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为什么德国人非常严肃刻板

近年来，西方城市研究日盛。作为个体的人在不同的城市中辗转互动，不断地塑造着城市特征，而城市又影响着一代代人的性格。于是，城与人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对话。在此契机下，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推出“读城”系列丛书，通过探讨城市中的人因地缘、历史等不同原因而遇到不同的困境，为读者展现一幅城市群像的画卷，进而寻求人类最好生活的多种可能。据丛书责任编辑林雅琳介绍，出版社已购买到七部海外著作的版权，后续还会增添书目。

7月7日晚，“读城”系列丛书的第一部作品《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新书发布会在建投书局上海旗舰店召开。活动邀请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本书译者傅敬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旭东和同济大学中文系学者胡桑作为嘉宾。三位学者从柏林苍穹下的不同面孔出发，对德国的历史文化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讲座现场

“读城”不是Lonely Planet般的旅行书

作为译者，傅敬民首先介绍了本系列丛书的内容以及定位。本套丛书多为外国图书的译作，内容和题材方面并没有固定的格式。但是“它不是类似于Lonely Planet般的旅行书，不是旅居某城后的随笔或随感，更不是呈贡给市政府部门看的报告和数据统计”，而是建立在丰富的史料之上，同时能够不囿于史料，又能从新颖的角度，通过有趣的方式描写出来。

比如《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的作者、英国人罗里·麦克林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旅游作家，周游过很多地方，尤其对柏林情有独钟，甚至为了写这本书，把英国的房子卖掉，专门到柏林买了一个房子生活。此外，麦克林还是一位记者，他通过采访柏林形形色色的人物，对柏林形成了一种独特而接近现实的认识。基于此，麦克林的写作方法和我们通常看到的城市传记并不一样，他是用很多人物的小故事把城市的历史串联起来，每一篇都代表了一个时空坐标。因此傅敬民觉得，本书中所展现的柏林苍穹下的二十多张面孔，如中世纪的民谣诗人、建筑师申克尔、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电影巨星黛德丽等人的故事，“既如小说般迷人，又衬托出了真实而宏大的历史叙事”，这正是《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最独特的地方。

《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

黛德丽与里芬斯塔尔之美

黛德丽和里芬斯塔尔是同一时期的德国知名女性，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冷艳代表了德国的某种气质。由于二人都与希特勒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所以历来对她们的评价多少带有政治色彩。

《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写道：“里芬斯塔尔发现希特勒私下里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城堡中观赏黛德丽的电影”，甚至希特勒有收容黛德丽的想法，然而黛德丽最终选择离去。她也曾讲到：“士兵们不要去打仗，这场战争是一个狗屁，希特勒是一个白痴。”胡桑认为黛德丽用电影和歌声呈现了一个真正有人性的人物，内心有自由的人物，展现了一个不服从庞大帝国，不服从权力的形象。然而，从里芬斯塔尔的电影里看到的，则是用崇高优美的方式来伪装一个残忍政权的形象。在胡桑看来，里芬斯塔尔代表了希特勒所建构的纳粹精神，他说：“虽然里芬斯塔尔的电影让人感到很崇高，但总有一种不舒服感，就是她会牵着你走，让你不能保持独立思考，这正是所谓的法西斯美学的真正问题所在。”

关于黛德丽和里芬斯塔尔的美，方旭东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黛德丽的美首先是一种身体上的美，这种美是一种中性的美，不仅对男性具有吸引力，对于女性同样有吸引力，这也是希特勒、巴顿、海明威对其产生好感的重要原因，以至于海明威曾经给黛德丽写过这样一封情书：“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你这一生究竟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想要每个人都为你心碎吗？你总是让我如此心碎，而我却是那么的心甘情愿。”而里芬斯塔尔则拥有更高的智慧，她体现的是“德意志民族对崇高事物追求”。一般女性展现柔弱之美，而里芬斯塔尔则展现了徒手攀登阿尔卑斯山的壮美。方旭东并不否认里芬斯塔尔拍摄《意志的胜利》有宣传法西斯之嫌，但她所拍摄的《奥林匹亚》却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完美地表现出来。方旭东说：“里芬斯塔尔拍奥林匹克，能够将运动美，将人类对于极限的一种追求拍得如此动人心弦。她是一个艺术家，她用自己的天分创造了这种美，这种美是不可逾越的，为什么一定要加上所谓的法西斯？”

