑造一个热情浪漫、才华出众、个性独特的女主角；另一方面，又让这个女主角不断地遭受束缚和打压，在传统伦理面前依旧固步自封。

作为作家的奥斯丁

影片的这一深层矛盾，使它在表现简“成为”作家身份时愈发力不从心、含糊其辞了。在放弃私奔归来后，面对众人的疑惑，简宣称“年轻的女人可以自食其力”，明确地表达了拒绝婚姻、以写作为生的愿望。但是，“如何自食其力”这个关键问题被影片一带而过，仅通过片尾展现简的功成名就，而这样的表现方式恰恰反映了当代大众文化对一位女性作家的想象与定位。

电影的前半部分，写作基本上是文艺少女用于自娱和宣泄的途径：为亲朋好友朗读习作，情难自抑时文思泉涌，为情所伤时借“笔”浇愁，而无任何出版计划或靠写作谋生的暗示；答应乡绅的求婚时，简似乎并不关心婚后写作的前景；决定私奔之际，也仿佛把写作抛在脑后。而在简决定自食其力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写作一举成为女性与社会抗争的武器。写作不仅是主人公爱情的催化剂，也是包治百病的“万金油”。可为爱情驱遣，可为独立服务；不仅能赋予女性精神上的自由，还能保证物质上的自立。

然而，以写作自娱自乐是一回事，用文字获利谋生又是一回事了。如何由前者转换成后者，影片却避而不提，似乎转换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点和塑造“简姑妈”的《回忆录》如出一辙。奥斯丁时代女性写作的真实情况是：十八世纪，中产阶级女性一方面被工业社会排除而失去影响与地位，一方面由于高雅文化的盛行又掌握一定话语权，加上出版业的发展，种种因素使得写作成为少数向女性开放的新兴职业之一。与不图名利、将写作视为闲情逸致的“简姑妈”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女性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写作。新的市场机制给她们带来财力与影响力的同时，也为她们设置了代价。在时人眼里，女作家与歌手演员之类抛头露面的职业并无本质不同。出书将她们推到公众面前，使之拥有女儿、妻子、母亲之外的身份，成为众多陌生人（包括男性）注目的焦点，这是对女性谦逊含蓄美德的偏离，会影响其美好名声。因此女作者往往选择匿名出版，把个人身份与可以成为商品的作者身份分开。如奥斯丁的六部小说均署名为“一位女士”或“《XXX》（先前出版作品）的作者”。

除了身份焦虑，市场也给女性创作带来压力与限制。女性写作聚焦教育、道德、婚恋和家庭生活，与其说是个人选择，不如说是市场要求的结果。奥斯丁的小说《苏珊》在她有生之年未能出版，因为它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哥特小说。出版商正靠着拉德克里夫夫人的哥特小说赚钱呢，怎肯自唱反调？写书不易，付梓更难。出版完全是风险市场，对于未成名的作者尤其如此。要想作品出版，只有靠征订、自费、一次性卖断版权等几种方式。征订需要公开身份，因此为很多女性作者弃用。后两种方式又往往迫使作者作出事后看来不甚明智的选择。奥斯丁就曾以十英镑价格卖掉《苏珊》的版权又不见出版，只好用其他作品赚回钱后重新买回版权。鉴于此教训，她自费出版了《理智与情感》。因销量不错，便以卖版权方式出版《傲慢与偏见》。结果精明的书商降低成本，提高售价，连印两版，大赚一笔。

实际上，奥斯丁作品的问世之路颇不平坦。一七九七年对于她的意义远不止于治疗情伤，也是她（通过家人）接触出版商、积极谋划出版的开始。从一七九七年她父亲向出版社投稿被拒，到一八一一年自费出版《理智与情感》，及至三部作品在身后出版，她和家人经历了与书商的反复交涉，长时间的盼望和等待。她在世时也并未因写作获得今天意义上的“名利双收”。相比较同时代作家玛利亚·埃齐沃斯的11063镑和范尼·伯尼的4280镑，奥斯丁一生靠写作所得的631镑实在不算丰厚。但是她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和家人的通信中还表示“希望挣得更多”。

作为符号的奥斯丁

但这似乎不是电影公司希望我们了解的奥斯丁。他们或许没错。一个为出版四处奔波、锱铢必较的女作家形象大概吸引不来高票房。联系其他受欢迎的奥斯丁改编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奥妙。《成为简》之前，《傲慢与偏见》的最新版改编刚刚大获成功。与以往改编不同，主创大多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该片的热映使得与之有着互文关系的《成为简》“钱”景看好。剧组甚至考虑过请扮演伊丽莎白的“英格兰玫瑰”凯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来出演奥斯丁。最后定下的美国新生代偶像明星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也比任何人选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制作者迎合年轻观众、尤其是美国年轻市场的企图。主演过《公主日记》《穿普拉达的恶魔》等高票房浪漫喜剧片的海瑟薇，用好莱坞的青春时尚颠覆了属于“古老的英格兰”的简姑妈形象。

