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再思：科举与社会流动，后科举时代的基层社会文教

7月9日，“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学术工作坊在复旦大学举办，本次工作坊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这也是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系列活动本年度的第五回。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科研院所的十余位青年学者参会。在谈到会议主题时，工作坊召集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戴海斌说，“科举停废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非常之大，甚至关系到我们当下的很多社会问题，有其延续性在里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对科举停废之前、之后超过百年的历史进行观察。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开放性的题目。”

学者们分“科名与科考”、“士变与世变”两场，从科举制度、科考内容、考生群体以及与科举改制、停废相关的历史语境、社会影响、后续演变等诸多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思”。澎湃新闻选取几位学者的发言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科举与社会流动

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指出，明清近一半的举人、40%的进士，来自三代未有生员以上功名或官员家庭，再加上科举应试资格开放，考试程序的公开，何炳棣认为明清中国具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但也有学者提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为了探究科举成绩与举人家庭背景的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蒋勤运用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清代硃卷集成》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行数据化分析。

科举考试中乡、会试的考卷，未誊录的称为“墨卷”，誊录后的称为“硃卷”，硃卷履历记录了这些举人乡试的名次、中举年龄、父系和母系的上三代特征信息，是他们的“名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则包含了明清两代通过殿试者的全部名单，不仅包含籍贯信息，还提供了详细的殿试名次、进士出身甲次等信息。

蒋勤将全部硃卷履历数据化，得到4035名（占这一时期举人总数的8%）1796年至1895年间通过内地十八省乡试的举人样本（硃卷履历）。在《索引》中查找硃卷中的4035名举人（姓名+籍贯），发现共有728人通过会试和殿试，占1796-1904间进士的5%。

清代（文）科举金字塔与通过率

接着，蒋勤介绍了乡试、会试和殿试的内容与形式差异。在文科举中，童生试、乡试、会试均分三场，最重者是首场四书八股文和次场五经八股文，第三场考察士子自然科学，历史，经济与政治知识等的时务策，在1901年科举改革前不被重视。而殿试目的在于排定进士次序，选拔帝国治理的真人才，故时务策是唯一考试形式，命题最终由皇帝确定，常见主题由选官、河工、赈灾、盐铁、赋税、军事等。

乡试、会试的三场考试

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蒋勤做了简要介绍。他将是否考中进士、殿试的排名和录取等级作为考察举人是否获得向上流动这一因变量的三个度量指标，并根据举人履历，构造了家庭背景、个人能力两个核心自变量。家庭背景根据父辈的功名分为四个等级：平民、底层学子、中下层士绅、高级士绅，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父辈的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官职高低（文化资本）。个人能力包括候选人通过乡试的排名和年龄。此外，蒋勤还考量了作为家庭财富代理变量的候选人父辈的妻妾数量、候选人成为举人前的身份（是否是监生）、兄弟数量及排行、城乡身份、以及地域和组群固定效应。

回归分析显示：个人能力方面，举人们通过乡试（中举）时的年龄、名次，显著地影响他们是否通过会试，以及他们在殿试中的名次和甲次（中举时年龄越小、名次越高，说明其能力越强，那么通过会试的概率越大、殿试的名次越高）。家庭财富方面，父亲与祖父平均娶妻人数、是否捐纳监生（娶妻人数越多/是捐纳监生说明家庭财富越多）对会试和殿试结果均无直接影响。家庭背景方面，出身于高级士绅家庭（进士或三品及以上官员）的举人，相比其他阶层家庭出身的举人，在会试和殿试时有显著优势。

蒋勤认为，一方面，能力对于举人是否能考中进士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科举制度使帝制时期的中国社会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这一论断因家庭财富对科举表现的影响不显著而得到加强。但另一方面，家庭背景对个人的考试成功同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家庭背景影响主要来自顶层士族，其他的家庭背景则没有明显的优势。另外，家庭背景中的文化资本—父辈的官职高低，对于殿试的成绩有显著影响，这是由于殿试更多地侧重对国家政务的处理能力而非对儒家经典理解的考察，担任高级官职的父辈的经验对于殿试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总体而言，帝制晚期的中国社会阶层确实是流动的，但阶层中的不平等在进士考试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此外，蒋勤还利用《石仓契约》中的“科举簿”材料，考察太平天国前后石仓阙氏家族的科举参与活动。通过对阙氏家族的个案分析，印证了余英时等学者的看法，即科举对基层民众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获取低级功名从而保身家，而不是大幅度地提供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

“科举虽然好，参与须有度。”蒋勤最后总结道，“皇权与平民通过科举，‘合谋’制造了有一定流动性却又相对稳定的士绅群体。直至19世纪中期，科举都是社会整合的基石。”

后科举时代的基层社会文教

美国学者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将清廷在1905年废除科举视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该书指出，废科所带来的出国留学热潮以及在知识层面向西学的转向，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发生非常关键；它造成国家行政管理进一步腐败，军阀随之蜂起；它导致地方资源的再分配，也鼓励许多人去寻找与国家利益无关的职业；它摧毁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界线更加固定；它极大改变了教育在中国发展中的地位，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中断。

