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气候政策困局中的“牛油果政治” ①：减碳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

德国大选尘埃落定已经半年，新大联合政府登上政治舞台也已经三个月有余。第四波COVID-19疫情是无疑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然而，政客们借着“跟随科学”的名义，出尔反尔，屡屡祭出了反科学的政策，面对这样的危机处理，民众对新政府已然失去了信任。与疫情的危机管理相比，这届政府另一项与科学有关的危机处置——气候政策，无疑会面临更长时间的质疑和压力。越来越多的时评人，学者教授将气候变化比作一个更大号的COVID-19危机。COVID-19所造成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在漫长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将进一步放大。

在选举造势的阶段，众多媒体就将此次选举定为了“气候选举”，选举的结果也可谓“不负众望”。一方面，在气候问题上扮演“先知”角色的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议席数，强势进入联合政府。由此，让全欧洲受困于气候变化的青年看见了救赎的希望。根据欧盟的一项调查，即使是在大流行病期间，多数欧洲的年轻人依然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年轻人由气候焦虑（Klimaangst）所导致的心理和精神疾病已经成为了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另外，气候焦虑也降低了年轻人生育的欲望，进一步加重了德国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在此之前，默克尔时代的能源政策被气候活动家们认为是口号性的承诺远多于实际的减碳行动。但是，绿党党魁、现任德国副总理哈贝克（Robert Habeck）也承认，默克尔政府基本上执行了绿党制定的能源和气候政策要求。另一方面，在新大联合政府的执政协议中，“气候”这个词出现次数（198次）首次超过了“德国”（144次）。协议中主要由绿党执笔的“气候部分”足有40页之多（协议总共178页）。其中，最有雄心的条款有如下几条：将淘汰燃煤发电的计划提前到2030年，同年，将可再生能源在总电力供应中的占比提高到8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到2030年光伏发电将扩大到200千兆瓦，到2025年，海上风电将扩大到70千兆瓦，每个州必须有2%的土地用于建造陆上风电涡轮机；自2023年1月起，废除可再生能源补贴税（EEG-Umlage），未来完全由二氧化碳价格来调节碳排放；二氧化碳价格将在适度范围内提高，但不会超过60欧/吨，并且支持在欧盟排放交易计划中设立欧盟范围内的最低二氧化碳价格。

2022年3月24日，德国柏林，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在会议上发表讲话。25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宣布了德国摆脱能源依赖的计划。他表示，受乌克兰冲突影响，德国将“以非常快的速度”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能源进口依赖。

在俄乌军事冲突的背景下，无论是绿党，还是这份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方案都面临了当头棒喝。由于在传统能源上（德国55%的天然气、50%的煤炭和35%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过度依赖俄罗斯，德国不但要面临飞涨的能源价格，甚至还将面临能源短缺。作为过渡能源的天然气的严重短缺，促使哈贝克勉强表示，“不再有思维上的禁忌”，为了保证能源供应，现在考虑要让煤电厂继续运营。不过，即使没有这场军事冲突，绿党和这份新的协议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Energiewende）问题上，也已经引爆了新的一轮“危机”。本文想以牛油果政治为隐喻对这一危机展开探讨。

“牛油果政治”

“牛油果政治”（Avocado Politics）一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出现的政治概念“西瓜政治”（Watermelon Politics）的派生物。“西瓜政治”最先被专门用来描述当时一些欧洲绿党的领导人，比如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他们都曾是新左翼学生运动的重要成员。“西瓜政治”顾名思义，外表是绿色的，内核是红色的。它暗示了，绿色和环保主题只是对这些政治家们先前秉持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重新包装和加工而已。今天，右派也对绿色新政的支持者提出了相似的指控。

