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观察丨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上：关于人的博物馆

原作者：lohsi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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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有一座名叫莱顿的大学城，除却那些典型的荷兰元素——鲜花、运河、带斜脊屋顶的老房子和随处可见的自行车，这里还坐落着一间历史悠久的“关于人的博物馆”——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它与荷兰国立博物馆是如今荷兰唯二大量系统收藏中国藏品的博物馆，其亚洲藏品的收藏也与荷兰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其殖民史息息相关。2014年，民族学博物馆、热带博物馆和非洲博物馆合并成为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

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世界文化博物馆”的理念是从人类学与民族志角度出发，用其来自全球各地的七十多万件馆藏来呈现世界各地的人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进而“激发人们对世界的开放态度，并帮助塑造一个全球化的社区”。

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网站背景图
图片来源：www.tropenmuseum.nl

近年，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成为了最早建立机制、归还从前殖民地劫掠所得文物的欧洲博物馆之一，这也是整个荷兰博物馆行业逐渐强调对本国殖民史的反思并希望重建相关叙事规则的产物。本文将介绍荷兰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下属的“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历史、展览规划和展厅陈设，还有近期的一场特别展览来讨论博物馆在文化传播上扮演的角色。此外，也意在探寻这间博物馆主导的藏品和文化研究、运营，乃至荷兰整个博物馆行业逐步打开的全新视角有何值得学习借鉴之处。

荷兰的亚洲藏品与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历史

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说是荷兰亚洲藏品的收藏史。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龙兴曾在其《典藏亚洲——荷兰的亚洲文物收藏简史》一文中写道：

“严格说来，一直到19世纪初期，荷兰才在莱佛士爵士（1781-1826）的启发下展开对东亚世界的知识建构。另一方面，1815年，荷兰脱离了拿破仑的掌控，由本土的奥勒治皇室重新掌握政权，如何展现荷兰与亚洲（特别是日本）长远的交往关系，进而证明荷兰的自主独立，便成了奥勒治皇室的首要任务，而收藏亚洲文物正好成为实践此一理念的最佳手段。1814年，威廉一世（1772-1843）接受罗伊（1737-1807）捐赠的中国瓷器及其他艺术品，这批瓷器构成了现今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博物馆中国瓷器收藏的主要部份。”

罗伊是一名来自海牙的律师，同时也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业余汉学家”。他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有着紧密的关系，这帮助他在18世纪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器物和书画，包括“彩陶俑、皂石雕、象牙雕、几套服装、一系列的册页、乐器、书籍、砚台、毛笔与纸张样品、漆器，以及陶瓷器”。这批收藏同罗伊的其他藏品（主要为日本藏品），于1814年末由其遗孀赠献给国王威廉一世，1815年完成移交，后成为皇家藏珍阁最初的一系列藏品。

罗伊
图片来源：RKD-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Art History

1816年，皇家藏珍阁在海牙成立。起初任命范·德·卡斯德尔勒（1767-1845）为中国藏珍阁负责人，但由于当时的国王威廉一世本意是想建立一间综合性的藏珍阁，且有许多藏品与中国并无关联。所以在范·德·卡斯德尔勒被任命为中国藏珍阁负责人后的一个星期，中国藏珍阁更名为皇家藏珍阁，他也成为第一任馆长。

藏珍阁初设于海牙Buitenhof 37号，1821年迁至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皇家藏珍阁的藏品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皇家收藏；二为早期荷兰省督关于荷兰历史的收藏；三则是十八世纪荷兰省督收藏或者由继承所得的与民族学有关的藏品。早期，范·德·卡斯德尔勒主导了大量典藏管理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藏珍阁的藏品不仅有作为皇室收藏的价值，其多样性能有更广义的阐释，其中民族志方面的特性尤甚。于是他主张将现有藏品分门别类，不再局限于中国，而是将目光与研究延伸到其他东亚国家，并提议将所有与爪哇岛有关的藏品并入皇家藏珍阁，想将其逐渐转变为一间民族学博物馆。在他的提案中有这样一句陈述，能极佳地诠释藏珍阁的性质是如何转变的：

“为了将不同国族历史中的共性、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和整个荷兰王国的历史联系起来，简而言之，需要建立一间民族学收藏馆。”

与此同时，荷兰海外势力的扩张以及与亚洲各国紧密的贸易关系，使得更多来自东亚各国的藏品进入馆内。得益于当时荷兰是唯一能与日本贸易的西方国家，皇家藏珍阁中增长最为显著的是日本藏品。随其发展，皇家藏珍阁渐次成为了一间以展现各地人文风貌为特色的博物馆。随后，来自布洛霍夫（1779-1835）、菲舍尔（1800-1848）以及西博尔德（1976-1866）的大量日本藏品也陆续进入藏珍阁。莱顿民族学博物馆之创办，与这一批日本藏品有直接关系，其中西博尔德是位关键人物。

