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从五十年前的《日本新中产阶级》看到什么

急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也改变着世界。《经济学人》曾在2016年发表的特别报道中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不知“中产”为何；2000年中产人数达五百万；2016年两亿两千五百万；2020年预计中国中产人数将超过欧洲总人口。

“哈佛中国先生”、《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的经典作品《日本新中产阶级》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7月14日，《日本新中产阶级》的首发暨分享会在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举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借该书中译本首发式之机，围绕“变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这一主题，重解有“光明新生活”标杆之称的新中产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境况。

《日本新中产阶级》中译本于2017年5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该中译本参照英文版五十周年纪念版（2013年），包含了苏珊娜·霍尔·沃格尔所撰第十五章和威廉·赖·克里所撰前言，他们凭借对日本社会的新近观察从而对主体研究作了更为到位的扩充。此外，傅高义特地为此次的中文版撰写序言，讲述他眼里中日中产的异同。

《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于1963年首次发表，傅高义根据其在东京M町的田野调查，从工作、学校、家庭和社区出发，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这一日本研究奠基之作展现了一幅穿插八卦轶事的新中产生活全息图：夫妻、婆媳、亲戚关系，职场上的苦熬与交际，年轻人恋爱和相亲的苦恼，从幼儿园入学起就面临激烈竞争的学子，全时照料家庭与孩子的母亲，养家但“缺席”养育的父亲，殷盼孩子穿过考试的“针眼”、出人头地的父母心等等。《日本新中产阶级》将社会研究的焦距对准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主流方向。

何谓日本新中产阶级？新在何处？傅高义认为，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一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这些工薪族及其家庭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保障，构成了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涌现的“新中产阶级”。他们取代了老中产阶级，是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象征，并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社会学家们称之为“新中产阶级”，日本人则称之为“工薪族”，这些人为政府部门或大公司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老中产阶级”（小型独立家族企业或小公司雇员）迥然不同。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表示“中产阶级”一词源远流长，“从社会学理论上看，中产阶级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把人分成阶级，资本家、有产者，以及无产者、工人阶级。在这两者中间的，比如小业主、小工厂主，他们既参与劳动也有少许薄产，这就是马克思时代阶级理论中的中产阶级。而这一概念由于20世纪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巨大转变，由知识、管理所形成的管理层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本书译者周晓虹说：“德国在第二国际时期提出‘新中产阶级’的概念。二战结束之后，由于白领阶层或后工业社会从业者越来越多，新中产阶级概念应运而生。他们分为三类：第一、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第二、经理阶层；第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而在当代社会中，到底谁是中产阶级其实存有很大的争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认为，“中产阶级这个词从西方而来，普通老百姓会觉得，像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欧洲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才是中产阶级的标准。但实际上在中国中产阶层又有其特殊的发展阶段，很多学者根据具体的标准划分出的中产阶层，很多时候不能被老百姓认同，他们会认为，我被中产了！”

“所以，我们研究团队设定出三个评判中产阶级的标准：收入、职业以及教育水平。首先，老百姓比较看重经济上的指标，即收入。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或者傅高义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基本上是以职业为划分标准，白领或者在大公司工作就属于中产。但是中国人普遍更看重的是经济生活状态，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收入’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起码得是中等以上的收入。另外才是职业，起码不是蓝领，不是做体力的工作。此外，还需要有一些文化，文化水平比较低不能算是中产。”

有学者评介，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读来有种“时空错置”感，它像一面镜子，藉由日本观照了我国在关键发展时期的变迁，涵括家庭、经济、社会生活、教育与文化等方方面面。考试和消费尤为突出，此外，书中谈及的诸如新中产的职场环境、收入结构、消费理念、社区关系、家庭分工、育儿焦虑、价值观、心理诉求等，每一个话题都能在当今中国找到相应图谱。

傅高义在书中话日本——“考试地狱”是通往工薪族的必经之路：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孩子需要通过竞争激烈的入学考试进入好学校，其难度有如让骆驼穿过针眼。日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形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考试制度将人生大部分竞争集中到初高中阶段。

周晓虹认为，由于同属东亚，《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本书对中国具更强的观照感。“虽然中国的发展比日本晚了几十年，但是整个路径还是很相似的，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中国人陪公子读书，到孩子读书地去租个房子这种事情，日本人一律都干过。我认为中国人会对教育这么焦虑的原因是现在的资源虽然比以前大大的充分，但是没充分到按需索需。现在，全民都意识到要上大学，但是上名校的比率仍然很小。这种激烈竞争自然导致焦虑感的蔓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日本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照，确实两个国家在这个方面非常相似。”

