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次贷十年｜李见刚：“一带一路”影响中的涉外律师

澎湃新闻 刘筝  制图

姓名：李见刚

职业：涉外律师

居住地：中国·上海

律师李见刚错过了中国律师发展最好的那几年。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下行，但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21世纪，贸易无国界，在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纠纷数量暴增，对于中国的律师而言，他们在危机中遇到了行业发展的爆发期。

然而，2005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的李见刚却在律师黄金期的那几年投身中国当时另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行业——光伏产业，做了职业经理人。

不巧的是，光伏产业昙花一现，而律师业却风生水起。

在做了三年多对外贸易后，李见刚重新做回了老本行：涉外律师。

这就是一个中国中产阶层次贷十年的职业轨迹。

（一）

李见刚伸了个懒腰，回忆令人感慨。“放弃律师，做公司总经理，把我人生中最好的经历给消耗掉了。”

2007年至2011年，他由一家集团公司的法律顾问变为一家集团下主营光伏业的公司总经理。在大环境下，李见刚的选择似乎也挺正确。当年次贷危机溢出效应明显，几乎各个行业，尤其是在制造业受到了冲击，但对于光伏行业，市场的缩微并没有那么强烈。

2006年起，中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连续5年年增长超过或接近100%，2007年起，产量连续4年居全球首位。

当时光伏行业如此热门，生产设备供不应求。

“意大利都是家族企业，生产设备都是慢吞吞的，但是中国的需求不得了。”当时，李见刚亲自跑到威尼斯隔壁的一个小镇上去蹲着“抢”设备。

特别是2010年，欧洲需求高涨，一时间供不应求，李见刚记得，一些客户提着现金就来提货了。

而好景不长，2011年，欧洲爆发欧债危机，同时美国企业提出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反倾销反补贴“双反”诉讼。一下子，中国光伏产业跌入严冬。

“99%是外销。公司利润从供不应求，一下子跌到地面了。”

不好意思拿着年薪继续呆在公司，2011年，李见刚重返律师行业。

“单从经济收入和身体角度看是不合算的，付出太多了，但收获也有。”由于做对外贸易的三年，自己身兼总经理、市场销售、法律顾问等多重职务，一多半的时间往欧美跑，他去过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的乡村和小城，了解了各国的风土人情、交易习惯、合作思维等，也建立了人脉，这些为他后来走上涉外非诉业务打下基础。

（二）

在主要处理涉外案件后，李见刚认为，近两年算是事业上的机遇年。

出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考虑，中国在2000年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当时企业多数是自发地、零散地“走出去”。而2013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比增加295%，投资案例数占当年总案例数的69%。

“这两年有点疯。感觉大家一窝蜂地出去了。”事务所的案子多得接不过来，如果是要求上门去对方公司洽谈的，忙的时候只能忽略。

李见刚语速快得很，每次国际电话会议，他也不跟人过多寒暄，开门见山“point one，point two……”说完了要点，接着说“thank you , goodbye”。

和那些“天天西装革履，端着，脚踩得笔直笔直的，文件形式上做得很好看”相比，李见刚坦言的“特别”，他甚至还被评价过“自命清高”。

李见刚一直在强调，律师一定要有“主导”意识。一般来说，中国律师不能在国外的法庭出庭，但是李见刚经常寻找依据坚持出庭。

“按国外有些律师的风格，经常会说些confusing和误导证人的话，而且都是法律上的专业词汇，翻译也不一定完全理解和翻译正确。我就说我坐在这里听，不插话，但是翻译错了我会提醒。”

今年六月，李见刚被一家央企邀请去做关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讲座。像2016年末中东欧基金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姜建清公开演讲时讲的“中国企业在买买买的同时准备不够。”

李见刚看到这些精明的企业主在对外投资时 “非常草率”。在国内精打细算的生意人在对外投资时却感性起来。不少人全权托付给一个在国外当地的华人律师，自己只负责在合同上签个名字。很多次，李见刚接手时，一场涉外并购已经变成一个烂摊子。

李见刚处理过典型的事件是一家私营企业与一家德国公司合作的案例。这家盲目的中国公司将业务托付给在德国的华人律师，打过去借款500万欧元，后却被告知项目无法推进了，再不投钱，项目就是破产的结局。

“以为同为华人便值得信任，或者认为德国人信誉好，他们就放松了警惕。”李见刚去当地调查，德国合作方表示曾许诺给那位华人律师好处。而草率的中国公司连合同都没翻译成中文，就在德国合同上签上了字。

李见刚说，这个失败案例起码是二至三成的对外投资公司的缩影。不仅私营企业如此，同样没有经验的大型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上也有着同样的盲目。

“还有一个问题时，他们为什么要去国外？目标不是很清楚，往往一厢情愿地往好处想。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缺乏配套人员，管理层也跟不上。”

同样的问题也在姜建清的演讲中被指出：“中国真正能够管理国外的大型企业的公司不多，民营企业依靠的是金手铐，我收购你，跟你总经理说，你好好干，赚了钱多分一点。但是大家知道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企业破产了，也是老外管理的，并不是外国人鼻子长高一点，就能把企业管好。”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度全球对外投资统计报告，中国对外投资连年攀升，到2016年对外投资额超过吸引外资总额，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从贸易国、对外贸易逐步走向对外投资，这是一条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必经之路。

（三）

从2005年开始做律师，李见刚眼看着这个行业一点点地兴起。不仅仅得益于始于2007年的那场危机，21世纪以来，中国人整体素质的提高，法律观念的增强都是促进市场发展的推动力。

李见刚印象深刻，以前大家创业都是花几百元找注册代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花两万元找律师做股东协议、公司章程、代持协议等成立公司的文件。一些大公司也不再依赖一个法律顾问，而是在不同的类别上运用不同的律师。

社会法律意识的提升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拿涉外公司来说，“特别是中国融入全球的进程加快，很多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吃了亏，但他们也从国外学到了一些，比如外国公司是用律师的。对方用了律师，我们的企业就很慌，也就学着请律师。”

当然，发展本身就意味着竞争。李见刚认为，市场的发展远不及律师数量涨得快。

李见刚直言：“律师不是越来越吃香，是越来越多了。”

至今李见刚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去世时，村里人聚集在一间大教室里哭的场景，那时的他才5岁。所以他对社会逐步改善的体会也极为深刻。

有丹麦客户要求他去当地工作的机会，他没有一丝心动，因为机会还是中国更多。总体上，李见刚还是保持着乐观。他始终相信那些令人产生不安全感的事件更属于“个体差异”所致。

“社会规则是一个平衡关系。”曾有一家国有企业在接待他时说的第二句话是“上回一个拿回扣的员工被开除了”。所以李见刚说：“如果潜规则在退，那正常规则就会往前进。现在就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中午，公司楼下的自助餐厅是李见刚解决午饭的常选项之一。

他切着盘里的牛肉，想起了两个他最难忘的人。一个农民工和一个中年女人，这两人是他所有客户里最穷的人。这两位社会底层者互不相识，但有着相似的行为逻辑。

官司胜诉后，他们都再约见了一次李见刚，说了感激的话后，突然，把钱使劲往李见刚的手一塞——一千元。

还没等李见刚反应过来。他们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