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关于剩男的几个因果关系

上一篇文章我们讲到，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当前中国男女性别比相当失调，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多万，适婚年龄的男女性别比也大致如此。中国婚姻市场上有着大量的“剩男”。

但是，既有“剩男”，为何还有“剩女”？“剩男”“剩女”们又会怎样影响社会呢？

婚姻挤压是怎么回事？

当社会中男女性别失衡，就会出现“婚姻挤压”现象。

所谓性别婚姻挤压，较为一致的定义是：“在一夫一妻制前提下，婚姻市场中供需失衡，即某一性别人口与可以选择的异性人口比例失衡，导致了部分男性或者女性无法按照普遍的偏好择偶，出现成婚困难，这一现象即为婚姻挤压”。

简单地说，有一部分人太多了，找不着对象，所谓“无法按照普遍的偏好择偶”，就是你喜欢上别人，但是喜欢她的人太多了，你太“普遍”所以择偶“偏好”没法执行。

当然，我们说的“一部分人”也不见得就是男性。婚姻挤压其实有多个维度。

通常我们所见的是“阶层挤压”。阶层是个宽泛的概念，包括经济收入、文化素养等等。在婚姻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通常都会倾向于选择文化水平高、收入水平高或者是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作为配偶。这就使得那些相对来说处于“低阶层”的人成了挤压对象。

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所谓“学历挤压”等。“学历挤压”是指，就对于结婚对象的选择情况来看，通常男性会选择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为配偶，而女性则反之。这种选择倾向会造成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以及较低学历的男性承受较大的挤压。

整体而言，我们则会看到“地域挤压”。即有一部分处于适婚年龄的男性或女性不得不离开其生长的地域范围而到其他地域去寻找配偶。

婚姻挤压与性别失衡是什么关系？

而多种“婚姻挤压”往往会交织在一起，形成综合性的婚姻挤压。

从地域挤压来看，其中还有明显层次，第一层是“城-城”挤压，即生活在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社会公共服务完备、生活水平较好的城市的人到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的城市去寻找配偶；第二层是“城-乡”挤压，即在生活在城市内的适婚年龄人员到临近的农村寻找配偶；第三层次是“乡-乡”挤压，即乡村地理位置优越，家庭生活条件好的乡村人口到相对差一点的农村寻找配偶。

尽管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里高速发展，国家也非常注重共同富裕问题，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承认，现今不同地区、城市的不平衡仍然比较明显，而城乡间的差距仍然较大。

因此，在性别婚姻挤压中，除了阶层挤压迹象，还会有相当明显的地域挤压模式。即越是地域偏远、经济条件差、生活条件不理想地区的农村男性，越是难以找到对象、进入婚姻生活。

此时，大家又会发现，性别比失衡的情况本身也有地域特征，即会受到思想保守、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教育水平等的影响。所以，传统农村经济正因为更加有需要男性劳动力的动因，农村社会也更加有“没有儿子抬不起头”的人际关系氛围，当地如果经济发达程度较低、地理位置偏远，则更容易导致教育水平低、思想保守，带来性别失衡严重。

也就是说，总体而言，婚姻挤压的最底层，恰恰本来就是性别失衡最严重的地方，因而加剧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困境。

“光棍”究竟是乡村传统伦理瓦解的原因还是结果？

性别失衡会带来什么，不少研究都有所描述。

有些研究发现，16-25岁的人口性别比对犯罪水平有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性别比每提高0.01，暴力和财产犯罪上升约3%，即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对暴力和财产犯罪的增加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因此，性别比的失衡造成大量适婚男性青年无法成立家庭，承受身心的双重压力，长此以往甚至可能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光棍”其实并不多，即使有光棍，往往也是道德边缘人成为光棍。梁漱溟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性和道德性构成村庄评价体系的基本特征”。

今天，我们讨论的光棍，其实也是中国乡村嬗变中的一个现象。对于乡村居民而言，旧有的观念习俗仍然存在，比如一些男青年亦有机会去富裕些的地区或人家“入赘”，但这种方式普遍受到家族和邻里的排斥，从而使其失去一些“替代性”婚姻机会。而旧有的宗族、家族帮扶力量又几乎已经消亡，过去由宗族力量帮助大家组建家庭的时代已经不见，甚至家庭中儿子们互相帮扶的景象也被结婚了就赶紧分家所替代。

光棍大量出现，本就是传统乡村伦理评价体系在瓦解中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一说“没结婚”就说“没有钱”？

当前，一说到光棍，似乎更多是经济贫困型光棍。一说到“没结婚”，“剩男”们都会表示，因为“没有钱”。

找不到对象未必是因为“没有钱”。不过，在婚姻挤压下，“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一些研究都发现，由于结婚后男女双方在家庭内部的收益分配通常是依据习俗而定，可能偏离各自在市场上能够得到的“均衡价格”，那么在市场上占据优势的一方就可能在婚前将这些“差价”一次性收取过来。

这里面有三个要素，一是婚后的收益分配，一是婚后的市场“价格”，一是婚前（后）的市场优势。三要素的落差就是婚前的“差价”。

如果婚后收益很大，大于自己的市场价值，大抵就不太需要“彩礼”“嫁妆”，比如普通人“傍大款”。当然，如果不是普通人而是“明星”，存在市场优势，可能还是需要婚前“差价补偿”如房产、资产等。

如果婚姻收益不大，但自己婚后市场价值更小，因为习俗等原因也不存在优势，比如印度新娘，那就要先补上“差价”，没有嫁妆嫁不出去。

如果双方婚后收益分配和市场价值对等，双方优势也均等，就不太需要什么婚前“差价补偿”。在发达经济现代社会中大抵如此。

那么，如果婚后收益很“传统”，而市场价值认定已经比较现代，比如女性的相对教育水平大幅度上升后，男性与女性在婚前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婚后的婚姻收益分配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加上数量上的“剩男”劣势，在婚姻匹配中男性可能会通过购房或者其他的资产形式来对女性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的提高进行补偿。

这就是“天价彩礼”的基础。

后记

“剩男”似乎是一种人口结构上的现象而已，人多了，故剩下了。剩下了，故有了许多问题。

但究其根本，又似乎不完全如此。

有些问题，或不应该简单地刻定一种因果关系。

究竟是社会还是自我的选择带来婚姻挤压？

究竟是“剩下的”光棍变成了道德边缘人，还是道德边缘人更容易被“剩下”？

究竟是“彩礼”造成了婚姻不平衡，还是婚姻不平衡造成了“彩礼”？

由此可见，“剩男”除了人口绝对多数的表面原因，还存在多层次的社会、传统、观念等原因。

这可能也是有了剩男还是有剩女的缘故。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