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次贷十年｜保科俊：危机后日本人不再以跳槽为耻

姓名：保科俊

职业：在读博士生

居住地：日本·东京

“我实现读研究生深造的梦想，次贷危机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我在东洋大学社会共同研究室采访正在那里打工的保科俊时，他这样轻描淡写地讲述次贷危机带给自己的影响。

出生于1983年的保科俊是我的前辈，也是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的一名博士生。保科为人深沉、谈吐不俗，每次向他请教论文写作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并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和文献。2007年次贷危机前的保科曾希望在大学毕业后能够继续留在学校，攻读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然而，由于日本大学的研究生学费较为高昂（注：日本的大学分为国立、公立及私立。其中国立大学的学费最低，以东京大学为例两年研究生学费约为135万日元，约8万人民币），所以使得保科不得不暂时搁置继续读书的梦想，进入东京都内的一家公司工作。

随着次贷危机从美国逐渐向世界范围内蔓延，作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也不能幸免。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许多日本企业那时不是进行大规模裁员，就是大幅度削减员工的加班费、补贴以及奖金等。根据日本国税厅在2016年发布的《民间收入实态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日本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为436万日元，2006年为434万日元、2007年为437万日元，此后开始不断下降。2012年年底，第二次安倍政权建立，尽管日本经济借助“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有所复苏，比如2013-2015年日本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分别为413万、415万、420万日元，呈不断上涨态势，但与次贷危机前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大约是在2008年以后，保科俊的很多同学、朋友相继因次贷危机而成为无业者。根据IMF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的失业率为3.83%，2008年为3.98%，到了2009年则一下上升到5.07%。保科俊在老家的一些朋友尽管有的还从事着正社员的工作，但在下班之后也不得不去便利店打工补贴家用了。保科对我说，他当时虽然没有因次贷危机而失去工作，但在考上研究生之前，他为了多赚钱经常出差，生活并不轻松。

2010年，保科俊辞去了在东京都内的工作，经过在家1年的复习后，最终于2011年3月考入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2013年3月，保科在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于同年4月开始了社会学博士课程的学习。由于保科在次贷危机后并没有被公司解雇，所以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选择辞职读研。保科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次贷危机后，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院开始下调学费，并放宽入学门槛。”

保科的回答倒是令我想起了巴菲特的那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诚然，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日本部分企业倒闭、民众失业，但这场金融海啸也间接推动许多行业重新洗牌整合、促使诸多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生产知识的主要机构——学校也不例外，它也需要不断地调整自身，进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许从这个角度而言，次贷危机对于保科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他实现了读研读博的梦想。

发端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一方面改变了保科俊的人生轨迹，另一方面也促使保科对日本人长久以来的价值观与工作观有了更深层次的观察与思考。

在价值观方面，保科俊认为次贷危机后的这10年，许多日本人逐渐淡化了将“终身雇佣制度”作为评价他人的标准。“终身雇佣制度”是建立在战后的日本企业用人制度，该制度后来成为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并且也是日本社会的主要价值观之一。

比如，一个人如果在一家企业持续工作至退休的话，那么周围的人会称赞他像是具有执着精神的“武士”。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在一家企业“半途而废”的话，那么周围的人会批评他是个“无能的人”。

保科告诉我，以“终身雇佣制度”为基础的评价标准长期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后，这样的价值观在日本社会中开始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在一家企业工作几年后跳槽、辞职不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保科俊的这个观察或许与他居住的环境有关，因为保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共屋”（Share House）。所谓“共屋”有点类似中国的青年公寓，每名住户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12-20平方米），有公共的厨房、浴室、洗衣室等，每月租金在3-5万日元之间。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共屋”就已经出现在日本社会了，但当时的住户主要以学生和外国游客为主。2007年次贷危机后，由于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使得很多日本人为了节约开销而选择住进“共屋”，所以过去10年里“共屋”的数量大幅上升。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在2014年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日本全国约有2744个“共屋”，其中东京都内约有2057个。

