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籍、有房、条件好”？“家训之祖”如何看“中国式相亲”

近日，一篇名曰《中国式相亲价目表：我儿子才33，不考虑没北京户口的姑娘，有户口残疾也行》的报道在网络上火了。话说回来，除了生肖属羊被歧视引起热议，所谓“中国式相亲”市场的标配“京籍、未婚、有房、经济条件好”，这背后的某种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1500年前的《颜氏家训》里就可见端倪了。

“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颜氏家训》的作者是颜之推，此人的家族乃是当时著名的士族望门之一，从曹魏到唐代中期，颜氏家族可考者34人，其中居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等清显高位者8人，为地方大员刺史、太守者13人，封爵7人，总计官至五品以上者17人，占其总数之半。

但颜之推本人的生平却只能用“坎坷”二字形容。其九世祖颜含于西晋末随司马睿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琅邪颜氏”在东晋南朝也属于权力等级最高的“侨姓高门”；因此颜之推可以说是含着银勺出生的，自幼承袭家学，“博览群书，无不该洽”，为时人所称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年纪轻轻（十九岁）的颜之推已经出任湘东王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

可惜他的厄运就此开始，梁武帝愚蠢地收容了东魏叛将侯景，结果引来了一场几乎断绝江东“三百年王气”的侯景之乱。侯景攻破建康（今南京）俘虏梁武帝之后，给自己封了一个古今中外最大的官衔：“宇宙大将军”，随后出兵四下攻略。551年，侯景叛军攻下郢州治所夏口（今湖北武汉），颜之推也被俘虏，差点当即被杀，幸好有人说话，才被囚送建康。第二年梁军收复建康，侯景败死，颜之推回到江陵，担任梁元帝萧绎的散骑侍郎，可是554年西魏军又攻破江陵，“阖城为贱隶”被掳往长安，一路上俘虏又为“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颜之推只是侥幸未死而已。两年后，他设法逃亡东方的北齐，在这里度过了较为安定的二十年。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武帝灭北齐，四十七岁的颜之推第三次沦为俘虏。隋代周后，他在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不久便病逝了。

颜之推的一生经历了梁、北齐、北周、隋四朝，就像他在《观我生赋》中所说的，“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并作自注“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曲折的经历使其对人生有自己独到的体会，“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或许希望子孙能够自立自强正是颜之推撰写家训以教育子女的根本原因。

《颜氏家训》正是这样一篇颜之推留给子孙后代的告诫。全文共20篇，包括：《序致》篇、《教子》篇、《兄弟》篇、《后娶》篇、《治家》篇、《风操》篇、《慕贤》篇、《勉学》篇、《文章》篇、《名实》篇、《涉务》篇、《省事》篇、《止足》篇、《诫兵》篇、《养生》篇、《归心》篇、《书证》篇、《音辞》篇、《杂艺》篇、《终制》篇。这些篇目涉及了家庭伦理教育、士族子弟的品德智能教育、思想方法教育、养生之道、学术与杂艺知识等。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称赞：“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认为“他（颜之推）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

“婚姻素对，靖侯成规”

对于婚姻，中国古代“崇嫁娶之要”，婚姻处于极高的地位。《礼记•昏义》说：“昏礼者，礼之本也。”这就在崇尚礼制的古代社会中，将婚姻制度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根基。同样是在《礼记•昏义》中，更是概括了当时所认为的婚姻主要目的，即“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男女感情并不在其考虑之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里也是如此告诫子孙，“婚姻素对，靖侯成规”。也就是说，夫妻双方，要门当户对。这样一位大学者，如此对于婚姻的态度或许会令现代有些人诟病，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

门与户都是指人家，有大小之别。门，多指小户人家，成了贫穷与饥谨的代名词。户，多指大家族，深宅大院，有气派的门楼，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长廊飞檐，气势如宏。门当户对即门要相当，户要对等。两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门阀等级制度已达到空前固化的程度。不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颇为严格的等级界限，当时人称之为“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这一时期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也发展到了极端，家族门第、本人出身成为通婚的惟一标准。早在西晋时，晋武帝就曾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通婚、严明嫡庶之别。而东晋大姓王源嫁女于庶族满氏，引起了满朝的轩然大波，沈约立即上表弹劾王源，认为“王、满连姻，实骇物听”，建议“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南朝的情况大抵如是。

