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新谭｜七七事变：日本侵华野心与“下剋上”传统的碰撞

80年前的今天，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历时八年的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最终也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被原子弹攻击的国家。日本著名评论员田原总一郎告诫他的国人：“不要忘记，日中战争就是由一发子弹引起的。”“一发子弹”引发的全面侵华战争，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实际上，包括七七事变在内的一系列侵华事变，大都存在着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日本侵华是必然的，但发生在某地某时，则是偶然的。这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也可用以说明七七事变。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写道：7日晚开始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表面上，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引发的，具有偶然性。但是，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从历史的演变过程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

引发卢沟桥事变的直接动因，是日军违反1901年《辛丑条约》有关日本在华驻军的规定，从1936年5月起强行在丰台“安营扎寨”。1937年7月7日进行军事演习并引发事端的日军，就是驻屯丰台的日军。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承认：“将通州驻兵的计划改为在丰台驻兵，终于构成了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动因。”

下剋上：产生于战国时代的传统

如果说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构成了日本侵华事变的“特色”，那么真正呈现这种“特色”的，则是日本“下剋上”的传统。这一传统产生于以1467年爆发的“应仁之乱”为开端的战国时代，延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室町时代（1336—1573），日本分为很多“领国”。领国的治理者是“守护”，守护对领国的治理权是幕府将军委托的职权，如果不服从幕府将军，幕府将军可以将守护罢免并收回领国。也就是说，守护仅是领国的“领有者”而非“拥有者”，因此守护又称“大名”——领国名义上的主人。守护由于要参与幕府政治（实际也是幕府将军避免尾大不掉采取的措施），所以往往将领国委托下属治理。领国的实际治理者叫“守护代”——守护的代理者。

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日渐衰落并逐渐丧失了掌控全国守护的能力，而守护则往往被守护代“架空”。也就是说，“有实无名者”能够左右“有名无实者”的“下剋上”之所以在战国时代普遍出现，首先归因于“守护领国制”这种“黄鼠狼看鸡窝”式的制度性安排。

下剋上的主体：日军参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下剋上”，同样和制度性安排相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通称东京审判）有一个不为人关注的情况：28名甲级战犯，当过参谋的有18名，超过半数，其中15名当过陆军参谋。被处绞刑的除了唯一的文官、前首相广田弘毅，其余6人都曾经是陆军参谋。

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但日本陆军参谋则不然，那不仅是一种职务，更是一种资格。按照规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绩在前20%的毕业生，才能报考陆军大学。只有陆军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当参谋。日本陆军大学1882年建校，1883年招生，从1885年首届毕业生“新鲜出炉”至1945年末届毕业生离校后“关门打烊”，60年陆军大学总共有毕业生3000人，平均每年只有50人有资格当参谋。正因为此，日本陆军参谋在军队里经常专横跋扈，不服从上级指令。可以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由参谋直接策动的。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发生，均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了“大陆政策”。侵占“满蒙地区”即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按照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室信一的观点，“日本认为，那块大地所蕴藏的丰富的天然资源，决定着日本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满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特殊地域。”从1911年10月24日作为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关于对中国的政策》，到1931年4月提出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日本觊觎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这就是日本侵华的“必然性”。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侵华的“偶然性”呢？值得注意的是，直接引发侵华“事变”的日军军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自认为是“精英”，走的也是“精英路线”。但是，最终他们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精英”。这种心理的落差是他们试图通过策动“惊天骇俗”的事变显示自己能量、乱中求升的重要动因，从而使事变的发生具有偶然性。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动者石原莞尔、七七事变的主要策动者牟田口廉也，都是这种自命不凡的人物。他们“下剋上”策动的事变，并不是执行军部的命令。相反，他们的擅自行动打乱了军部的部署。

九一八事变

1929年5月1日，以“昭和恐慌”即经济危机的发生为背景，日本关东军情报会议决定“做好采取全面军事行动的准备”，并确定了具体步骤。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被称为“日本陆军大脑”的石原莞尔在日记中写道：“昭和4年（1929年）5月1日，是引发满洲事变的纪念日。” （“满洲事变”即当时日方对“九一八”事变的称呼）根据此次会议精神，1929年7月，日本关东军以制订对苏作战计划为名，组织参谋赴“北满”（即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旅行。之后，石原莞尔完成了三篇关于“满蒙领有论”的文章。这三篇“杰作”，使石原莞尔自鸣得意。