“牛油果政治”是右派政治谱系中的平行现象——外表是绿色的，而内核是棕灰色的。正如“西瓜政治”是左翼政治的新瓶装旧酒那样，“牛油果政治”也是极右翼以环境危机为理由，重申他们的政治议程，比如高度反移民、军事化和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保持高度敌意等等。因为整个世界的自然资源有限，为了维持北大西洋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相对社会地位，必须在北大西洋和第三世界之间设立一堵墙。笔者在此不想赘述从“生态优生学”已降，经纳粹的环境种族理论发酵，又在大洋彼岸听到回响的一整部“牛油果政治”简史。也不想提及在墨西哥牛油果交易中“带血”的政治。同时，本文也不会从严格的历史和政治学意义上使用“牛油果政治”这一概念。

笔者只是想取牛油果的颜色来暗示当下德国气候政治面对的两难处境。（1）气候保护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近日，在《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作者讨论了在大举建设风力涡轮机的德国，气候保护和环境保护是否兼容。文章的结论是否定的，看似绿色的风力发电将成为很多珍稀鸟类的坟场，同时它要侵占大量的土地。（2）良好的道德态度和不尽如人意的政治后果间的张力。德国绿党最具争议的人物，图宾根市市长帕尔默（Boris Palmer）曾经将自己的党描绘为“德国所有政党中最有道德的”。绿党奉行的是基于或隐或明的价值判断的道德政策。道德化的叙事是他们政策管理和政治沟通中最为常用的修辞手法。他们在政治行动和行动目标之间强行植入道德判断。这样，仅仅是良好的意图就能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行动的实际目的是否真的实现，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重要。因此，绿色的道德外表无法掩盖灰色的行动内里。

“绿色”气候和“灰色”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们的日常话语和媒体报道中，“减少碳排放”（气候保护），“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是一系列可以等价交换的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冲突和矛盾。减碳就是绿色环保（低碳环保），坚持可持续发展。不过，在德国关于气候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矛盾的争论由来已久，环保主义者和气候活动家之间的争论冲突连绵不断。随着这份在气候保护上下了猛药的协议出炉，这一争论迅速升级，问题的焦点在于可再生能源与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张力。

在执政协议公布的第二天，德国《世界报》报道气候和环境问题的首席记者博扬诺夫斯基（Axel Bojanowski）以《绿党作为环保党的终结》为题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从文章的标题不难看出，作者认为，绿党的气候新政会对环境和物种的多样性构成威胁。绿党从建党之初就一直高举着环境保护的大旗，不过，现在环保议题被迫要让位于碳排放。虽然，新协议重申了物种保护作为“红线”，“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任务，也是一项道德义务。”但是，这条“红线”在新协议中依然要让位于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扩大可再生能源是“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最高的政治优先事项，其地位高于所有其他社会目标。摆在可再生能源面前的“所有的障碍都必须被消除”。博扬诺夫斯基认为，这一看似高尚的宣言，正式宣告绿党完成了从环保党到气候党的蜕变。绿党引爆了气候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冲突的引信。

风力涡轮机是这一冲突中的焦点之一。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假设总能源消耗不变的情况下，未来在德国必须安装超过10万台风力涡轮机，这是现有数量的三倍以上。2021年，四分之三的涡轮机被建造在了北部的四个联邦州和北威州内。由于南部自然风力相对较小，各州风电扩张速度远远落后于绿党所设定的目标。去年德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巴符州和拜仁州分别只安装了28台和8台风电机。为了实现执政协议中2%的土地用于风电场建设的目标，拜仁州州长索德尔（Markus Söder）希望在原始森林内建造风力发电机，因为那里没有与居民区的距离要求。“迫不得已”向森林扩张反映了风电的两个对环境致命威胁。首先，风电场消耗过多的土地。2021年年底，德国停用了三座核电站。根据法国电力公司主管核电部门的董事莱万多夫斯基（Cédric Lewandowski）的估算，这三座核电站所能提供的电力需要相当于1.5倍慕尼黑面积的风力发电厂才能弥补。其次，大型的风力涡轮机是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的杀手。路上风力涡轮机很多被布置在了鸟类迁徙的飞行路线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在德国有至少30万只蝙蝠撞死在涡轮机的叶片上。这也造成了某些蝙蝠种群的稀疏化。欧洲法院在2021年做出了一项关于物种保护的里程碑式的裁决：物种保护不是对于种群的保护，而是对于濒危物种每个个体的保护。这项裁决成了绿党扩大风电场的障碍。哈贝克呼吁改变这种情况，“因为自然保护实际上是关于群体的，而不一定是关于单个动物的。”哈贝克的这一说法只是为了扫除保护主义者为风电扩张带来的障碍，对于受到涡轮机威胁的濒危种群，他并没有任何明确的保护方案。这也暗示了，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终极任务面前，物种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牺牲的。

