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中国式相亲鄙视链；“暴走团”老人

相亲价目表：到底为什么结婚？

来自凤凰WEEKLY的《中国式相亲价目表》，使“中产阶级教育鄙视链”后，“中国式相亲鄙视链”又火了：作者通过考察北京各大公园的“相亲角”，梳理出一条层次分明的“鄙视链”——本地人瞧不上外地人，有北京户口的瞧不上没户口的，三环有房的瞧不上五环“郊区”的……层层分级下来，京籍京户、中心城区与教育高地有房产，男性海归博士与女性本科等指标立足“鄙视链”顶端，无房、无户口、低学历则居“底层”，更有女性因为1991年生“属羊”这种原因被拒绝。

相亲鄙视链。  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 图

相亲市场向来讲究“门当户对”，大多人看得清楚：“门当户对”的要求下，是婚姻对巩固阶层和共享资源的需求。户口、房子、学历、薪酬、职业和家庭背景等等齐刷刷一摆开，一个人大致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实力便一明二白地显现。“沸腾”公众号刊载的《“相亲价目表”是提前打响的“阶层保卫战”》便认为，在转型的社会下，很多人既没有办法保证收入不断增长，也缺乏较好方式保持既有财产增值，对新增的中产阶级而言，“阶层下滑”的恐惧，使其在婚姻大事上格外谨慎；而越是想要“万无一失”，越是说明内心的焦虑——在这场阶层保卫战中，一桩货真价实的婚姻，成为用以巩固阶层地位的壁垒。不难理解，即使在以年轻人为主场的集体相亲或婚恋网站，“颜值”“共同语言”等固然是有分量的考虑因素，但谈得最多的，还是户口、房子、学历和家庭背景。更不难理解，在聚集在相亲角的父母看来，子女的婚姻是否“门当户对”，不仅关涉子女今后人生的幸福和平顺程度，更牵涉到两个大家庭的生活质量、阶层位置和未来利益——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今天，光是付个首付，便有“掏空”父辈和子女两代人积累的可能。

当然，“巩固阶层”“共享资源”等目的，并非现代相亲市场所独有：从父母做主、媒人牵线的传统社会开始，相亲及其所期许的婚姻，往往更看重“利益的同盟”多于“爱情的结合”。让人困惑的是：从50年代初反“封建婚姻”的婚姻法运动开始，强调“感情”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倡导自由恋爱的主张多年来早已获得广泛认可，婚姻归根到底是子女的事，应该让子女来选择并为之负责的信念也日益深入——为何这种子女不在，父母忙活的相亲角近年来越发火热了？就算相亲角的大爷大妈也赞同婚姻最终取决子女的意志，但这种操劳子女婚姻，替子女考虑并挑选婚姻对象的做法，是否也太过插足子女的独立生活了？

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 图

仅用父辈的压迫、代际差异、“传统”、“落后”来解读这种“插足”未必合宜。倘若我们将这种现象视为当代年轻人“婚姻自主权”的丧失的话，须知这种丧失往往并非单纯“父母-子女”代际权力较量的结果：父母基于传统观念，期望子女早日成婚延续后代固然会给下一代造成极大的压力，但年轻一代本身的生活压力、经济需要和情感诉求也使其不得不不情愿地接受或寻求父母的“帮忙”。张丰在新京报书评周刊登载的《中国式相亲鄙视链：不是人之常情，是一种病》一文中，对“父母代劳”做了一种最直观易懂的解释：对身处后工业时代的青年而言，光是为了生存的工作便付出了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忙碌的前提下，影视、游戏往往又占据一部分精力——他们既没有时间，也缺乏途径去找寻恋爱对象并维系亲密关系；在此背景下，父母的出面和操劳便不难理解。

这一分析背后，折射出“父母插足”更根本的原因：若年轻人还在为生存奔波，尚不具备对自己人生的彻底自主，婚姻自主权的掌握谈何容易？正如阎云翔在提出中国“新家庭主义”时的洞见：巨大的生活、工作压力与对人脉、住房的需求，使80后、90后不得不在婚嫁、工作方面继续寻求父母的支持。这一方面扩大了父母在子女婚姻选择的上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使子女在做出婚姻决定时不得不考虑两个家庭父辈的背景、阶层与财力。越来越热闹的相亲角，既折射了年轻一代在“自由恋爱”上遭遇的阻力和困难，也暗示了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婚姻依然不只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庭的事。

但张丰随即写道，无论是参加相亲的年轻人，还是帮孩子征婚的父母一辈，一旦走入双亲市场，便不得不面对双重的孤独和双重的失败：对年轻人来说，以自己才华、性格为骄傲的她/他，在婚姻市场中却不得不搁置丰富、复杂的自我意识，以长相、财产展示一个“更适合结婚的自己”；而对父母一代来说，当他们开始以孩子的婚事为生活的核心，甚至将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幸福与子女的婚姻捆绑在一起时，他们不仅成为子女困难的一个延伸，也让下一代承受更大压力。相亲角和那张令人咋舌的价目表，既是沉重现实下的“人之常情”“不得已为之”，却又在另一方面成为默许甚至加剧资本侵蚀和社会功利化发展的帮凶。