进而言之，新中产阶级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他们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周晓虹认为，日本中产阶级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中，中产阶级成为西方新潮流和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之间的中介。“如果没有中产阶级这群人，面对来自西方的冲击，从前的家庭制度破碎，传统价值观的瓦解，日本民众的生活意义感的磨灭可能会更大。中产阶级很好的消化了西方的东西，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保留了日本文化的精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未来的中产阶层需要做到的重要一点是，把西方的传统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相对接。”

正如傅高义讲过的那样，中产阶层是对自己的未来下一代有一个稳定预期的阶层。周晓虹强调，“我觉得中产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对于更广大的人民的示范作用，有更多的人会鼓励自己的子女去接受教育，成为中产尤其是新中产。这不但关乎他们个人家庭生活的变化，而且直接关乎中国的未来，包括整个的经济的转型，从制造业到其他更高的科技产业、创造产业的一个转变。”

“第二，国家应运用越来越多的方法使得中产阶层的比率越来越提高，才能使得最贫困一族越来越少，暴富一族受到越来越多的抑制。如此也会使得中国社未来的发展比较稳定。”

面对当前中国特色，如何扩大中产阶层力量？周晓虹补充，“鉴于中国相当长时间里庞大的农民和大批制造业工人的存在，我自己对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的设想是，第一步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第二步产业工人中间少部分的佼佼者和他们的子女经过越来越好的教育转变成为白领。”

如何看待五十年前的《日本新中产阶级》？

傅高义凭借《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从社会学领域转身，此后专注日本和中国研究，又将视野扩展到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成为东亚研究的扛鼎人物。他的研究也引起了全球对东亚文化和东亚发展变化的关注。

当日出席活动现场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表示，“上海译文出版社准备花4—5年的时间，对傅高义教授的东亚研究学术经典做一个出版和整理，系列包括已经出版的《日本第一》和今天推出的《日本新中产阶级》，还有即将推出的《朴正熙时代》、《重振旗鼓》、《中日关系研究》等著作。”

当代中国，该如何看待《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以及西方中产阶级理论？卢汉龙表示，“ 自《日本新中产阶级》出版五十年以来，日本妇女、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书中所提供的原始数据可以启迪我们关照中国的现实情况。但另外一方面，现在日本年轻人跟五十年前的这批新中产阶级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中产阶级的变迁。”

对于西方中产阶级理论，“一方面，美国作为宣扬民主、平等的国家，认为新中产阶级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力。与马克思时代宣称工人阶级是主力是同样的道理。新中产阶级对社会的发展以及在社会性质、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50年代开始，美国人已经开始不相信中产阶级的解释理论，所谓的中产阶级理论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动摇。”

“另一方面，西方的中产阶级理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中国作为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很多事情是被时空压缩的。单纯用老米尔斯时代的‘中产理论’理论范式解剖中国的社会，可能是有点问题的。我认为其实中国应该是一个小康国家，小康跟中产在一个中国的理论下二者之间是可以互动的。”

“所以，我认为不能单纯从财产的角度去评判中产阶层，而应该从他们对社会的作用，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力量来观察。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定义现在在中国生产力发展中，对社会结构起最重要的稳定作用的到底是怎样的群体。”

客观界定之外，李春玲补充了中产阶层应具主观认同。“通过更为全面的划分方式，全国人口接近20%是中产阶层。虽然一部分人不承认，但是另有一部分人认同我们是一群人，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品位等等，这群人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一群真正有认同的人群，才是我们真正说的中产阶层。这群人会引导中国社会的方向、主流的价值观、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等等。”

此外，对于中产是消费的前沿、政治的后卫，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样一种传统观点。李春玲认为，“我们也应看到西方中产阶级的行为跟他们长期以来整个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日本也是如此，战后的福利保障制度使得日本即使面对老龄化等问题，还是能够经受得起冲击。假如中国大部分的工薪族都处于这样一种焦虑之中，我想中产行为是出不来的，认同也是出不来的。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认为建立整个社会安全系统、支持系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在我们社会当中，一方面中产阶层慢慢扩大，但是又有中下游进入中产阶层越来越难的困境，致使中产阶层扩大的步伐变慢，而由此中产阶层稳定社会的作用也会变弱。我认为渠道变得越来越流畅，中产阶层发挥社会稳定性的作用才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