柏林是从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倔强城市

罗里·麦克林曾说：“巴黎是一座浪漫之城，纽约意味着活力，伦敦则永远代表了时尚”，而柏林却总是变化无常。傅敬民认为中国人喜欢宏大叙事，而西方人喜欢进行一种心理上的探索。《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记录过人们内心的焦躁，也多次讲到里芬斯塔尔说谎时手在瑟瑟发抖，这其实表现了她心中的煎熬。因为焦躁，所以“闯红灯”，造成了太多的灾难。傅敬民说：“所以德国的社会需要规范与秩序，我们通常说的德国人非常刻板就是这种历史的沉淀。”

胡桑认为作者在人物故事的背后其实保有一种严肃的思考，思考柏林五百年来到底经历了什么变化，他说：“布鲁士人的国家不是来自于自由主义，而是来自于人权。夹缝中生长的柏林相较于南欧、罗马、希腊、巴黎是后发的，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化内涵，有某种暴发户想充当一种文化使者的感觉。正因为后发，所以急于展现自己的力量，最后没有形成真正西欧式的自由民主状态，而是形成了一个强悍、倔强的民族。”

活动结束后，澎湃新闻记者对三位嘉宾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澎湃新闻：《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讲到了二十多个人物，这些人物都是真实的吗？

傅敬民：这二十多个人物中，大多数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有两个是虚构的。一个是康拉德，一个是埃尔西。康拉德是一位民谣诗人，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这本书中的形象是作者把以前诗歌中出现的人物的特征集中到这个人身上创作的，埃尔西则是将一些性工作者的特点赋予了她，她也是《迷失少女日记》的原型。我当时翻译的时候以为康拉德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丰满的人物，还去查找他的资料，结果找不到，甚至我还去找康德。

澎湃新闻：这些不真实人物能够真实地反映柏林的历史文化吗？

傅敬民：其实你看这本书的英文名字，Berlin Imagine A City，想象一座城市。我当时翻译的书名是《畅想柏林》，现在的书名是出版社综合各方面因素之后重新拟定的，听起来可能要比我原来的题目更有诗意，更吸引人一些。《华盛顿邮报》对这本书的评语是：“这是一本关于想象、沉思、崇敬、困惑，以及夹杂着作者对这座城市爱恨交加情感的作品。”

澎湃新闻：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德国人往往是一种严谨，甚至是刻板的形象，这本书中所体现的德国人的形象有什么不一样吗？

傅敬民：集体记忆承载着历史的苦难，情感上伤痕累累，以至于柏林人像所有德国人一样，构建出规则来进行防范。

胡桑：用刻板形容柏林人可以截至到二战，但是二战后柏林人或者德国人确实在思考这一问题。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说到德国人缺乏同情心，后来又告诉我们，德国人并非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心灵遭受过重创，一直担负着一种记忆，从康拉德开始一直有，这种记忆让德国人变得更有同情心。德国从一个冷酷节制遵守秩序的民族慢慢开始思考，只有这样一条道路能给德国带来一点希望。德国的记忆成为他们行走道路上的绊脚石，但如果德国没有这样一个绊脚石，德国将再一次走向法西斯帝国，所以必须安置一个绊住记忆的石头。

三位嘉宾，从左至右：胡桑、方旭东、傅敬民

澎湃新闻：本书的序言中说柏林是一直在变化的，那么在变化的过程中究竟是城市塑造了人的性格，还是人塑造了城市的特征？还是彼此改变？

方旭东：这本书给我们感觉是柏林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换个角度看，也许是他并没有把握到柏林的精神。比如黛德丽和里芬斯塔尔，虽然看起来这两个人完全不同，但实际上可以看到，她们作为日耳曼人共同的地方，无论黛德丽喜欢男装，还是里芬斯塔尔不断挑战自己，学深海潜泳，拍海底世界，跑到非洲蛮荒的地方，包括她自己徒手爬山，都可以看到一个日耳曼女性身上的特色。我们需要思考，作为一个民族是不是一定建立变化之上。

傅敬民：作者在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住在柏林，柏林住在我的心上。作为我来讲，在上海生活了30年，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上海人，而是一个外来人。将近30年前上海对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当年来上海，走在街上随便到商店摸摸衣服，服务员会问：你看什么，买得起吗？那时候我是穷学生，穿得比较寒酸。但是现在到那里去，服务员会说：先生你好，你要买什么？20多年来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上海人对外地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从柏林来讲，一开篇康拉德在柏林生活，到腓特烈大帝，经历一战二战到柏林墙，躁动不安，没有安全感，柏林是一个孤岛，不断有城堡攻击它。一直到1871年才成为一个帝国，原来都是分崩离析的。作者想表达的是，我们通过想象这些人物来理解这些人物，就能够对现实的东西、未来的东西有一个体会。我们来想象这座城市，不但要想象这座城市的过去，同时要想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