或许正因如此，中国青年报的《没京沪户口未必糟，可怕的是你配不上爱情》，澎湃新闻的《在“中国式相亲”中，大家都失去了做人的尊严》等媒体的评论，依然在强有力的物质和坚硬的现实前谈论尊严和爱情：如果不能保持坚定和信心，无法努力争取对自己和对婚姻自主，即使为了户口牺牲爱情，生活道路漫长，又如何能笃定未来幸福呢？

“暴走团”事件

7月8日，山东临沂一支中老年人组成的晨跑团在机动车道上行进，出发22分钟后遭到一辆出租车冲撞，导致一死两伤。

事故视频和新闻流出后，网友评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暴走团”：“你弱你有理？”“只有车祸才能让暴走团遵守交通规则？”等对晨跑团不守规则、无视公共安全的声讨络绎不绝。

而7月13日，事件进一步升级，该暴走协会的另一支暴走队80多人手拿荧光棒，身贴反光条，以叉车在队尾“护卫”再次走上马路。这种以更不守规则来对抗“不守规则”之指责的行为，引起更大激愤。

争论之中，该事故引发的话题呈现两种走向：坚持理性者，呼吁勿以义愤替代法律审判，强调“暴走团和出租车司机均存在违法行为”，并更多关注对“路权”、法律意识、城市建设和规划专业性的讨论；而许多网友，则针对“暴走团”队长“社会对老年人不够宽容”的说法展开激烈争论，“坏老人”的说法不绝于耳。

车祸发生后，暴走团夜间上路叉车“护航” 。  视频截图

平心而论，正如公众号“人民网舆情监测中心”在《山东临沂老年“暴走团”遭车祸：舆论真的不够宽容？》中的分析，本次事件舆论虽多有激愤，矛头多集中在“无视法律法规就要付出代价”上。网友对司机的同情，更多出于对“暴走团”及其组织者无视交通规则、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满。而面对不少认为“暴走团”“活该”、“应当承担全部责任”的言论，澎湃新闻李勤余在《暴走团老人被撞，我们应该幸灾乐祸吗？》中指出，不能因为受害者有过错，就将所有责任通通推给受害者——这种以道德谴责替代冷静法律判断的行为，是对“正义”概念的歪曲。同时，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暴走团”法治意识的缺失，另一方面却折射出城市建设与规划的挑战：广场舞、晨跑等是当下老年人能选择的最实惠又方便的锻炼方式，有锻炼需要，却无合适场地，再加上规则意识相对单薄，是老年人贸然占用篮球场、烈士陵园广场乃至机动车道的直接原因——对城市治理者来说，不同群体锻炼、运动都是合理权益，如何兼顾不同群体需求，为他们提供合适锻炼场地并减少相互冲突，是创造一个更多元、宽容、和谐的城市空间必须解决的问题。

但本次事件的争端，更多集中在“暴走团”群体的主要构成——中老年人上。联系此前广场舞大妈占领篮球场、烈士陵园前跳广场舞等事件，对部分中老年群体忽视社会规则，挤占公共资源的怨言早已有之。无论是“大妈大叔们怎么越来越讨人嫌了？”还是“是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一类的质问，都反映出指责者对这个群体在公私边界上混淆不清的不满：老一代一方面缺乏对私领域的保护与尊重，另一方面则往往以将公领域视为私领域，不加珍惜且没有公共意识地加以占用。

但周海燕在《我至今记得小时候挤公交车的绝望》中认为，老一代人公私不分，是因为他们一度完全被剥夺了保有“私”的权利。在物质匮乏，分配权被管理机构掌控的年代，尽管一切皆“公”，人们却不得不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等方式为自己争取哪怕多一点的好处：在此意义上，“公”并不更加使人们珍惜公物或富有共享精神，而是使“强者先得”的概念深入人心——“当私域不受保护，公域便势不可免地沦为丛林。”即使未来物质丰富了，青少年的成长经验也极大地烙印在其世界观与行为模式上。更不可忽视的是，被舆论火力集中的“坏老人”一辈，几乎在所有公共资源分配的博弈中都处于代际中最不利的位置：年轻时几多波折，难以受到良好教育，工作后经济冲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下最先下岗的一批人。对这个经济上不占优势，文化上缺乏话语权的人而言，依靠年龄和人数来争夺公共资源、满足自身需求是几乎最现实的选择。周海燕认为，看到其中历史因果，而不是用种种污名去片面指责这个群体，才能更好促进公共领域的建成。

冯雪梅在《谁能保证自己老了以后不会讨人嫌》中则认为，尽管年轻一代相较父辈更重视私领域的保护，忽视公共领域规则、缺乏对公共领域的尊重却未必仅仅是父辈所有——幼儿园门口乱停车的家长，放任“熊孩子”破坏公共财物的父母，又何尝不是缺乏公德？成碟地捋走公厕的厕纸，给共享单车装上私锁的，仅仅是年老一代吗？忽视整个社会公共意识培养的缺乏，而将矛头一味对准老人，又有谁能保证自己老后，不会成为令人讨厌的“坏老人”？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里，如果人们对年长者的态度从敬畏转化为惧怕，再从惧怕转向厌恶，最终受歧视和偏见的，难保不是未来变老的自己。

“暴走团”事件反映了代际的差异，却不仅仅是代价差异的问题。它既关乎法律意识的普及，考验司法行动的及时和公正；也关乎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和管理，考验政府能否为百姓提供一个友善和谐的环境；而让社会变得更有公德，不能仅仅靠对特定群体口诛笔伐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