至于北方，西晋末年五胡入主中原后，北方地区的门第等级婚姻观念一度淡化。但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后，鲜卑贵族有样学样，北朝婚姻的门当户对观念又得以复兴。孝文帝于太和二年（478年）下诏：“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作为皇帝，孝文帝带头纳汉族高门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和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又纳崔挺之女为嫔。既然皇帝率先垂范，上行而下效自然也就难免极端的情况。据《魏书•崔辩传》记载，崔巨伦有一个姐姐，虽出自高门（崔氏在北方士族中可说是首屈一指），因为瞎了一只眼，大姓名族没有肯娶的，家中无奈，准备将此女下嫁庶族。巨伦的姑母夫家李氏，亦属当时名门望族，悲痛地说：“吾兄盛德，不幸早逝，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便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她，以与门第等级婚相适应。今天看来，这实在有些令人目瞪口呆。不过这与“中国式相亲”里的“北京户口，有轻度残疾亦可”倒是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了。

“贪荣求利，反招羞耻”

话说回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里却又敦敦告诫子孙，在婚姻嫁娶问题上不可以贪势求利。他说：“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近年来，婚姻嫁娶中竟然有人卖女儿捞钱财，用财礼买媳妇，算计比较对方父祖辈的权势地位，斤斤计较对方的财礼，索要得多而回报得少，与做买卖没什么两样。这些人家，结果招进了猥琐鄙劣的女婿，或者娶回了凶悍蛮横的媳妇。贪图虚荣和利益，反而招致羞耻。对此能不慎重吗？在这里，颜氏不仅描述了婚娶论财的种种丑态，而且论及了财婚对于家庭的恶劣影响。

《颜氏家训》实际上是一本后人了解两晋南北朝社会的小型百科全书。颜之推既然这样说，等于反过来说明，在他生活的时代，“买卖婚姻”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己经形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风气。譬如南齐明帝建武三年，吴兴（今湖州）人乘公济与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济与二位兄长并卒，二位兄长的两个儿子，“姚养育之，卖田宅为娶妇，自与二男寄止邻家”。说明当时竟然需要变卖田宅方才凑足聘金，足证婚嫁花费之大。反过来，男子，哪怕是士族阶层中的男子，没有钱也是娶不到妻室的，就像《晋书•阮籍传附从子修传》所载：“（阮）修居贫，年四十余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阮氏本是魏晋名门，阮修家贫无财，结果就无力聘娶妻房，而要王敦出面，为之发起名人募捐，筹钱为婚。

男子如此，女方亦然。《颜氏家训•归心篇》里就说，“世有痴人，不识仁义，不知富贵并由天命。为子娶妇，恨其生资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蛇虺其性，毒口加诬，不识忌讳，骂辱妇之父母，却成教妇不孝己身，不顾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爱己之儿妇。”说明当时有人位居公婆之尊，因儿媳嫁资不多而辱其父母，使本来地位就不高的小媳妇遭受更为沉重的压迫。这自然是一般女方父母极不愿意的事，故而他们不惜倾家荡产也要为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

如此极端化的以财论婚使贫穷之家承担不了嫁女时的嫁妆费用，而嫁妆的多寡又是能否结成一门称心亲家的前提，万般无奈之下，有些家庭因担心妆资而溺杀女婴，此风在南北朝时期一度十分盛行。《颜氏家训•治家》对此也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太公曰：‘养女太多，一费也。’陈蕃云：‘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已深矣。”所以“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因嫁资问题人们已不愿生女，生女之后又杀死女婴，,可谓奢侈的嫁资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虽然《颜氏家训》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被奉若圭臬，以财论婚却仍旧史不绝书。宋代名臣司马光尖锐指出：“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 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而清代的廉吏张伯行在福建任职期间也指出，“其在省会（指福州），惟跨嫁妆，情愿嫁女千金，不能教子一经”。结果《闽清县志》就记载：“溺女之风……盖由女之父母生计艰难，不能养赡。且恐多此一块肉，将来无以供妆奁之费”。至于今天，更是出现了“中国式相亲”的价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