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大跨学科工作坊：文化创伤、公共记忆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近年来，“记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记忆研究”也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领域。代表性的比如历史学对欧洲中世纪共同体的死亡追悼的社会史研究，以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和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为代表的近代民族国家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为焦点的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以及《记忆之场》的编者皮埃尔·诺拉为代表的通过对集体记忆的表象“记忆之场”的分析，揭示一个社会集团如何表象自身过去的研究。此外，还有大量将个人生活体验挖掘整理作为同时代史的史料利用的口述历史研究等。

记忆不仅对个体生命极其重要，对整个人类群体而言，也是认识自我和建构认同的根本手段。当代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化和变革的历史关头，如何通过建构社会记忆提升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质量，是中国面向未来、进一步走向世界亟需解决的问题。

7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邀请哲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十多位专家学者举办了题为“文化创伤、公共记忆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跨学科工作坊。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对话，理论层面专注于“记忆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实践层面则聚焦“记忆建构的实践研究”。

开幕式：当代的精神生活需要风向标

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明洁教授主持，她首先邀请本次工作坊发起人、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王晓葵教授做了主旨说明。王晓葵教授指出，记忆理论受到关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记忆解读紧密相连，与作为“记忆产业”的现代媒体的兴起以及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落幕，个体叙事的兴起也有直接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如何处理与“过去”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传统，便成为人类理解自身、认识他者，进而建构自我认同的重大课题。记忆的建构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因此，理解我们社会公共记忆的建构过程和特征，不仅是我们如何面对“过去”的标尺，更是我们如何选择“未来”的航向标。王晓葵说：“我们期望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了解过去的何种要素、在当下的何种语境中被如何意义化之后，又是为了谁而保存下来”。期待通过跨学科对话，对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创伤的建构和社会记忆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做出有益的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校宣传部部长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杨扬教授分别致辞，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童世骏教授发表了主旨演讲。

童世骏教授首先从哲学角度谈了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现象的记忆的理解。他指出，讨论精神生活时我们通常会谈论记忆、认同、意义和理想；记忆是面向过去的，理想是面向未来的，认同是关于自己的，意义是超越自己的。记忆本身是一种精神现象，它与认同、意义和理想都有关系。

关于记忆与认同的关系，童世骏教授认为，我们可以把认同感理解成为自己生活史的连贯的叙事，也可以用来理解有没有灵魂不死、来世的问题。虽然作为个体的生命、灵魂是有始有终的，但是我们有所属共同体的集体记忆，通过教育、阅读，我们了解自己的民族、种族、国家等，而这样的集体记忆，会超越成员的个体生命，又把分别有始有终的个体串联起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依然可以谈论不朽。

其次童教授分析了记忆与意义的关系。他指出，要解释一个现象，把握一个现象的意义，就要把它置于一个关系网络中去，而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作为解释者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历程，有过去、现在也有未来。从这个角度说，最近报道的“电脑诗人”“创作”出来的“诗歌”，充其量就像天上彩云那样，只有当一个有丰富生活史的个人欣赏它、拍摄它时，才真正具有意义。不仅记忆影响意义，意义也影响记忆：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怎么记忆、怎么遗忘等等，只有根据记忆的内容或对象才能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电脑可以在“记忆力”方面打败人类，但却无法在“遗忘力”方面打败人类。在大数据时代，尤其要强调遗忘也是一种能力；我们不要因为增强了记忆技术而削弱了遗忘能力。

最后，童教授谈到记忆与理想的关系。他认为，谈论自己理想，关键是想象自己的此生要如何进入相关人们的记忆中去。我们在回忆或者评价自身与前辈的时候是有标准的，这种标准就是理想。通常我们认为记忆是面向过去的，理想是面向未来的，但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面向未来的记忆”。记忆什么、怎么记忆，其实都牵涉到未来想过什么样的个体生活和集体生活。当然，什么样的个体生活和集体生活是美好的，什么是未来美好生活的理想，对这个问题，也只能由具有健全记忆的人来回答；人们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来讨论人类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时下讲的“中国梦”、“精彩人生”，我们也可以从记忆这个角度去理解：它们并非抽象的概念性的语言，而是很感性的、很叙述性的，是与我们的个人生活史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记忆和理想，就像记忆和认同、记忆和意义一样，也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

理论探索部分：记忆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第一场：源自哲学的思索

在理论探讨方面，工作坊分别邀请了哲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学者围绕记忆理论进行了跨学科的阐发和交流。针对20世纪以来当代记忆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前沿走向，上海大学哲学系杨庆峰教授从哲学角度阐明了当代记忆研究的总体逻辑和转向逻辑；分析了当代记忆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指出了当代记忆研究中哲学的缺席状况及其出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之后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记忆研究奠定了基础。