范·德·卡斯德尔勒
图片来源：www.rijksmuseum.nl

西博尔德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西博尔德其实并非荷兰人，他出生于德国一个医学世家，后通过一位家族朋友的关系作为一名医生被送至荷兰东印度军队服务。西博尔德除了精湛的医术外，自身对动植物学、矿物学等自然科学也有浓厚兴趣，后来还在短时间内掌握了荷兰语和马来语，这些技能使得他获得了荷兰官方的青睐。1823年，继布洛霍夫后，西博尔德作为最佳人选被派往日本长崎，负责搜集更多有关日本的信息，寻找荷兰扩大在日贸易的可能性。

当时整个西方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只能在长崎海湾上的一个人造岛——“出岛”上进行，荷兰的贸易站便设于此，外国人也不能擅自离岛。西博尔德利用自己的医术和其他科学知识，很快获得许多直接与日本人交流的机会。因不被允许进行有偿的医疗服务，许多被他治愈的患者便通过赠送各式物品以表感谢——这成为西博尔德收藏的基础。在出岛期间，西博尔德收集了大量日本的日常生活用品、版画和各式手工制品，还有地图、动植物标本及种子，暗中陆陆续续运回欧洲，分置于荷兰与比利时等地。日本当局发现后，于1829年将西博尔德驱逐出境。

1830年，比利时爆发革命，西博德尔和家人迁居于莱顿拉彭堡19号宅邸中，其收藏也悉数转移至此并向公众开放参观。1836年，原本租赁的住宅被西博尔德购入。次年，荷兰政府与西博尔德签署了协议，西博尔德收藏成为皇家藏珍阁的一部分。藏珍阁馆藏空间因藏品数量激增而变得愈发紧张，于是藏品被分置于海牙Binnenhof 37号、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以及西博德尔宅邸三处场所。

1848年，西博尔德向荷兰政府提议筹建一间民族志博物馆来更好地安置与展示他的收藏，当然也包括布洛霍夫和菲舍尔的日本收藏，但过程曲折。一直到1859年，西博尔德荷兰国家日本博物馆在莱顿成立，时任荷兰国家古物博物馆的馆长李曼斯（1809-1893）成为继西博尔德后的第二任馆长，身兼两职。该馆后于1864年更名为荷兰国立民族志博物馆，同年迁至莱顿大学下属的De Hoge Woerd。

这一时期，随着荷兰海外殖民扩张与皇家及东印度公司官员有意识地收集、购置，来自亚洲与非洲，诸如印度尼西亚、西藏、新几内亚、苏里南等地的藏品进入馆藏，古物博物馆的部分藏品也并入民族志博物馆馆藏。随着展陈空间的日渐紧张，同时也因博物馆工作人员与学校职员之间关于博物馆的运作管理产生了一些分歧，De Hoge Woerd这一空间变得不再适用。

位于De Hoge Woerd的荷兰国立民族志博物馆（Rijks Ethnographisch Museum）旧影

De Hoge Woerd內的展陈空间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1883年，成立了68年的皇家藏珍阁关闭，其馆藏分流至两处机构。其中与民族学有关的藏品继续存留在民族志博物馆，超过千件的中国与日本陶瓷器由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前身，即荷兰国立艺术历史博物收藏。1935年，民族志博物馆成为国家级博物馆，更名为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并于1937年迁至当前的建筑中，即前莱顿大学医院主楼。2005年，再次更名为 Museum Volkenkunde，沿用至今。

前莱顿大学医院主楼，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于1937年迁至此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俯瞰图
图片来源：Hielco Kuipers

藏品与研究、展览和公共活动

·藏品与研究

目前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下属的四间博物馆，共有近四十五万件藏品，二十六万张照片和三十五万则纪录片与影像资料。

以民族学概念构建起来的藏品关联的是一个民族的起源、生活习俗、艺术以及宗教。所以在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可以参观到由各式日常用品、服饰、语言文字、绘画、手工艺品和宗教物件串连勾勒出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图谱和其独特的民族风貌。

国立世界博物馆下属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心负责所有藏品的研究工作，中心里的研究员本身也是四间博物馆各部门的典藏研究员。该中心提倡的跨学科研究，主张将历史遗产和当代议题相结合，既聚焦区域性研究，也注重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对藏品研究的影响。

·空间设计与展品陈设

整间博物馆有八个按地域民族族体划分的常设展厅，分别为非洲、亚洲、印度尼西亚、中美洲与南美洲、北极圈与北美洲、大洋洲、中国、日韩，还有一间日本佛堂与一个特展展厅。其中亚洲展厅呈现了诸如藏、蒙古、回、土库曼、印度等不同亚洲民族的文化。