保科俊的室友来自日本不同的地方，并且分别拥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中有的没有固定职业整天以打零工为生，有的是为了创业而坚持留在东京拼搏。保科俊说，“室友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放在2007年次贷危机前，是肯定无法被父母甚至社会所接受认可的，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这样有违传统主流的生活方式。”

虽然保科并没有向我解释何为“传统主流的生活方式”，但是结合在日本留学生活这几年里的感触，我想所谓的“传统主流的生活”应该就是大学毕业后顺利找到一份大公司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继而循规蹈矩地过完一生，至于追逐所谓的理想、挑战，或者创业之类的事情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然而，就像保科说的那样，次贷危机后的这10年里，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并且逐渐受到一般大众的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变化恐怕是许多日本人始料未及的。

除了对日本人的价值观产生影响外，保科俊还告诉我说，日本人的工作观也在次贷危机后的这10年里发生了改变。

提起日本人的工作观，相信许多读者都能立刻联想出“认真”、“努力”、“勤奋”等词汇。事实上，在次贷危机以前，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坚信只要努力工作，将公司当作自己的“家”，与公司融为一体的话，那么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特别是日企的大幅裁员、削减支出，使得这一传统的工作观瞬间变得毫无说服力了。

“那些一心一意将公司当作‘家’的员工被辞退了，那些曾经坚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维持公司运转、就能提升公司业绩，进而改善个人生活的员工发现，次贷危机后不论他们怎样努力，都无法确保公司能够继续运转。”虽然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日本人的工作观因次贷危机而崩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过去数十年来被日本人奉之为圭臬的工作观在次贷危机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甚至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

现如今距离那场始于2007年夏季的次贷危机已经10年了。回想过去的10年，尽管经历了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泄漏、熊本大地震等诸多令人悲伤难过的事情，但2020东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日本科学家多次斩获诺贝尔奖也使得无数日本人倍感激动，特别是最近几年访日游客数量的不断攀升、Piko太郎《PPAP》歌曲在全球引发追捧、电影《你的名字》受到亚洲各国观众的一致好评等，使得日本找回了久违的自信。不过，保科俊对此却并不完全认同，在他看来时下日本的一些社会问题都与次贷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最初的恶”的次贷危机并没有彻底离开日本，比如最近几年被日本媒体高度关注的“黑色企业”问题。

所谓“黑色企业（ブラック企業）”是指那些对从业人员刻薄剥削的企业，比如这些企业要求员工，尤其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新员工无休止的加班工作，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加班费；企业管理层对员工恶语相加，变相在精神上折磨员工；以试用期的名义招募实习生，在帮助企业完成工作后，又以各种名义将实习生扫地出门等。事实上，“黑色企业”这一社会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过，但当时并没有受到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毕竟在日本人的工作观念里，加班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黑色企业”问题之所以在最近几年里受到日本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次贷危机后，尽管经济有所复苏，但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大多数企业中临时工的比例要远高于正社员的比例。

保科说：“次贷危机后，许多企业为了存活和减少开支，不得不减少正社员的数量，但是由于工作总量并未减少，所以只能通过招募临时工的方式来完成企业的工作量。”也就是说，本来是10个人的工作量，现在分摊到3个正社员和2个临时工身上了。这样，正社员与临时工的工作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于正社员担心被解雇而失去了生活保障，临时工则希望通过努力工作来换取正社员的身份，所以对于“黑色企业”，他们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与此同时，“黑色企业”恰恰是捕捉到了人们这样的心理状态，才敢肆意妄为地最大限度压榨劳动力。尽管日本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已经开始寻求应对“黑色企业”的措施，但如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似乎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毕竟最近几年的经济复苏态势还不足以彻底消除日本人心中对未来的不安感。

临近采访结束，我问保科如果当年没有次贷危机，你现在会做什么呢？

“我应该还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公司上班”保科俊说。

（作者系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