面对当代社会反复出现的"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热"，不同立场与态度之间争论不断，华东师大学报编审唐忠毛教授尝试用记忆理论来解释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现象，他认为国学复兴是当代传统建构的表现，也是一种正在当代社会框架下被型塑的记忆。“传统”与集体记忆、仪式阐释、规范的道德内容等紧密联系，主要通过代际的“交往记忆”与经典文本、仪式化的“文化记忆”两种形式保存下来，前者是自主、动态、重构式的实践过程；后者是组织化、客体化、形式化的建构过程。当代传统文化复兴应在动态的“交往记忆”和形式化的“文化记忆”之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不能简单仿古，也不要盲目拒绝。

第二场：集体记忆与精神生活

集体记忆有不同展现形式，例如关于远古历史的记忆、关于现代生活的记忆、关于神圣的记忆、关于战争的记忆，等等。

华东师大社会学系主任李向平教授提出“神圣记忆”概念，以讨论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曾经讨论集体记忆的记忆框架。但是，神圣记忆则是这个“记忆框架的框架”。所以，“个体的记忆必然置身于这个框架，特定的记忆能否被回忆起和以什么方式被回忆起、被讲述出来，都取决于这个神圣记忆的框架”。依据这个神圣记忆的框架，能够使某些回忆成为“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某些则被作为“不能进行回忆的回忆”“不正确的回忆”、不是神圣的记忆。因此，传统中国人的神圣记忆包含天命、祖宗、圣人、神仙、社稷等，它们在二十世纪的变迁则是一种被神圣化的革命激情。这说明神圣记忆是集体记忆那个建构的机制，能够决定“集体记忆”及其“记忆的社会框架”。

王晓葵教授认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构造中有两个重要的极点，一个是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被侵略、被伤害的历史叙述建构的历史悲情，另一个是通过叙述汉唐以来的辉煌历史以及发明创造等对人类的贡献建构起来的民族自豪感。这种精神构造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中国人当下对待自我和他者的价值观。王教授以电视媒体中大量的抗日神剧为例，认为历史悲情和民族自豪感虽然有效地整合了中国人的国族认同，但是，在建构文化创伤方面存在缺陷。进而王教授介绍了“文化创伤”的概念，并提出了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等诸多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为什么未能有效地通过文化创伤的建构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王教授强调，中国需要重构文化创伤，进而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良性的作用。这个既是中华民族迈向成熟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重建和日本以及西方关系的一个必经之路。

个案研究部分：记忆建构的实践研究

第三场：近代中国社会记忆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普遍利用革命歌谣做宣传鼓动工作，效果明显，有“一首山歌三个师”“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的说法。1950年后期这些歌谣开始被称作红色歌谣，并在新民歌运动中规模性地收集、编创出来，并在国庆十年前后出版。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黄景春教授分析当代红色歌谣中的社会记忆，他认为红色歌谣是新中国的“创世史诗”，其内容丰富多样，体现的是当代人对红军、苏区的社会记忆；而红色歌谣所传达的历史感和价值观已开始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

同样是关注社会记忆，华东师大民俗学研究所李明洁教授则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分析2008年的网络流行语“被自杀”流行现象背后所体现的当代民众的社会记忆。由若干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的网络流行语“被自杀”突破了“被字句”的规则，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修辞构式转化成了语法构式。这是当代语言变异的典型代表，也是由事件动因导致社会记忆“语言化”的难得样本。社会记忆的语言化直接导致语言变异，对应着交际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的过程。经由网络的助力，“被组合”被接纳为汉语的语法构式，在当代的文化记忆中被保留下来，极大地揭示了当前中国的社会构造和民众的身份认同。

第四场：二战与历史记忆

二战以及与二战相关的记忆在国际交往、国际会议之中不断被提及、讨论，众多事件常常引发争议。仅2015年已发生众多影响巨大的事件，如2015年1月27日欧洲多国领导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参加悼念仪式；2015年2月希腊反德国游行，要求索赔二战巨债；2015年5月9日俄罗斯红场阅兵引发争议；2015年8月15日日本内阁总务大臣参拜靖国神社；201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仪式。

为何一个国家对二战的纪念会引发国际性争议？这些问题成为历史系孟钟捷教授探讨二战历史记忆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出发点。他说：“二战记忆在国家性与国际性之间游走。战争结束初期国际法庭审判试图塑造一种国际性的二战记忆。战争之后，各国书写二战记忆则侧重国家化的记忆塑造” 。但是这种记忆塑造基于不同国家的发展需求，呈现出复杂矛盾的局面。这些关于二战的历史在各个国家之间不断被争议，这些争议实际上显现了记忆与历史的区别，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主体特征。这对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帮助。