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左松涛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若干论断受到当时美国“中国学”界对辛亥革命史否思的影响，后科举时代所发生的上述重大社会变动，是否全部可以归因于废除科举，需要进一步思考。就基层社会文教事业而言，不可将某些社会的表象误认为历史事实的本相。

韩策与左松涛关于科举的新书在本次工作坊多次被提及

左松涛首先考察科举废除后世人的反应。他注意到晚清社会对科举立停的反应较为平静，检视留存至今那些亲历者的日记，或寥寥数语，一笔带过，或干脆是毫无记录，近乎空白。进一步分析，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第一，清末报刊舆论多掌握在趋新的知识人手中。废除科举是朝廷功令所在，持有革命立场的报刊，更不太可能对为清廷“加分”举措主动叫好。

第二，从1842年两广总督奏请议改科举以来，晚清有关改革、废除科举的呼声不绝于耳，各地士子对科举行将停废，多少已有心理预期。1905年朝廷痛下决心之举措，不过是将要掉落的另一只靴子果然落地而已，难说是“突然死亡”。另外，清廷多种善后措施也减缓了对科场中人的实际冲击。

第三，清末科举是少数人的游戏，与普通人的生活并无多少关涉(由科举带来的考试经济除外)。对于晚清民众来说，读书主要是为了“认字”，即掌握基本的应世文化技能。普通人在塾学习一般不过一两年，即出为农、工、商；有心培养子弟专意走科举之路的家庭，大约不过百之三、四而已。所以不能过高估计科举制度对于广大士子、民众的实质影响力。

然而鲜受关注却数量庞大的基层旧式读书人对废科的反应也是如此“平静”吗？通过对塾师群体、“恢复科举”的流言以及流行乡间读物内容的考察，左松涛认为，已被排除在新教育领域的基层旧式读书人有着相当激烈的反对意见，他们也并非真正失语，而是通过腹诽、口说、书信甚至炮制若干通俗文艺小册子等手段施加影响，进行抵制，尤其是在新式舆论难以到达的乡村地区造成较大势力。

科举停废的理由之一，是消除士子的观望之心，清除学堂发展的阻力。左松涛介绍，清廷废科举而兴学堂的措施相当有效。据史料统计，1905年全国小学堂数仅为6241所，而一年后小学堂数就激增为22328所，并不断增多。

而除了学校数量的急速扩展，更有意义的是基层社会中家长及学生观念世界出现激变。左松涛以蒋廷黻和邹鲁为例，分析这种观念转变对他们人生道路的改变。他也指出，蒋、邹二人就读西式学堂颇具偶然性，难以复制。如果排除这些逸出常轨的史事，则更能见到民初教育领域中的一般规则。

明清以来，地方教育资源本由士绅掌控，在民国初年也不例外。左松涛认为，地方士绅之中，趋新者固有，但更多是坚持旧有观念者。他们即使亲身参与新政，也并不认同其合法性，多有腹诽排斥。在此情况下，在基层社会要极力推广学校、“改良私塾”，效果可想而知。

基层社会权势人物不认可新式学校，而愿意自办私塾，他们对派来的教员、劝学员不顾不理。为保住饭碗、维持生活，学校教员不得不与当地社会妥协，违背国家法令。但这样一来，学校与私塾其实只是名不同而实相近，要乡村权势者相信不知根底的陌生外来教员，放弃聘请旧识熟人，不啻强人所难。因此，表面看来，虽然也有具体而可操作性的办法出台，但实际效果不大。

到1920年代，这种情况仍未见根本改变。1921年，王卓然陪同来华的孟禄考察中国教育，发现一些地方私塾教育的规模仍要大于学校教育。1927年2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学校教育与私塾相比，在量上仍是弱势:“查市内私塾，共有六百余间，每塾平均三十人，收容学童约有二万余人，而市立小学校，仅得六十一间，学生共约一万一千余人。私塾教育之发达，实超越学校教育之上。”

“今天中国的教育史基本上是按照特殊社会的观念来写就的，我认为没能把全部的历史真实表现出来，如果用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的视角来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不一样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左松涛最后评议说，“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以前历史叙述中比较少出现的材料，尽量讲出历史本来的面貌，而不是用逻辑勾联出来的‘史实’。”

会议现场

报告之外，与会学者们的讨论也颇为引人深思。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沈洁认为，应当对科举停废所造成的弥散性社会影响多做探究。比如停废科举之际的学堂奖励，赋予新学生以科举时代的“名分”，是为解决其统治伦理与合法性延续的一项制度安排；然而从“士”到“国民”的转换，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士人与政治之间的传统关系。而漫延到民国数十年，普通中国人对科举功名的汲汲与缅想，功名意识的流变，背后所牵扯的其实是有关文教秩序与文教理想近代转型的一段极之复杂的历程。此外，废科举与课艺书、文具行业、贡院、会馆，乃至衣冠服饰、婚丧习俗等都有关联。考察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能够更加清楚地观察转折与转折时代。

华东师范大学的瞿骏认为，废科举带来的影响至今仍是一个“进行时”，时人和今人仍然低估了这种变化带来的广度和深度。他提出以下四个看似简单却十分值得探究的问题：废科之后，“谁是士大夫，谁是民众？”“如何做官？”“如何做青年？”“怎样读书？”瞿骏认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能更好地理解科举对于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