然而，日本陆军中央有其自身的“满蒙领有计划”，这个计划给了石原莞尔兜头一瓢冷水。1931年4月，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计划采取“渐进方式”分三个阶段占领“满洲”：第一阶段，在当地扶持建立国民政府主权的亲日政权；第二阶段，建立“独立国家”；第三阶段，将“满蒙地区”并入日本版图。

当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门成立了“满蒙问题对策委员会”，拟订了《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其中写道，“使关东军首脑部充分理解中央之方针意图，在今后一年时间里隐忍自重，避免卷入因排日行动引起的纷争。万一引起纷争，亦应局部处理，努力避免事态扩大。”

但是，关东军对参谋本部的“三阶段论”根本不予“理解”。同年8月，关东军提出了《关于形势判断的意见书》，称“解决满蒙问题之国策以急速为要。急速解决未免显露骨之势，但以往为避免露骨而采用渐进主义，一无所获”。根据“急速为要”的指导思想，关东军决定自行发动解决“满蒙问题”的事变。孰料事机不密，他们的计划为参谋本部获悉。时任日军驻沈阳特务机关少佐的花谷正在《“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一文中写道：

“9月15日，特务机关收到了从很早以前同我们有联系并进行过接触的桥本（欣五郎）中佐打来的电话，称因为计划暴露，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请我们不要犹豫，尽快行动。即使建川到达也来得及，要赶在尚未听到建川传达中央命令前行动。”

关东军接报，立即决定将原计划9月28日发动事变的时间，提前至9月18日。9月18日夜晚10点多，当关东军首脑们在饭店为建川美次洗尘时，他们的下属引爆了奉天柳条湖附近一段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北大营发动攻击，引爆了九·一八事变。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也具有日本亟欲扩张在华势力的“必然性”和日本“下剋上”直接引爆冲突的“偶然性”相结合的特征，即也具有“二重性”。

有一句话我们耳熟能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是，这似乎不等于说这一事变就是日本最高统治者直接周密部署策动的，其目的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是卢沟桥事变的主要策动者。这个曾经在陆军参谋本部庶务科担任过参谋的家伙，曾大言不惭地宣称：“大东亚战争的责任应该由老子承担。是老子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

他这么说显示出高估自己的狂妄，但并非纯属“胡说八道”。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自昭和十二年（1937年）4、5月，一些不祥的情报不时传入我的耳内：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幕僚称，华北出现了一些可能会闹事的征兆。”而“闹事”的，就是牟田口廉也的部队。他的“放纵”，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1937年7月7日下午，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带领，在卢沟桥以北永定河东岸宛平城附近回龙庙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以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寻，遭到中方拒绝。实际上，在日军提出进城搜寻半小时前，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日军这么做纯属寻衅滋事，而这种寻衅滋事，至少为牟田口廉也默许。7月8日5时30分，日军从沙岗炮击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自卫，双方武力冲突全面升级。

根据当时的日本内阁书记官长风间章回忆，7月7日当天夜里他接到消息后，即向首相近卫文磨作了汇报。近卫问：“难道是日本陆军有计划的行动？”近卫连夜召集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不扩大事态”。7月8日上午，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也召开联席会议，并在傍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电令日本驻天津部队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不扩大事态，不行使武力。”

但是，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等一帮家伙，却不嫌事儿大，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两个参谋前往北平给牟田口廉也等“打气”，并上书要求中央“决断”。那帮家伙扩大战争的主张五花八门，如田中新一称，“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不算扩大”。可以认为，在有“下剋上”传统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也被“阳奉阴违”。

毋庸赘言，全面侵华战争，当然不是因为这帮家伙不知天高地厚乱来而扩大的。事变所以衍生为战争，主要是如《陆军资料》所写道的，日本认为中国“国民党腐败，军队军纪涣散，国家四分五裂”，“不堪一击”，只要开打，即可速胜。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写道；“要贯彻日本陆军的传统精神和作战方针，速战速决。”河边虎四郎在回忆录中写道：“只要派遣大军攻击一下作为恐吓，中国马上会投降，即可防止事态扩大”。 时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武藤章，则提出了“对支一击论”。是日军对中国的轻视，以及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使卢沟桥事变成为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