同样是讨论二战记忆，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范丁梁青年研究员则主要聚焦德国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话语。范博士梳理了二战后德国受害者话语的发展和历程，并且从德国的经验中提炼出值得思考的问题。战后初年，面对战争末期的痛苦经历、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艰苦的国内生活条件和国际社会的敌视与仇恨，联邦德国社会迅速发展出了一种“防御性”的纳粹主义受害者的记忆话语。直至1960和1970年代，在法兰克福审判、学生运动、社民党政府历史反思策略和美国电视剧《大屠杀》热映的推动下，这种受害者意识逐渐带有“批判性”。1980年代，在基民盟/基社盟以“正常化”为导向的历史政策的指引下，“谁能够以何种话语得到纪念”作为纳粹记忆的核心问题被正式提出，与此同时，受害者意识成为建构新的民族认同的工具。从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话语越来越具有某种“进攻性”，并不断加固着许多德国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特征。20世纪60年代德国再次兴起反犹浪潮，这些事件再次警醒他们，并且重新思考战争记忆建构问题。从199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建构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在受害者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记忆的现实框架与历史化、社会框架与个人、民族国家框架与欧洲化之间的张力。

第五场：多维度的中日战争记忆

1932年至1945年间，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对内为了解决本土人口过剩所导致的土地不足和对外为了加强对苏防卫等问题，向中国东北输送了27万满洲农业移民，这批移民被称为“满洲移民”。这批移民在1945年之后，经历了异常艰辛的回迁过程，死伤无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赵彦民副教授以日本长野县为田野调查地，考察了战后日本社会满洲移民的历史记忆形成过程。他认为这种记忆形成过程经历了四个时期，分别是忘却期（1945-50年代末）、生成期（1960-70年代）、越境期（1980-90年代）、继承期（2000年至今）。

赵彦民副教授认为满洲移民的主体经验从50年代的失语、沉默状态，到60年代修建纪念碑、发行《满洲开拓史》、定期开展祭奠活动，这种个体经验逐渐为浓缩为集体记忆，以物质的形式变得可视化。这种活动和仪式在日本不断拓展，复制和再生产，促使了满洲开拓的“记忆之场”的形成。

同样是对日本战后记忆的调查，南京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生陶赋雯则从新世纪日本的二战电影入手，关注这些电影是如何建构战争和民族的记忆。她说：“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二战电影以选择性影像记忆、群体受害症候、物哀主情话语、岛国危机论与核爆梦魇等维度，呈现出新历史语境下日本国家形象的记忆建构与民族认同”。期望通过电影文本研究，探究新世纪日本二战电影是如何凭借影像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趣味的艺术平衡，满足政府亟需通过大众媒介制作新的舆论话语、帮助日本人在国际上恢复文化自尊心的需求，以隐秘暧昧的叙事编码传达“新的战争记忆”。通过影像倾述集体文化创伤经验，以强大的影像情感劝服力拉近受众与历史的距离，与军国主义产生共鸣，混淆灾难和罪恶的意识形态，来反映当代日本的政治诉求和民众感情。

2012年9月涉日游行在中国各地爆发，面对这些游行，在上海的日本人是怎样的感受？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中村贵使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此进行了探究。他分别探讨“在日日本人”和“在沪日本人”对游行的不同感想发现，“在日日本人”对涉日游行的恐惧是由日本媒体报道建构的，是一种“想象中的恐惧”，而“在沪日本人”的“恐惧记忆”是对“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的心理反应，继而将它变为了“身体记忆的恐惧”。中村贵博士长期关注在沪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发现生活在两国之间的“交叉性”群体，强调中日两国间“一衣带水”的关系，盼望两国友好。

最后，王晓葵教授做了简短的总结，他指出，来自哲学的记忆研究，强调作为方法论的记忆概念对学术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宗教研究则指出中国当代社会各种信仰生活记忆建构的本质特征。来自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则讨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历史悲情和民族自豪感是如何形塑当代中国的行为方式的。文学、历史学、语言学、传媒研究都提供了各自不同的分析视角，论证社会记忆形成过程中政治权力、文化传统、族群的传承性特征、国际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复杂的力学关系。

战争、灾难等历史事件的记忆化过程，也是整个社会建构自我认同、确立自我的正当性的政治过程和文化操作。本次工作坊特别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中国、德国和日本的案例，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围绕战争责任都呈现了弱化加害责任，强化受害意识的倾向。与此同时，两国在不同时期也都出现摆脱谢罪外交，回归“正常国家”的倾向。

这个倾向也表现在重新塑造战争记忆的行动上，比如影视作品和纪念物展示，以及纪念仪式的变化。相较中国，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和战胜国，如何摆脱单一的历史悲情的言说，将受害记忆转换成自身以及全人类迈向和解与幸福的精神资源，这是这次工作坊提出的课题，也是一种期许和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