 鸟群飞过风力涡轮机

保护主义者，比如，德国自然保护协会（NABU）喜欢用一个图像的比喻来反驳这种说法：他们把生物多样性系统比作一张网。这张网围绕并保护着我们，如果个别线头（物种）被切断，网不会立即撕裂，其他线头可以承担额外的负荷。但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负荷变得太大，网就会撕裂。由于不可能预测何时会达到这一临界点，因此值得为保护每个单独的物种而奋斗。另外，完整的生态系统还可以储存大量的碳，能为克服气候危机做出积极的贡献。自然碳汇吸收了每年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几乎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长期致力于反抗风电对生态破坏的艾普尔（Wolfgang Epple）博士特意区分了德语中Forst和Wald这两个意为“森林”的单词。前者指的大规模的植物种植园，而后者则指的是复杂的生态系统。原始森林无论是在碳汇功能，还是在保存生态多样性上的作用都远胜于种植园。此外，海洋中的海草和藻类植物存储二氧化碳的能力可能不为人知：一公顷的海草吸收的二氧化碳约为十公顷森林的数量。海洋酸化和含氧量下降，大规模海上风电场的建设都让海洋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处于危险之中。保护海草草场、沿海湿地、含腐殖质的土壤和泥炭地是避免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环保主义者质疑，德国各州政府非但缺乏保护这些具有高碳汇潜力的生态系统的能力，反而大力推动破坏这些自然碳汇资源的新能源技术。即使不计对于生态的破坏，这些新增的风力涡轮机和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减少碳排放的作用上孰优孰劣，还是一个未知数。德国弗莱堡大学公法学荣休教授穆斯维克（Dietrich Murswiek）2019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气候保护与环境保护的冲突？》的文章。他在文中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出于对后代的责任，国家在宪法秩序的范围内，通过立法并依法由行政和司法机构对自然生活环境和动物予以保护。”），直截了当地地指出，“国家对风能的支持是违宪的”。穆斯维克认为，气候保护与环境保护必然不矛盾。因为，保护气候也是为了人类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然而，“气候保护的手段肯定会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并非所有有利于气候保护的手段都会自动对环境有利。”所以，只有当大规模扩张风力发电在避免全球暖化方面带来的好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大于它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时，这样的扩张才是符合基本法精神的。然而，在欧盟的碳排放框架下，这样的利弊权衡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欧盟每年允许的碳排放总量是由欧盟法律规定的。德国电力公司因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节省下来的碳排放指标，就会流入欧盟的碳交易市场，其它国家的煤电厂就可以购买这些碳排放证书。虽然，在德国国内的碳排放量会下降，但是，欧盟的排放总量没有改变。因此，德国风力发电的扩张并没有在避免全球暖化上带来好处，它对于德国自然环境破坏却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3年发表了他的名文《技术的追问》。在文中，他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促逼”，它向自然提出了野蛮的要求。现代的风力涡轮机将风能当作了为人类目的服务的持存物。而作为古代技术的风车，并没有摆布风能，它让风依然嵌入在周遭世界之中。虽然绿党把海德格尔奉为精神导师之一，但是，他一定会对能源转型感到愤怒。风力发电机不但促逼着自然，它还破坏了自然景观和当地的社区。