除了启用偶像明星，“遗产电影”的包装亦不可或缺。围绕着美国女主演的是一帮英国制作班底。埃克斯公司（Eccose Films）、英国电影协会、BBC电影公司等一批以改编名著闻名的英国影视公司，给影片打上明确无误的“英国制造”标签。该片的英国导演朱利安·贾罗德（Julian Jarrold）执导过《远大前程》（1999）、《故园风雨后》（2008）等多部名著改编电影。男主演詹姆斯·麦卡沃伊（James McAvoy）是位文艺气息十足的英国实力派小生。演员朱莉·沃特斯（Julie Walters）、玛吉·史密斯（Maggie Smith）等也都是德高望重的英国表演艺术家。连女主演都努力学习英国口音，认真研读了奥斯丁所有著作，学习钢琴、礼仪、书法等18世纪淑女才艺，尽力“英国化”和“古典化”。

此外，影片采用大量外景拍摄，服装道具尽力仿真还原“历史”。秀丽的英国山川大地，精致考究的室内陈设、古装背景，使得影片变成“遗产工业”的一部分，把青春与浪漫，同历史与文化打包销售，将“奥斯丁”这一文化资产成功转换为经济资产。如果说，那位温柔娴淑的“简姑妈”在变化动荡、身份不明的时代之交，曾经呼应了读者的困惑与乡愁；那么，这个美丽冲动、为了爱情以及心上人的幸福可以放弃一切的简，同样也满足了当代人的某种需要，成为大众文化所打造的新的奥斯丁神话。尽管时间长河跨越两个世纪，前工业时代的牧歌般的生活方式，对许多人依旧魅力无穷。隔着书架的默契交流，在纸上沙沙书写的鹅毛笔，唤醒了为声光影电所晕眩的新新人类对温暖朴实的人际交往的渴望。美丽纯净得几乎不染一丝杂质的花园绿地，古朴的庭院门宅，满足着压力之下的城市寄居者对清新大自然和绿色生活的向往。而与此同时，这个奥斯丁有着更为青春、浪漫、平民化的姿态，更能激发年轻一代的共鸣。一言以蔽之，与其说观众在通过电影了解关于简·奥斯丁的历史真相，不如说他/她们在购买以“奥斯丁”为符号或商标而打包兜售的浪漫幻想和桃源梦境。

如此包装之下，青春浪漫的文学少女，只需一个镜头切换便“成为”盛会上霜染两鬓的中年作家。由片头的乡间小屋到片尾宾客云集的水晶灯客厅，场所的变化隐喻般地暗示着奥斯丁在文化景观中地位的变迁。当晚会宾客打听作家的身份时，亨利说：“我妹妹不求闻达于世”；这一声明立即被影像语言解构，我们看到“简”端坐在富丽堂皇的背景之下，置身簇拥和赞赏的人群之中。真实的奥斯丁可没有享受过这样的荣耀。一八一一年她在伦敦亨利夫妇家小住时，那里的确举办过一场晚宴，但那时奥斯丁连首部作品都尚未出版，更谈不上声名远播。片尾这个奥斯丁是今人对于“奥斯丁”的想象——面容温婉，目光柔和，姿态优雅，模样竟神似《回忆录》扉页的“简姑妈”肖像。一幅当初迎合维多利亚时代公众口味的淑女图，刹那间仿佛重现于二十一世纪的银幕。曾主演过《公主日记》的海瑟薇让奥斯丁的形象变得好似一位亲切甜美、端庄典雅的中年公主，身穿象征高雅品位的蕾丝华服，心满意足地坐享尊荣和喝彩，而作品本身仅化为只言片语的浮光掠影。

这个结尾还有更多的深意。电影为历史上天各一方的奥斯丁与勒弗罗伊安排了一次非同寻常的重聚。勒弗罗伊不仅带着女儿来赴宴，而且女儿的名字也叫“简”。此“简”为彼“简”动情地朗读起自己的作品。囿于历史真实，编导无法为奥斯丁虚构一场不存在的婚姻，只能用表达纪念与寄托的名字来达到某种象征性的结合，就像奥斯丁自己为女主人公设置的美满结局一样。

在那一刻，历史与虚构已经完全模糊了界限，作家奥斯丁好似变成了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也真正化身为一个符号——“简”。

（本文原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4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