博物馆平面图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展厅的设计方面，每间展厅的入口处会有一幅相应地区的地图和世界地图。地理是民族学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域分布对当地历史和人文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莫大的影响，因而地理信息的提供十分必要。此外，基本上每间展厅都有一整面墙为电子显示屏，大画幅的、与区域风貌或藏品有关的影像滚动播放。试想当参观者置身展厅，目光从陈列相对密集的展柜移开，走向下一个陈列柜或在展厅内随意走动时，仍旧被信息包围。从视觉上来说，由“小”的藏品移至“大”的影像，由静及动，也增加了参观体验的律动感。

展厅（一）
图片来源：graphicwalls.nl

展厅空间里的另一大亮点是背景音乐的使用。博物馆展厅内使用音乐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但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将背景音乐运用得恰到好处并为整个参观体验加分。譬如在日韩展厅里能听到幽幽地日本和乐，大洋洲展厅内播放着原住民的音乐，亚洲展厅里则有游牧民族的长调。

馆内展陈设计的特色在展柜和展签上。首先是馆内大部分展柜都没有靠墙，错落有致，因而能从不同角度看到藏品细节。其次大部分展柜中并没有藏品标签，所有信息都在展柜前的触控显示器中，参观者可自行查阅。将藏品标签数字化这一举措，其实会影响到整间博物馆对藏品的诠释和观众的沟通方式。但在藏品陈列的密度较大的情况下，这种设计不仅能最大程度利用空间，还能在视觉上保持清爽，不会令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因大量信息而过快地产生倦怠，也让展柜内的空间活跃起来。触控显示器的不足之处在于会给参观体验带来“卡顿”，当你看到一件感兴趣想深入了解的藏品时，需要走到显示屏前，用触控笔查询信息，而非一眼就能瞥见展签。

展厅（二）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展厅（三）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展厅（四）
图片来源：graphicwalls.nl

展厅（五）
图片来源：www.dearchitect.nl

1920年放置在拉彭堡室外花园里的五尊佛像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现今馆内有一个独立的佛堂来展示这五尊佛像
图片来源：Harm Joris ten Napel

· 展览回顾

以下筛选了从2011年至2020年疫情全面爆发前的部分展览海报。可以见到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选题从始至终都立意在展现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人”这一主题。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 无障碍设施与语言协助

整间博物馆都设置为自动门且所有通道都可无障碍通行。有些遗憾地是有小部分藏品介绍仅为荷兰语。

· 公共教育活动

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旨在“激发人们对世界的开放态度，并帮助塑造一个全球化的社区”，所以其公共活动也都贴合这一理念。曾举办了毛利、巴厘、日本等文化周，还有一个名为“世界文化节”的系列活动。通过音乐会、市集、手工制作等形式用多彩各异的文化使人们凝聚起来。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博物馆一直在推行各种亲子教育活动以及与儿童、青少年的互动，增加参观的趣味性。展厅内张贴了许多互动标识，每间展厅入口处也提供印章可以收集到专用的小册子上。除了常规的学校团体导览外，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还提供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教育与实践活动，疫情期间推出了线上学习专用素材包与影像资料，内容涵盖了不同文化和全球化化背景下人口流动伴随的跨文化交流。包括汉字的专题介绍、关于殖民统治和奴隶制的当代讨论与反思、巴西狂欢节、伊斯兰文化与开斋节等。

图片来源：www.volkenkunde.nl

未完待续...

▶ 人物名中英文对照表

莱佛士爵士（1781-1826）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威廉一世（1772-1843）William I Frederick

罗伊（1737-1807）Jean Théodore Royer

范·德·卡斯德尔勒（1767-1845）Reinier Pieter Van de Kasteel

布洛霍夫（1779-1835）Jan Cock Blomhoff

菲舍尔（1800-1848）J.F. van Overmeer Fisscher

西博尔德（1976-1866）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李曼斯（1809-1893）Conradus Leemans

▶ 参考文献

Effert, F. R., 2008. Royal Cabinets and Auxiliary Branches: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816-1883. Leiden: CNWS Publications.

Van Campen, J., 2008. A Chinese Collection in 18th Century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The Conversion of Connoisseurship on the Imperial Antiquities" in October 18th-20th 2018, Taipei.

Visser, H.F.E., 1947. Asiatic Art in Private Collections of Holland and Belgium. Amsterdam: De Spieghel.

曾肅良，〈華夏文物在荷蘭-從荷蘭亞洲文物藝術之友協會談國立博物館(The Rijksmuseum)的中國文物收藏〉，《美育雙月刊》，No. 116，2000.7，頁46-51。

朱龍興，《典藏亞洲——荷蘭的亞洲文物收藏簡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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