有意思的是，风力涡轮机（减少碳排放）破坏了生态环境的“绿化”，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升高却加速了世界的“绿化”。根据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观测，自1982年以来，全球的植被覆盖率增加了相当于两个美国大陆的面积。另外一项发表在2016年《自然》杂志上的研究解释了这一大面积的绿化现象。研究人员用多个全球生态系统模型进行的模拟实验表明，二氧化碳施肥效应在所观察到的绿化趋势中起到了70%的作用。二氧化碳施肥效应解释了热带地区的大部分绿化趋势，同时，气候变化也导致了高纬度地区和青藏高原的绿化。另外，一些更为温和理性的气候变化研究者（在当下的极化政治讨论语境，他们被气候活动家们称为“气候否认者”），比如，德国的瓦伦霍特（Fritz Vahrenholt）和丹麦的隆博格（Bjørn Lomborg）都提到了，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我们会收获更大、营养成分更丰富的西红柿、水果等等。

可再生能源的扩张不仅对生态产生影响，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起挑战。2020年，因为受到COIVD-19疫情影响，整个社会大停摆，这使得当年德国首次完成了减排的目标。不过随着生产和日常生活恢复正常，德国的碳排放不出意外地重新升高了。根据德国智库Agora Energiewende公布的数据，2021年上半年，德国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四分之一，天然气发电增加了15%，褐煤发电增加了36%，硬煤发电增加了44%。当然，能源专家会解释说，这是因为COVID-19封锁结束以后，德国生产消费激增导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年自然风力不足。2021上半年，风力发电比2020年同期减少了四分之一左右。在此期间，海上风力发电也下降了16%。由于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不稳定，很多能源专家质疑，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是否能为现代工业社会提供稳定的能源。美国环保运动的先驱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在他1962年出版的著作《合成的环境》中承认，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是将现代工业社会重新变成农业社会。绿党在以一种反海德格尔的方式，回到可能是海德格尔理想的“农业社会”？

从2011年起，德国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能源转型进程——同时淘汰核电和煤电，用太阳能和风能填补这一能源上的空缺。2011年核电和煤电满足了德国近三分之二的电力需求。而到了2021年，核电的占比下降到了13%左右。2021年初，不顾德国绿党的反对，欧盟仍然提议将天然气和核能加入到绿色能源的清单当中。即使由于俄乌冲突造成德国能源短缺，绿党依然顽固地坚持着他们的建党意识形态：他们愿意延长远比核电更“脏”的煤电厂的使用期限，但是仍可能按原计划在2022年底关闭剩余的三座核电站。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数据，核能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风能相当，比太阳能低2.5倍，比天然气低40倍，比燃煤低70倍。不论是处理COVID-19危机（由Our World in Data提供的防疫措施严格指数显示，现在德国的防疫措施远远严于其它欧盟国家），还是在核电政策上，这届新联合政府总是在走一条有别于欧盟的独特道路。

欧盟各国防疫措施严格指数图，德国遥遥领先。图表来自Our World in Data

德国的恐核叙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早期天然气游说集团为了能占据更多的能源份额，夸大了核能的危险性。随着绿党和环保组织进一步的崛起，反核和恐核在德国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宗教。这种恐惧在2011年福岛事件以后达到了顶峰。在畅销书《本周的恐惧；为什么我们总是害怕一些不该害怕的事情》中，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的统计学荣休教授克莱默（Walter Krämer）特别提到了，在福岛核泄漏之后，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如此歇斯底里地谈论“世界末日”。他认为，歇斯底里是一种德国特有的现象，并且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难道德国人一直是恐慌制造者（Panikmacher）吗？

当然，所有反核人士都会担心核电的安全问题。不过，Anil Markandya教授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研究表明，与其它传统能源（煤和石油）相比，核电对人产生的健康影响是最小的。另外，根据彭博社的一组数据显示，每生产一太瓦时的电力，核电造成0.07人死亡，而煤炭和石油分别造成25人和18人死亡。

