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之父：当年用算盘算潜艇数据，土法造“长征一号”

在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停泊着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去年10月15日，它在游弋大洋40多年后退役。

但它的总设计师，仍在“服役”之中。

7月4日上午，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某研究所，楚天都市报记者见到了黄旭华。他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身体状况只允许他每天工作半天，黄旭华觉得时间不够用，每个工作日上午8时30分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整理过去数十年积累的资料。这位“志探龙宫”一辈子的“痴翁”，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留给下一代。

93岁的黄旭华，戴着运动手环，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就像在看一部传记电影。为研制国之重器，他隐姓埋名30年。他的人生，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看似默默无闻，却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没见过核潜艇的他

34岁便担纲总设计师

1954年，全球第一艘核潜艇——美国“鹦鹉螺号”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58年，我国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的黄旭华，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被选中参加研究。

之后不久，苏联宣布撤回援华专家。毛主席说出了让黄旭华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的一句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到一个月，黄旭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汇集到了那个寄托着他们理想的荒山半岛。“中国核潜艇完全是白手起家。”黄旭华回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人才。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有谁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模样，也许会大大缩短研制过程。”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外型是水滴型，因为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美国在研制中谨慎地选择了三步走。我们是也分三步走，还是三步并作一步？研制队伍发生激烈争论。34岁的总设计师黄旭华毅然选择了后者，“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少走弯路。”

没有犹豫彷徨，黄旭华带领大家通过大量计算和反复论证，仅用三个月就提出了五个艇型方案，然后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实验室。

这仅仅是开始。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核动力装置、水下通讯、发射装置等七项重大技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摸索着一步一步往前闯。我们有的，只是不可动摇的决心！”他说。

算盘是主要计算工具

土法造出“长征一号”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在没有现代化计算手段的年代，这把算盘曾伴随他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

“研制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就是从这把算盘上跳出来的。”黄旭华说，为了保证数据准确，他和同事们常常分组计算同一组数据，出现不同结果就重新再算，直到结果一致。为了一个数据，“噼噼啪啪”的算盘声经常一响就是一整夜。

中船重工集团公司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曾于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他对用算盘计算核潜艇数据感到不可思议：“这可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而是要运用三角函数、对数等各种复杂和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模型。”

但在一穷二白的当时，黄旭华和同事们正是用这种土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

他们就像大海捞针一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集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谁也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不敢肯定拼出来的设计图是否靠谱。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从国外弄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玩具模型。黄旭华如获至宝：“我们拆解分装了一次又一次，发现跟我们推演出的设计图基本一致。大家高兴坏了！”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正如钱学森所说：“没有一万年，也没有一千年、一百年，只用了十年，我们就建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

1974年8月1日，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三次刻骨铭心的眼泪

诉说精忠报国的一生

回望过去93年，黄旭华说，自己曾三次流泪，让他刻骨铭心。

第一次是1988年4月，中国首次进行核潜艇深潜试验。所有参试人员都明白，这次试验非常重要，也十分危险。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长尾鲨号”就是在深潜试验中沉没，艇上160多人全部葬身海底。

试验开始前，参试人员宿舍气氛凝重。他们有的给家人写遗书，有的唱起《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为了鼓励大家，64岁的黄旭华决定和同事们一起下水。潜艇越潜越深，他指挥若定，“其实内心高度紧张。”

当实验成功，这位世界上首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激动得满脸都是泪水。出艇后，他即兴写下这样一句话：“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1957年至1986年，黄旭华隐姓埋名研制核潜艇，30年未能与父母谋面，唯一联系就是一个信箱号码。

直到1987年，上海一家杂志发表了关于黄旭华的报道，他给母亲寄了一本。母亲把报道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全家人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谅解。”后来，当妹妹告诉他这件事时，黄旭华又一次落泪了。

1988年，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回到广东老家时，母亲已经93岁。“我离家30年，家人只知道我在北京的邮箱号。父亲重病，我回不去；他去世了，我回不去……”在父亲坟前，黄旭华第三次流下热泪。

国家使命让黄旭华失去了很多天伦之乐。婚后不久，他便与妻子分别6年，他与三个女儿也是聚少离多。他的大女儿黄燕妮，循着父亲的家国情怀和人生轨迹，也投身到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中。

目睹山河破碎改初衷

弃医走上造船强国路

海边长大的黄旭华，似乎注定要和大海一生结缘。

1924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我原本的志向是和父母一样学医，结果日本人的轰炸让我改变了初衷。”

抗战爆发后，黄旭华不得不辗转韶关、桂林、重庆等地求学。一路颠沛流离，一路山河破碎，少年黄旭华开始思考：祖国那么大，为什么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思考的结果是，我决定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造军舰抵御海上的侵略！”

1945年，黄旭华放弃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航空系的保送资格，以第一名考上被称作“东方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国立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前身）造船系。

2016年4月8日，在120周年校庆之际，上海交大官方微博转发了一张照片：校庆活动中，92岁的老学长黄旭华，推开为他准备的椅子，坚持站着演讲。

面对风华正茂、求知若渴的大学生们，黄旭华说：“若有人问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生，我们会说，此生没有虚度。我们的这一生都奉献给国家、给核潜艇事业。我们此生无悔！”

（原题为《隐姓埋名30年研制国之重器，中国核潜艇之父的深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