《华尔街日报》2019年的一篇社论文章称，德国的能源转型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能源政策”。因为，德国将大量的补贴投入到了不可靠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与此同时，彻底放弃了可靠的核电。在文章的结尾，作者认为，“默克尔的继任者有望为这愚蠢的绿色行动画上句号。”然而，事与愿违，哈贝克副总理，这位日耳曼语言文学博士，又为我们继续送上了一首“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2019年，德国《明镜周刊》曾经以《德国在通往可再生能源的道路上失败了》为题制作了长篇的封面报道。在文中，作者主要质疑了风力涡轮机和高压输电线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建造缓慢。由于环保抗议或工程审批过程中的官僚主义盛行可能致使这个自两德统一以后最大规模的政治项目——能源转型的流产。从2015年到2025年，德国政府会为可再生能源投入超过5000亿欧元的巨额资金。另外，据作者估计，到2050年德国将会投入3.4万亿欧元在风能和太阳能扩张项目上。然而，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的发电量占比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2021年风电和光伏发电相较于2020年在发电量占比中分别下降了14.5%和5%，而硬煤上升了30%，褐煤上升了20%。此外，虽然，风能和太阳能在电力供应中占了较高比例（45%），但是，在德国总的能源供应中绿色能源占比依然非常低，仅有6.6%。

《明镜周刊》报道“失败”时，只谈及了德国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未达到预期目标，但是，他们回避了一些更令人尴尬的问题。尽管德国在能源转型上做了全欧洲最大的投入，然而，德国的电力生产依然是全欧洲最“脏”的之一。德国生产每度电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高于欧盟的平均值，同时远高于核能友好型国家——法国。在法国，核能提供了全国70%的电力需求。另外，德国的电力成本也冠绝欧洲。德国的民用电价自2018年超过丹麦以后，一直稳居欧洲榜首，远高于法国（德国民用电价比欧盟的平均值高出了45%，是波兰的两倍，荷兰的三倍）。政客和气候活动家还是会送上一套说辞，“这是能源转型的阵痛”，“气候保护不是免费的”等等。

欧盟各国生产每度电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走势图，图中三条曲线由上到下分别代表德国、欧盟平均值、法国。

德国能源转型的低效和高成本不仅仅反映在高电价上，还反映在高减排成本上。根据二氧化碳排放协会（CO2 Abgabe e.V.）对二氧化碳减排成本的计算：陆上风能二氧化碳减排成本约为1900欧元/吨，光伏发电约为1874欧元/吨；对于电动汽车领域来说，减排成本估计为1100至1200欧元/吨。虽然，根据不同的假设，具体的计算结果会有不同。但是，它给出了基本减排成本的数量级。如果，我们参照现在德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市场价格30欧元/吨，也就是说新能源减排成本比二氧化碳的市场价格高出了至少40倍。根据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019年的一项评估显示，德国的气候和能源政策规模小、效率低，对所期望的二氧化碳减排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

无论从提供稳定能源供应的角度，还是从财政可行性角度，现在德国所进行的可再生能源实验其合理性都是可疑的。但是，政府依然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在不少人眼里，这么做的根本动机在于：为了摆脱对大屠杀和二战的愧疚。德国《商报》（Handelsblatt）的记者鲁塞尔（Ruby Russell）是这么认为的，“这样，德国人最终会觉得他们已经从20世纪的世界毁灭者变成了21世纪世界的拯救者。”历史学教授希弗勒（Rolf Peter Sieferle）在他那本备受争议的小书《德国的终结》中提到，德国人要完全消除他们的罪恶感，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德意志民族，自我妖魔化是一个独特的德国特质。而“能源转型”为他们创造了回到罪恶之前的时期的幻想，即回到工业革命前使用的可再生能源。

不过，无论是气候活动家，还是绿党，他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问题，德国为自己设定了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严苛的气候目标，以树立反对全球变暖的榜样，这本应该有利于子孙后代。绿党最有道德号召力的口号便是，“我们不能如此自私，为了我们生活的享乐，剥夺了下一代生存的权利。”然而，计划中的德国能源转型将给未来带来无可比拟的高成本和政治风险，新的联邦政府似乎只是想将其能源转型计划的（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负担转嫁给后代。绿党的另一位精神导师——哲学家约纳斯（Hans Jonas），曾经在他的责任伦理学中提到了对未来的责任。绿党的气候政策是否又背叛了他们的另一位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